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短期内可以推动就业与产出,稳定经济。其无效不是一般情况,而是特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人能自信地说,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能够确保一条通往全球繁荣的坦途。“一战”战时通货膨胀、战后通货紧缩,而20世纪20年代,北大西洋两岸几乎一半国家都经历了持续通胀,剩下一半则几乎都经历了通缩和高失业率。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的繁荣?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看上去不再有效,这一问题占据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这也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经济学发展最富成效的阶段,而其成果多出现在英国——在那里,由于历史原因,经济政策的问题与矛盾是最尖锐的。
　　
　　第一个问题,是汇率与经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汇率贬值能提高出口,推动就业。但在给定的就业水平上,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三种渠道消减经济繁荣:第一,减少商品出口所能换来的进口;第二,降低政策可信度,影响投资者把工厂设在该国的意愿;第三,竞争性贬值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变成“负和博弈”,削弱全球繁荣。最终,英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维持在一个与“一战”前预期相当的高估的水平上。
　　
　　这种对汇率政策的承诺,导致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经济学最古老的真理之一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政策运用的限制,中间偏“左”的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者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讨论,政府应运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出口由国际竞争和汇率决定,投资由利率水平决定,于是可变的需求来源就只剩下政府开支或消费(可通过减税来推动),二者都需要政府承担显著的赤字。
　　
　　英国保守派经济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多与英国财政部有关,或是财政部职员,因此其看法以“财政部观点”(Treasury View)闻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效。如果政府增加购买,并通过借贷来融资,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将缩减,从而私人投资下降,并与政府购买的增加等量。如果政府通过减税或退税推动消费,则要么为退税或减税融资的借贷将减少私人投资,要么政府购买减少,从而抵消消费的增加。总之,净效益为零。
　　
　　从今天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财政部观点”错在哪里。观察的起点在于,有效的私人投资并不总是被储蓄所限制。在国民收入账户中,投资的确等于储蓄,但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把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都作为“投资”——事实上,它并非生产性投资。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不会引起私人投资减少,而是会代替那些没有需求的、非生产性的和计划外的存货。
　　
　　让我们看看,当生产性私人投资低于储蓄时,政府介入将发生什么。假定2009年3月,政府突然借来一些钱——从而减少了储蓄——额外买了些东西。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定义下,储蓄还是会等于投资,因为此时储蓄下降,但投资也下降了,因为企业卖出了额外生产的东西,存货不会上升。此时,生产性投资并未受到影响。
　　
　　接下来,2009年4月又会发生什么?如果3月存货增加,企业将减少4月的雇员和生产。而如果3月政府进行借贷并采购,那么企业的存货不会增加,4月企业就不用减少雇员,压缩生产。于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
　　
　　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政府财政政策无效不是一般情况,而是特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才是无效的。一种是充分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名义总开支上升,但充分就业意味着,更高的开支将立刻提高价格和工资水平,从而导致通胀,而不是让更多人得到工作。第二种情况是现金余额已经处于不能再减少的最低限度,以至于如果政府不印刷更多货币,在技术上就不可能实现更多的交易。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阐述和捍卫过“财政部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同意,他们之前的观点是错的,英国的情况远非这两种特例。
　　
　　讨论这一段80年前的历史,价值何在?现在,许多人反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是基于一个缜密的信念,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成本的确高于其短期收益;而是基于一个草率的观点,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本不存在短期收益。
　　
　　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说:“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卡尔·马克思也写道:“历史总在重复自己,第一次重复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希望我们这次重复的,仅仅是80年前的那场争论,而不是某些观点取得胜利所导致的后果——那就是“大萧条”本身。■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