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有“中国式”，生意也是。至少有两类生意很有中国特色。
　　第一类生意乍一看不大起眼，比如莆田的医疗帮、木材帮、福建钢贸帮、沙县小吃这种“乡亲们的生意”；再比如中小企业培训、中小学一对一补习班、洗脚、楼宇广告、地下钱庄等等中国有、世界无的生意。作为产品，它们很初级，但却又都是不折不扣的暴赢生意。
　　这类生意的道德瑕疵和伦理争议也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广告会让你不胜骚扰，“大师”会让你想到传销，洗脚前些年还脱不了黄字，但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贴地生存有深厚土壤。很简单，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消费水平比较低，所以有一些基本而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医疗、教育、贷款，这三方面民生需求强烈但又被垄断，这就会导致出现一些市场性的供应公司。它们找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需求，但去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草根性甚至地下性；它们虽然卑微非主流却有着顽强生命力。
　　这些非主流的暴赢生意，可以说是商业世界的“野孩子”。
　　我特别想说的是另外一类中国特色生意。它们与这个国度肆意扩散的公权力关系密切，身份隐秘，钱也赚得很邪门。它们是中国商业的“坏孩子”。
　　比如荣大打印，90%中国的券商都得去那里打印上市申报材料；比如英语考级网站，所有的四六级考生都必须通过一个网站去报名，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公务员培训生意、出租车生意、停车场生意、保安生意、物业管理公司生意乃至身份证查询生意、地沟油生意，或大或小都属于这一类。围绕各种城市公用事业和垄断国企，这样的“坏孩子”生意还在不断蔓延。
　　出租车在全世界都是低端生意，但在中国，没有政府的牌照你做不了，于是它就成了高端生意；民工就可以做路边停车场的看守，四肢健全的成年男子都可以去当保安，这样的行当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但停车场和保安公司在很多城市却成了一般人不能做的高回报产业；你也不要小看地沟油，它看起来是一群小人物，一群“鼠贼”在做，但实际上，它的背后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链条，它和其他特权生意一样是“拼爹”的生意。
　　经常有VC跟我抱怨说看不懂中国市场，看不懂“中国式”的生意。不要说特权生意，就是一些看似正常的中国式大生意，其实也是走不出去。美国人会质疑分众，质疑360，因为在他们那里，这样的生意并不存在。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决定的。一些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却不了解中国这种一半垄断一半草根的特殊环境，最后只能黯然收场。
　　“野孩子”和“坏孩子”，是中国独特商业生态中的“异种”。我相信，假如政府向民间开放教育、医疗、金融、城市公用事业，假如去年央行向民间支付公司大批发放牌照的举动变成常态，那些“野孩子”是有可能变成“好孩子”的；反之，那些本身就是权力和垄断寄生物的“坏孩子”，很难变成真正的“好孩子”。假如要说“原罪”，“坏孩子”的原罪远远大于“野孩子”。
　　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生存的国度里，疯长着那么多的“野孩子”和“坏孩子”，哪怕是耐受性超强的中国百姓。创业创新的价值应该是普世性的，不应该有什么中国式的商业创新。美国创业者善于把普通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改进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并推展到全世界，而中国的创业者除廉价制造品外很少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推出国门。这其中当然有发展阶段差距上的原因，但我们不能把一切归于发展阶段。
　　让人欣慰的是，在80后、90后创业者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中间，已经出现一些普世性创新因素（见本期杂志关于海豚浏览器创始人杨永智和触宝输入法创始人王佳梁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