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会假定，进入常青藤和顶尖私立大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样归因的道理在于——这些学校每年的学杂费（2011—2012学年为52,000美元以上）基本上等于一个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进帐”（2011年为49,000多美元）。像哈佛，加上生活开支和其他费用，上一年学得花差不多56,000美元。显而易见地，只有富人才有财力把子孙送进“名门”，对吧？
　　
　　那是我过去的想法，也是我在美国任何地方（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的地方）遇到的人的想法。事实上，没有比这种想法更离谱的了。2003年我被6所大学（其中5所是精英私立大学）录取时，哈佛给我的父母提供了最慷慨的经济资助“礼包”，尽管他俩各自的薪资都高于平均水平（两份薪资一个孩子）。人们知道我的资助时总觉得意外，但考虑到哈佛的财政资源（拜托！320亿美元的大学捐赠！），给我资助又算得了什么奇闻呢？直到毕业前，我都没怎么细想过这些钱“从哪儿来”，学校也没向我们解释过这些钱“到哪儿去”，只说自己很有钱——即便作为给哈佛招了四年生的人，我也没捞到过一句解释。当你的学校富可敌国（这不是夸耀，是真的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还要有钱）时，为什么还要质疑哈佛的慷慨资助呢？
　　新英格兰
　　美国名校聚集之地，是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美国的6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
　　我以前一直以为，哈佛给在校生的经济资助是从巨额捐资中“拔”出的“一毛”，我到读研上高等教育课时才恍然大悟：哈佛是不能动捐赠资金的，它们相当于大学的一个受限储蓄账户，平时攒利息，在“万一”情况出现时提供紧急资金。哈佛各学院用于经费预算和经济资助的钱跟捐资是分开的。还有，哈佛本科学院的经济资助大多来自校友！我简直不敢相信。更吃惊的是，高额的40,000美元学费其实比哈佛提供一年本科教育的实际总花费要低。是的，我再说一遍：40,000美元学费标价低于学费的实际价值。低价的原因是？校友支持！
　　
　　你可以想象，教授解释学费构成时我的豁然顿悟。过去的一切现在都说得通了！且让我把故事时间往回倒一点，“穿越”到我刚读本科的时候。
　　
　　 The past can’t be rewritten, but it can make me stronger. I’ll be thankful for every change, every heart break and every scar. 过去无法重写，但它却让我更加坚强。我要感谢每一次改变，每一次心碎，每一块伤疤。
　　
　　 Remember that happiness is a way of travel, not a destination. 请记住，幸福不是目的地，而是行进中的漫漫旅程。
　　
　　大一开学没几周时，父母给我打电话进行“每日例查”（这例查往往一天好几回）。在问到“同学们怎么样”、“喜欢你的室友吗”之余，他们提到哈佛寄送了新生班的消息和一封哈佛本科生家长基金的信。“那是什么？”我问。他们说是一个希望以捐赠来支持我的教育体验的请求。“那就太傻了”，我说，“你们都已经为我付过学费了。”但父母无论如何还是给了。“我们很高兴你在哈佛，我们想支持你的学校。”他们说。
　　
　　不久以后，他们开始每年一两次地接到哈佛学生打的电话。我父母总会掏钱。没有很多，但却是定期的。他们从不间断，我在校时是这样，毕业以后还是。与此同时，我就优哉游哉地不用给学校捐我根本还没有的钱。唯一一次是大四时的“毕业班学生礼物计划”（Senior Gift Initiative）。这是我们学院的一项传统，每个毕业班都会赠予学校一份“礼物”——钱。这既有象征意义（表达我们的感激），也很实在（可以用于学生项目和经济资助）。回想起来，这也是一次让校友习惯捐钱观念的绝佳培训。我父母热衷支持，最后我赠了一笔钱来帮助一位贫困学生。这个活动因为少许竞争意味（我们能比2006届捐得多吗？我们能比2006届让更多学生参与吗？）以及少许声誉因素（有不同的捐赠“等级”，捐得越多，得到的等级越高）显得有趣。这就是我从2003年到2011年的全部捐赠。
