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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2日，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九间堂会馆的无极书院举办了一场易学讲座。这场封闭式活动的发起人，是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得益于他在商界的名望，听众阵容堪称豪华，囊括了上海社会各领域的精英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讲座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易文化”的普及和交流，主办方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戴志康在活动结束之际，邀请在座的企业家们参与到无极书院传播“易文化”的事业当中，并阐明了自己将中医产业与“易文化”传播相结合的设想。一直希望通过房地产打造自己心中“理想城”的戴志康在2015年初暂别房地产行业之后，围绕“易文化”的传播，开启了一段新的文化与商业实践。
无极书院的前身，是上海证大集团于2009年成立的无极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实习基地，它最初的宗旨，是希望“通过公益教育的形式，培养出一批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领军人物”。2011年底，无极书院在上海九间堂会馆正式挂牌，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李定出任执行院长，并带来了他所创设的“中国方”易学理论。挂牌典礼前召开的“元话语体系”讨论会，标志着无极书院开始转型：从宽泛的“弘扬传统文化”，转向以易学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实践。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无极书院于2014年启动了“中国方”助学平台志愿者招募，以“中国方”为核心内容的易学理论开始“落地”。然而，戴志康并不满足于此，多年来的文化与商业实践让他意识到，除了民间志愿者草根性的义务推广之外，传播“易文化”的事业还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政商精英自上而下的助推，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正是戴志康较之于其他传统文化推广者的独特优势所在。
事实上，“文化重建”与“书院复兴”，是近年来被反复热炒的话题，然而，遍地开花的国学班和书院，虽然让这场“复兴中华文明”的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却也深陷于商业运作/权力寻租的种种质疑声中。在此背景下，借由观察戴志康与无极书院围绕“中国方”的易学文化实践，或可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无极书院和“中国方”理论是如何因应这些问题的？进而言之，中国人寄望于通过接续中华道统来开辟出一条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身处这一历史潮流中，戴志康与无极书院的“易文化”传播实践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什么是传统？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当中华文明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围绕“重建传统”的思想命题，在当下中国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但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正处于一种多元和分裂的状态中。“传统”虽然被不同派别都树立为旗帜，但在各家各派纷纷对“传统”进行附会的同时，“传统”也越发成了一个空泛的词汇——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不知所指，这也为传统文化外衣下的沉渣泛起創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极书院围绕“中国方”的易学理论建构，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解释“传统”的问题。“中国方”的践行者们对此有自己独到的一套理解。在无极书院执行院长李定看来，当前“国学复兴”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操作者视野偏于狭窄，被复兴的往往只是人文点缀性的国学，而作为中华文化精神要义的中国传统，其思维体系的创造性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戴志康对此有更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以来，受西方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全息式思维”向“平面式思维”的重大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代际伦理危机、社会治理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戴志康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现代中国人抛弃西方的“平面式思维”，回归到“中国方”这套“全息式”的思维模式上来。
不惟如此，在以往的国学和文化热中，《易经》往往只是众多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一种，但是，戴志康的“中国方”，却将易学抬高到了中华文化唯一正典的地位，这就需要“中国方”重新提出一套不同于以往正统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叙事方式，戴志康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认为易学是夏、 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对易学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并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今。然而，从卦爻符号变到文字义理是一种倒退，相较文字义理而言，卦爻符号更能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说过，“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因此今天要读懂周易就得重新“观象”，得回到“中国方”这套卦爻符号上来。
无极书院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强调，不仅源于戴志康和李定的文化思考，也与戴志康的文化和商业实践经验密不可分。2003年，上海证大集团资助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建设。双年展期间，他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许江一起去看展览。看了许久，他问许江：“为什么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动。”同行的许江回答道：“我都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动。”在类似这样的参观体验中，戴志康意识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不可能一直随波逐流，持续地“西化”下去。
