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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和行走是美的两只脚，现在可能有人不读书，但是却没有人不旅游。但旅游也需要学习，康德说：“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能看到多少，而在于看了这么多之后想些什么。现在中国人经济条件好了，经常到处旅游，但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懂得旅游的真谛，本身没能享受到旅游的乐趣。
日本有个叫松尾芭蕉的诗人，写了一部游记《奥之细道》，记录了1689年他巡游日本奥州北陆的过程，日本人深受这部作品吸引，纷纷仿照他的行程进行旅游，“奥之细道”至今仍是人们热爱的路线。这条旅游路线本身拥有美景，又有文学色彩加持，更显魅力。
这个例子很有意义，“奥之细道”是客观存在然后被松尾芭蕉发现的，还是他自己建构的？其实，人人心中所有，人人足下所无，而他的建构令人信服。
爱美就一定知美吗？未必。风景都是建构出来的，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风景，因此眼光很重要。我们总受到旁人耳濡目染，因此，阅读是一个方面，阅历也是一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误读。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常识的错误，在这方面常常会被导游误导。
比如，青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青藏高原？其实它有三种不同的美。如果走青藏线，从拉萨到西宁，就地貌、气候、植被、动物、家畜、耕作方式、民居、民族等因素而言，相当于去了一趟西藏，又去了一趟新疆，还去了一趟甘肃和陕西。所以青海是一个需要用心品味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这种强烈的变化，对青海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过去我们一直把青海笼统地划在青藏高原的范围内。一提起青海，人们想到的就是青藏高原，其实这仅仅是青海几副面孔中的一种。
就大尺度的自然区域而言，整个中国可以分为三大区域，而青海是这三大自然区的缩影，这是其他省区所不具有的。地理学家将青海划分为三大自然区：青南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并提出这样的观点：青海是中国三大自然区交汇处，青海湖就是交汇点。这三个自然区恰恰形成了青海省的三个海拔平台：西宁是一个两千多米海拔的平台，民族众多，文化灿烂，是农耕文化的代表；翻过日月山就是三千多米的平台，一派牧业区景象，牛羊成群，地势开阔；青藏高原是四千多米的第三个平台，自然景观以“大”为特征。所以青海有三条风格迥异的旅游精品线路，第一条是以三江源头为主的青海南线，可以看辽阔丰美的天然草原、亘古的雪山、原始森林；第二条线是以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为主的西线，可以看茫茫戈壁、盐湖；第三条是以门源、祁连风光为主的北线，能看到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还有万里油菜花海。
因此，要有一定的相关常识，才能读懂自然地理，才能知美。比如成语有“暗送秋波”、“秋水盈盈”、“望穿秋水”、“秋水伊人”，这是对于秋天的水波清澈的发现，也与中国的独特气候有关。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一到夏季，河流汹涌，主要靠雨水来补充，难免泥沙俱下，河水自然就浑；到了秋季，降水减少，河流不再汹涌，靠的是地下水或者冰川融水，其中自然泥沙含量减少，因此也就变得清澈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的误会，我们受此影响比常识错误还要大。写游记如果掉进了历史谬误陷阱，文章再动人，议论和感慨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比如长城。中国人对长城很崇拜，宣称“不到长城非好汉”，甚至有“在太空中能看到长城”的说法，当然这一点已经被证伪。大家一直认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但如果抛开旁人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仔细去看长城本身，回顾它的历史，就会发现长城在历史上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历数秦以后的各朝各代，汉朝是靠“和亲”不是靠长城；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轻易地就越过了长城；唐朝强盛，少数民族千里来归，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元、清，干脆就是长城外的民族越过长城统治了中原。
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建筑隔阻而强盛的。也因此，李世民、顾炎武都批评过长城，唐朝诗人也普遍不太推崇长城。应该说，如今的中国有两条“长城”，一条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一条是中国人心中的“长城”。国歌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长城”是后者，它的意象才真正是雄伟的，而旅游者往往会把意象中的长城叠加在真实长城之上。
再比如京杭大运河。它在技术上是伟大的，沟通了东西向的五大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与它们发生了五次“十”字大交叉，通过一处处船闸调节水位高低，造成水往“高”处流。但是，从历史来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实是为了把最富庶的地区围起来，营造他心目中理想的领土，把比较贫瘠的土地拒绝在外，这同样是缺乏器量的规划。