　　毕业以后，我几乎就没想起过给学校捐款。我在国外拿的是“非营利”薪水，根本没有余钱。再加上我总觉得捐钱是有了很多钱和职业更稳定时的事，“当我十年后能捐2,000美元的时候，为什么要现在捐20美元呢？”我想。哈佛依然坚持给我的双亲寄信、杂志和最新信息，并且，由于我留联系地址时填的是父母的住所，哈佛就寄双份。我没想起来更新自己的联系信息，所以在巴黎和北京时从没接到过捐钱的电话。而另一方面，我妈就得应付两“套”电话。可怜的爹妈！即便在偿还亲爱女儿的学费贷款时，还继续起劲地捐钱。我有内疚感，但总对自己说，当我负担得起时，我要捐很多。
　　
　　你可能会奇怪，即便负担得起，为什么就要给学校捐赠？你和父母不是已经向大学付过学费了吗？我不能代表其他哈佛校友回答，但答案于我是清晰的。本科四年对我的成长，以及一些最强的能力与性格的发展是重要的。我并非一直快快乐乐，也会是首先指出哈佛经历并不那么美好的校友；但我的评价是，如果没有在哈佛所交的那些朋友，没有在哈佛所承担的那些领导角色，没有哈佛提供的国外实习与旅行，我绝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所有皆因哈佛而成为可能。就像我坚信应通过志愿活动回馈社会，我同样坚信要回馈母校——你可以把它称作一种责任；但我也可以在此做“免责申明”，父母既然给我付了学费，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不欠哈佛什么。一些身负贷款的毕业生离校后不那么愿意捐赠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时间切换回今天。我一直以来都有因个人责任感而产生的回馈意愿，但当我发现校友提供了学生经济资助外，还提供了更低的学费价格时，我意识到自己大大低估了我的支持所能提供的力量。哈佛教育的特性，最基本的各种项目，以及最特别、最独特的那些项目，使得哈佛的实际成本比40,000美元的标价学费要高——这个价格成为可能是源自校友的慷慨。回馈母校是如此“给力”，如此必须，远非一种象征性表示或个人责任感。它构成了大学的生命线。
　　当然，我现在是做大学融资咨询的专家，了解经费筹措的运转。我上一个客户是威斯康星的一个地区性小型大学。虽然它的筹资运作与哈佛超强的“筹资机器”毫无相似之处，但却加深了我对基于个人、机构和政治原因而向母校捐赠的理解。人们因情感原因而捐赠——因为他们热爱大学时光；人们因个人满足而捐赠——因为他们乐于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通讯中和牌匾上；人们因个人影响而捐赠——因为他们喜欢听到在校生谈起校友捐赠如何使自己的经历成为可能；人们因机构原因而捐赠——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公司赞助母校的一个项目或一届学生；人们因个人私利而捐赠——因为他们希望捐钱有助于孩子今后更容易上母校。人们因以上种种原因而捐赠，但共同的是，这些人捐赠是因为他们在意某事。
　　在威斯康星最后与高校客户在一起时，我开始去想，我在意的是什么？我想到过课外活动、教授、美丽的宿舍与教室、一直都有的免费食品和饮料。这时，我想到了学生。我想到我的同学们，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那些家境殷实的，那些来自海外、家庭收入在美国得算在贫困线以下的同学们。我想到了申请哈佛的低收入少数族裔家庭的学生，他们连公立大学都负担不起。很显然，我会因为关心入学的可负担性而捐赠。我被教导也一直铭记这样的词句：只要能被哈佛接纳，经济原因就不应当成为不报到的理由。我喜欢这句哈佛大实话，这对于低收入家庭和生活舒适但负担沉重的学费就会吃紧的中等收入家庭同样真实。哈佛给中产阶级家庭最好的经济资助，作为一名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受益于此项目的校友，我不可能不支持它。
　　现今，我制定了一个给哈佛月度捐款的“程序”。每个月，学校会从我的银行账户直接收到一笔固定金额的钱。每个月，我收到一封感谢信。我确信将会接到某位学生请求更多捐款的电话。我确信我会给得更多。现在我捐钱不多，但我知道，不愿意给予今天的小额捐赠而借口“当我有钱时”会捐大的，这样不是“奉献感恩”的修养，我再也不会这么想了。再说，我不认为我很快就会有钱。但万一过几年我真的腰缠万贯，必定也少不了哈佛的一大笔。
　　来源：《麦可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