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的酒会上，戴志康曾对“中西合璧”说作了反驳。这一流行说法认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是能够和平共融的。戴志康则认为，文明相遇的结果只能是“优胜者生存”，对尚处于弱势的中华文明而言，放任中西文化碰撞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这一反驳并不意味着戴志康主张要“闭关锁国”，不如说，他是希望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要操之过急。中华文明应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先谋求自身软实力的壮大，然后再博采众家之长。
革命遗产、现代化与全球化：
中国文化重建面临的三重挑战
2015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这场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运动，被视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吊诡之处在于，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却再次兴起了一股“接续传统，复兴国学”的潮流。这场运动试图通过重建道统纲常，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和转型中国的道德失序，其表现则是各种形式的“国学热”和“书院热”。 这由此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主张接续传统，重建道统的时候，又该如何对待现代中国的革命遗产？更进一步而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今日的“国学复兴”，虽然都旨在实现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但二者的手段却是完全相悖的。戴志康从“阴阳互补，否极泰来”的易学原理出发，对此问题提出了一套自己独到的见解：
今天的中国是百年革命求来的一个“果”。现实带给我们的，有激动人心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之前的革命有点“革过头”了，如今，社会安定下来了，我们要先接受这个社会，不要再搞新的革命了。从“否极泰来”的角度来说，百年革命之后，现在是搞建设的时候，需要给社会添砖加瓦。我们应立足于现在的发展路径去寻找未来的道路。
正如戴志康所言，百年革命将中国引导至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和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因如此，“接续传统”被一些人批评为“逆潮流而动”。“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就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重建必须直面的第二重挑战。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对接问题：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诠释，并借助现代的传播技术从而占领时下的思想和舆论市场？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因应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思维革命，这是任何一个文化复兴的实践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互联网长期保持关注的戴志康指出，“中国方”摆脱了文字的束缚，用卦爻符号来描绘外部世界，这近似于现代互联网的视觉性非语言的信息传播方式。戴志康认为，“中国方”所折射出的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互联网传播形式恰好具有某种同构性。
当代国学复兴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将传统文化的抽象理念，转化为一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伴随今日“国学热”而来的，经常会有一些恢复传统礼教的呼声，但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和家庭，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中国古代的伦理秩序。践行文化重建的事业，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而非一味地去“用传统文化改造社会”。
因此，戴志康选择将“中国方”作为无极书院所致力建构的文化理念，就是因为他相信这套理论本身就潜藏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背北朝南”一类的习语，到“和谐社会”这样的官方价值观，都能够与“中国方”所展示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接。无极书院的宗旨，其实就是希望在传播这套易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挖掘出潜藏于中国人思维深处的易象体系。
中国今天已经深深卷入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在重新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它无法避开诸如全球化和现代性危机这样的宏大命题。然而，目前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对外文化输出模式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的功夫、艺术和茶道虽然在国际社会上广受追捧，但它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却说不清，道不明，并没有真正被国际社会接受，究其根源正在于，目前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工作，并没有对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问题作出有效回应。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李定将“中国方”的世界观定义为“身在方中”的观察视角。他指出，不同于西方人“主客两分”的世界观，中国人是“站在世界内部看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摆脱“民族国家”观念的束缚，与其他国家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赢，而非一味地去争抢地缘利益的蛋糕。在李定看来，一旦这种思维方式为其他国家所接受，那么，当前国际社会上此起彼伏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动机，是希望抵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力图寻求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那么，当中国社会开始对海外输出本国文化的时候，如何能够避免被他国民众视为文化殖民的行为，从而遭到“中国威胁论”的抵制呢？在戴志康看来，“中国方”理论的对外输出，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方”的精神要义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古代传统一直强调“和而不同”，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它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社会。戴志康相信，这一“大同社会”的文化理念能够将世界各国民众吸引到“易学大道”的旗帜下面。
现代企业家的文化追求
从戴志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企业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氛围中成长，在秉持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经济领域获得成功，却又往往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似矛盾的三种文化观念存于一体。戴志康對此有过一段自述：