第三个问题是审美的不同。从美学角度去看事物，一般来说，要垂直于地面的才是美的，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少，甚至离开地面，一般被认为有圣洁感，圣洁是美的；而水平于地面的缺乏圣洁感。比如芭蕾舞，追求与地面的极小接触，显得轻灵。以人体雕塑为例，应该是“稍息”的体态比“立正”更美，因为显得更自然，古希腊雕塑多是“稍息”的，身体有许多侧面，而像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的雕塑大多是“立正”体态。
难道中国缺乏美吗？当然不是，我们有时对中国的美的了解是片面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黑龙江的爱辉（今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划了一条线，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把我国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部分，胡先生发现我国人口分布和国土面积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律：这条线的西北有着64%的国土面积，但只有4%的人口；而东南36%的国土上，却分布着96%的人口。假如把这段话中的“人口”一词换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就会发现又一条规律诞生了，5批17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多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西部的美，往往被忽视。
首先，古人较少欣赏极高的山，古代享有盛誉的五岳、黄山，都是中低山；其次，较少欣赏雪山与冰川之美。杜甫在成都住了几年，从没去看川西大雪山，只留下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岷山的主峰海拔5588米，有永久积雪和冰川的极高山雪宝顶，李白也曾经住在附近，但似乎也没有兴趣提起；两位大诗人歌咏过无数名山，但都是东部相对低的山头。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已经来到玉龙雪山脚下：“雪山一指竖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也。”但他却停下了脚步。
再说湖。古代诗人们有一些写湖的名篇，但仔细琢磨，他们往往写的是湖上的月、湖边的秋、看湖的人。古人欣赏湖，往往是把湖当作一个舞台，看上面演的戏，对湖本身的美较少涉及。原因是古代诗人都生活在东部低海拔的平原地区，这里的湖，和西部的湖相比，透明度和色度都一般，只好以湖为背景抒情感怀。其实，古代中国人大多没去过西部也没有见过西部的湖，中国最美的湖在西部的高山和高原上。湖，真正的美应该在透明度和色度上。西部的湖，不需要任何背景，它本身就可以吸引人。
而山也如此，东南部大部分景区虽然游人如织，景色美则美矣，也能够愉悦人，但却并不能令人叫绝，因为它们大多比较单一。在自然地理学上，把山地自然景观及其组成要素随海拔高度递变的规律性称为“垂直地带性”；把受垂直地带性控制的各自然要素，依海拔高度组合排列所形成的大致平行等高线的分带景观，称为“垂直自然带谱”。看山，要看它有几个带谱。贡嘎山是7个，峨眉山是3个。构成带谱的景观变化以气候和植物最为直观，带谱多，气候和植物才气象万千、琳琅满目，也才更美。
从这个角度讲，东南的山川其实不如西部，可惜，我们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也不懂得去欣赏。
（摘编自《南京日报》2012年4月19日）
潘知常，1956年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
日本有个叫松尾芭蕉的诗人，写了一部游记《奥之细道》，记录了1689年他巡游日本奥州北陆的过程，日本人深受这部作品吸引，纷纷仿照他的行程进行旅游，“奥之细道”至今仍是人们热爱的路线。这条旅游路线本身拥有美景，又有文学色彩加持，更显魅力。
这个例子很有意义，“奥之细道”是客观存在然后被松尾芭蕉发现的，还是他自己建构的？其实，人人心中所有，人人足下所无，而他的建构令人信服。
爱美就一定知美吗？未必。风景都是建构出来的，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风景，因此眼光很重要。我们总受到旁人耳濡目染，因此，阅读是一个方面，阅历也是一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误读。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常识的错误，在这方面常常会被导游误导。
比如，青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青藏高原？其实它有三种不同的美。如果走青藏线，从拉萨到西宁，就地貌、气候、植被、动物、家畜、耕作方式、民居、民族等因素而言，相当于去了一趟西藏，又去了一趟新疆，还去了一趟甘肃和陕西。所以青海是一个需要用心品味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这种强烈的变化，对青海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过去我们一直把青海笼统地划在青藏高原的范围内。一提起青海，人们想到的就是青藏高原，其实这仅仅是青海几副面孔中的一种。
就大尺度的自然区域而言，整个中国可以分为三大区域，而青海是这三大自然区的缩影，这是其他省区所不具有的。地理学家将青海划分为三大自然区：青南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并提出这样的观点：青海是中国三大自然区交汇处，青海湖就是交汇点。这三个自然区恰恰形成了青海省的三个海拔平台：西宁是一个两千多米海拔的平台，民族众多，文化灿烂，是农耕文化的代表；翻过日月山就是三千多米的平台，一派牧业区景象，牛羊成群，地势开阔；青藏高原是四千多米的第三个平台，自然景观以“大”为特征。所以青海有三条风格迥异的旅游精品线路，第一条是以三江源头为主的青海南线，可以看辽阔丰美的天然草原、亘古的雪山、原始森林；第二条线是以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为主的西线，可以看茫茫戈壁、盐湖；第三条是以门源、祁连风光为主的北线，能看到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还有万里油菜花海。