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里面，没有矛盾，世界就静止了，生命就结束了。生命不就是矛盾的吗？你说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张力。中国在过去30年的实践，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张力里完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一党执政又和乡村民主共存，这种实例太多了。而它发展到现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以前有一种追求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现代主义那一套社会进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线性增长的逻辑也是不成立的。我重新相信轮回和循环：世界是一个圆，而不是一条往上升的直线。所以永远不要想会直接有一个更新的、更好的东西，更新更好的东西一定要连接到原来的根。所以我喜欢传统，并不是往后看或是要回到旧的时代去。我永远喜欢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天。
事实上，以戴志康为代表的富裕阶层本可不必操心中国的文化事业，然而，时代的各种张力所带来的价值撕裂和文化焦虑，却将这批人的目光引向了“重构中国伦理秩序”这样看似虚玄的文化命题之上。不仅如此，作为中国最早投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他们亲身体验过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价值碰撞，也对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危机有着更直观的体会。戴志康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华文化传统，就是希望能从中寻找到中国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出路：
我曾经是中国农村最穷的人，现在已经挤进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当我回头探望我那些仍然贫穷的乡亲时，我知道，让他们都过上我这种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的阶级利益决定我可以不去考虑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但我的理智和良知却逼迫我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
我很庆幸，当我走遍世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和文化后，我为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同时我也认定，向中国文化寻求智慧，不仅可以使中国人走出当代文明的困境，同样也能使全体人类走出这种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今天的文化价值重建的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中国人寻找到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它同时也必然为人类社会迈向新的文明提供重大启示。
反观无极书院的文化实践，“中国方”在未来的发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然而，正如历史学者朱永嘉所言：“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对的，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社会实践只能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理想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这段话恰恰印证了戴志康“中国方”的意义所在：从中华道统的再诠释，再到如何应对革命遗产、现代化与全球化给当代中华文明带来的冲击，无极书院从易学经典出发，提出了一套颇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案；在敏锐捕捉到时代痛点的同时，戴志康并不满足于口头上的宣讲，他还身体力行，参与到中国文化重建的事业中去。或许只有依靠这种“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精神，中华文明的未来复兴才有其可能。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
无极书院的前身，是上海证大集团于2009年成立的无极书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实习基地，它最初的宗旨，是希望“通过公益教育的形式，培养出一批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领军人物”。2011年底，无极书院在上海九间堂会馆正式挂牌，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李定出任执行院长，并带来了他所创设的“中国方”易学理论。挂牌典礼前召开的“元话语体系”讨论会，标志着无极书院开始转型：从宽泛的“弘扬传统文化”，转向以易学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实践。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无极书院于2014年启动了“中国方”助学平台志愿者招募，以“中国方”为核心内容的易学理论开始“落地”。然而，戴志康并不满足于此，多年来的文化与商业实践让他意识到，除了民间志愿者草根性的义务推广之外，传播“易文化”的事业还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政商精英自上而下的助推，二者不可偏废，这也正是戴志康较之于其他传统文化推广者的独特优势所在。
事实上，“文化重建”与“书院复兴”，是近年来被反复热炒的话题，然而，遍地开花的国学班和书院，虽然让这场“复兴中华文明”的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却也深陷于商业运作/权力寻租的种种质疑声中。在此背景下，借由观察戴志康与无极书院围绕“中国方”的易学文化实践，或可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无极书院和“中国方”理论是如何因应这些问题的？进而言之，中国人寄望于通过接续中华道统来开辟出一条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身处这一历史潮流中，戴志康与无极书院的“易文化”传播实践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什么是传统？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当中华文明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围绕“重建传统”的思想命题，在当下中国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但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正处于一种多元和分裂的状态中。“传统”虽然被不同派别都树立为旗帜，但在各家各派纷纷对“传统”进行附会的同时，“传统”也越发成了一个空泛的词汇——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不知所指，这也为传统文化外衣下的沉渣泛起創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极书院围绕“中国方”的易学理论建构，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解释“传统”的问题。“中国方”的践行者们对此有自己独到的一套理解。在无极书院执行院长李定看来，当前“国学复兴”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操作者视野偏于狭窄，被复兴的往往只是人文点缀性的国学，而作为中华文化精神要义的中国传统，其思维体系的创造性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戴志康对此有更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以来，受西方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从“全息式思维”向“平面式思维”的重大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代际伦理危机、社会治理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戴志康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现代中国人抛弃西方的“平面式思维”，回归到“中国方”这套“全息式”的思维模式上来。
不惟如此，在以往的国学和文化热中，《易经》往往只是众多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一种，但是，戴志康的“中国方”，却将易学抬高到了中华文化唯一正典的地位，这就需要“中国方”重新提出一套不同于以往正统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叙事方式，戴志康对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认为易学是夏、 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对易学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并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至今。然而，从卦爻符号变到文字义理是一种倒退，相较文字义理而言，卦爻符号更能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说过，“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因此今天要读懂周易就得重新“观象”，得回到“中国方”这套卦爻符号上来。
无极书院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强调，不仅源于戴志康和李定的文化思考，也与戴志康的文化和商业实践经验密不可分。2003年，上海证大集团资助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建设。双年展期间，他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许江一起去看展览。看了许久，他问许江：“为什么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动。”同行的许江回答道：“我都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动。”在类似这样的参观体验中，戴志康意识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不可能一直随波逐流，持续地“西化”下去。
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的酒会上，戴志康曾对“中西合璧”说作了反驳。这一流行说法认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是能够和平共融的。戴志康则认为，文明相遇的结果只能是“优胜者生存”，对尚处于弱势的中华文明而言，放任中西文化碰撞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这一反驳并不意味着戴志康主张要“闭关锁国”，不如说，他是希望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要操之过急。中华文明应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先谋求自身软实力的壮大，然后再博采众家之长。
革命遗产、现代化与全球化：
中国文化重建面临的三重挑战
2015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这场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运动，被视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吊诡之处在于，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却再次兴起了一股“接续传统，复兴国学”的潮流。这场运动试图通过重建道统纲常，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和转型中国的道德失序，其表现则是各种形式的“国学热”和“书院热”。 这由此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主张接续传统，重建道统的时候，又该如何对待现代中国的革命遗产？更进一步而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今日的“国学复兴”，虽然都旨在实现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但二者的手段却是完全相悖的。戴志康从“阴阳互补，否极泰来”的易学原理出发，对此问题提出了一套自己独到的见解：
今天的中国是百年革命求来的一个“果”。现实带给我们的，有激动人心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之前的革命有点“革过头”了，如今，社会安定下来了，我们要先接受这个社会，不要再搞新的革命了。从“否极泰来”的角度来说，百年革命之后，现在是搞建设的时候，需要给社会添砖加瓦。我们应立足于现在的发展路径去寻找未来的道路。
正如戴志康所言，百年革命将中国引导至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和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因如此，“接续传统”被一些人批评为“逆潮流而动”。“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就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重建必须直面的第二重挑战。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对接问题：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诠释，并借助现代的传播技术从而占领时下的思想和舆论市场？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因应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思维革命，这是任何一个文化复兴的实践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互联网长期保持关注的戴志康指出，“中国方”摆脱了文字的束缚，用卦爻符号来描绘外部世界，这近似于现代互联网的视觉性非语言的信息传播方式。戴志康认为，“中国方”所折射出的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互联网传播形式恰好具有某种同构性。
当代国学复兴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将传统文化的抽象理念，转化为一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伴随今日“国学热”而来的，经常会有一些恢复传统礼教的呼声，但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和家庭，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中国古代的伦理秩序。践行文化重建的事业，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而非一味地去“用传统文化改造社会”。
因此，戴志康选择将“中国方”作为无极书院所致力建构的文化理念，就是因为他相信这套理论本身就潜藏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背北朝南”一类的习语，到“和谐社会”这样的官方价值观，都能够与“中国方”所展示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接。无极书院的宗旨，其实就是希望在传播这套易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挖掘出潜藏于中国人思维深处的易象体系。