因此，要有一定的相关常识，才能读懂自然地理，才能知美。比如成语有“暗送秋波”、“秋水盈盈”、“望穿秋水”、“秋水伊人”，这是对于秋天的水波清澈的发现，也与中国的独特气候有关。因为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一到夏季，河流汹涌，主要靠雨水来补充，难免泥沙俱下，河水自然就浑；到了秋季，降水减少，河流不再汹涌，靠的是地下水或者冰川融水，其中自然泥沙含量减少，因此也就变得清澈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的误会，我们受此影响比常识错误还要大。写游记如果掉进了历史谬误陷阱，文章再动人，议论和感慨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比如长城。中国人对长城很崇拜，宣称“不到长城非好汉”，甚至有“在太空中能看到长城”的说法，当然这一点已经被证伪。大家一直认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但如果抛开旁人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仔细去看长城本身，回顾它的历史，就会发现长城在历史上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历数秦以后的各朝各代，汉朝是靠“和亲”不是靠长城；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轻易地就越过了长城；唐朝强盛，少数民族千里来归，长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元、清，干脆就是长城外的民族越过长城统治了中原。
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建筑隔阻而强盛的。也因此，李世民、顾炎武都批评过长城，唐朝诗人也普遍不太推崇长城。应该说，如今的中国有两条“长城”，一条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一条是中国人心中的“长城”。国歌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长城”是后者，它的意象才真正是雄伟的，而旅游者往往会把意象中的长城叠加在真实长城之上。
再比如京杭大运河。它在技术上是伟大的，沟通了东西向的五大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与它们发生了五次“十”字大交叉，通过一处处船闸调节水位高低，造成水往“高”处流。但是，从历史来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实是为了把最富庶的地区围起来，营造他心目中理想的领土，把比较贫瘠的土地拒绝在外，这同样是缺乏器量的规划。
第三个问题是审美的不同。从美学角度去看事物，一般来说，要垂直于地面的才是美的，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少，甚至离开地面，一般被认为有圣洁感，圣洁是美的；而水平于地面的缺乏圣洁感。比如芭蕾舞，追求与地面的极小接触，显得轻灵。以人体雕塑为例，应该是“稍息”的体态比“立正”更美，因为显得更自然，古希腊雕塑多是“稍息”的，身体有许多侧面，而像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的雕塑大多是“立正”体态。
难道中国缺乏美吗？当然不是，我们有时对中国的美的了解是片面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黑龙江的爱辉（今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划了一条线，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把我国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部分，胡先生发现我国人口分布和国土面积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律：这条线的西北有着64%的国土面积，但只有4%的人口；而东南36%的国土上，却分布着96%的人口。假如把这段话中的“人口”一词换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就会发现又一条规律诞生了，5批17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多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西部的美，往往被忽视。
首先，古人较少欣赏极高的山，古代享有盛誉的五岳、黄山，都是中低山；其次，较少欣赏雪山与冰川之美。杜甫在成都住了几年，从没去看川西大雪山，只留下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岷山的主峰海拔5588米，有永久积雪和冰川的极高山雪宝顶，李白也曾经住在附近，但似乎也没有兴趣提起；两位大诗人歌咏过无数名山，但都是东部相对低的山头。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已经来到玉龙雪山脚下：“雪山一指竖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也。”但他却停下了脚步。
再说湖。古代诗人们有一些写湖的名篇，但仔细琢磨，他们往往写的是湖上的月、湖边的秋、看湖的人。古人欣赏湖，往往是把湖当作一个舞台，看上面演的戏，对湖本身的美较少涉及。原因是古代诗人都生活在东部低海拔的平原地区，这里的湖，和西部的湖相比，透明度和色度都一般，只好以湖为背景抒情感怀。其实，古代中国人大多没去过西部也没有见过西部的湖，中国最美的湖在西部的高山和高原上。湖，真正的美应该在透明度和色度上。西部的湖，不需要任何背景，它本身就可以吸引人。
而山也如此，东南部大部分景区虽然游人如织，景色美则美矣，也能够愉悦人，但却并不能令人叫绝，因为它们大多比较单一。在自然地理学上，把山地自然景观及其组成要素随海拔高度递变的规律性称为“垂直地带性”；把受垂直地带性控制的各自然要素，依海拔高度组合排列所形成的大致平行等高线的分带景观，称为“垂直自然带谱”。看山，要看它有几个带谱。贡嘎山是7个，峨眉山是3个。构成带谱的景观变化以气候和植物最为直观，带谱多，气候和植物才气象万千、琳琅满目，也才更美。
从这个角度讲，东南的山川其实不如西部，可惜，我们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也不懂得去欣赏。
（摘编自《南京日报》2012年4月19日）
潘知常，1956年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