中国今天已经深深卷入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在重新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它无法避开诸如全球化和现代性危机这样的宏大命题。然而，目前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对外文化输出模式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的功夫、艺术和茶道虽然在国际社会上广受追捧，但它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却说不清，道不明，并没有真正被国际社会接受，究其根源正在于，目前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工作，并没有对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问题作出有效回应。
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李定将“中国方”的世界观定义为“身在方中”的观察视角。他指出，不同于西方人“主客两分”的世界观，中国人是“站在世界内部看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摆脱“民族国家”观念的束缚，与其他国家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赢，而非一味地去争抢地缘利益的蛋糕。在李定看来，一旦这种思维方式为其他国家所接受，那么，当前国际社会上此起彼伏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动机，是希望抵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力图寻求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那么，当中国社会开始对海外输出本国文化的时候，如何能够避免被他国民众视为文化殖民的行为，从而遭到“中国威胁论”的抵制呢？在戴志康看来，“中国方”理论的对外输出，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方”的精神要义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古代传统一直强调“和而不同”，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它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社会。戴志康相信，这一“大同社会”的文化理念能够将世界各国民众吸引到“易学大道”的旗帜下面。
现代企业家的文化追求
从戴志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企业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氛围中成长，在秉持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经济领域获得成功，却又往往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似矛盾的三种文化观念存于一体。戴志康對此有过一段自述：
我们就是生活在矛盾里面，没有矛盾，世界就静止了，生命就结束了。生命不就是矛盾的吗？你说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张力。中国在过去30年的实践，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张力里完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一党执政又和乡村民主共存，这种实例太多了。而它发展到现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以前有一种追求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现代主义那一套社会进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线性增长的逻辑也是不成立的。我重新相信轮回和循环：世界是一个圆，而不是一条往上升的直线。所以永远不要想会直接有一个更新的、更好的东西，更新更好的东西一定要连接到原来的根。所以我喜欢传统，并不是往后看或是要回到旧的时代去。我永远喜欢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天。
事实上，以戴志康为代表的富裕阶层本可不必操心中国的文化事业，然而，时代的各种张力所带来的价值撕裂和文化焦虑，却将这批人的目光引向了“重构中国伦理秩序”这样看似虚玄的文化命题之上。不仅如此，作为中国最早投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他们亲身体验过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价值碰撞，也对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危机有着更直观的体会。戴志康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华文化传统，就是希望能从中寻找到中国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出路：
我曾经是中国农村最穷的人，现在已经挤进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当我回头探望我那些仍然贫穷的乡亲时，我知道，让他们都过上我这种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的阶级利益决定我可以不去考虑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但我的理智和良知却逼迫我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
我很庆幸，当我走遍世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和文化后，我为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同时我也认定，向中国文化寻求智慧，不仅可以使中国人走出当代文明的困境，同样也能使全体人类走出这种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今天的文化价值重建的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中国人寻找到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它同时也必然为人类社会迈向新的文明提供重大启示。
反观无极书院的文化实践，“中国方”在未来的发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然而，正如历史学者朱永嘉所言：“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对的，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社会实践只能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理想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这段话恰恰印证了戴志康“中国方”的意义所在：从中华道统的再诠释，再到如何应对革命遗产、现代化与全球化给当代中华文明带来的冲击，无极书院从易学经典出发，提出了一套颇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案；在敏锐捕捉到时代痛点的同时，戴志康并不满足于口头上的宣讲，他还身体力行，参与到中国文化重建的事业中去。或许只有依靠这种“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精神，中华文明的未来复兴才有其可能。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