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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张恨水一生写了约3000万字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达100余部。张恨水生活的七十多年间，经历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他是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旧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20～30年代初所写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通过恋爱悲剧反映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深受世人好评，同时也是著名的媒体人，有30年的报人生涯。
他的儿子张伍所著《我的父亲张恨水》记载了他的生活，以及他战胜中风病症的经历，对我们的健康观念很有借鉴意义。
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张恨水给两位读初中的两个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
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
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
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大小便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收入。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呀呀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
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毛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
但是他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
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
父亲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副刊《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父亲虽然是在养病中，但并不是深居简出的静养，而是一种积极的走向生活的“养”。
父亲常常一人策杖独行。非常喜欢到城外踏青，看到郊区拔地而起的高楼，使他由衷地感到喜悦。他逛遍了“里九外七”的十六个城门，就连当时较为偏僻的安定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等地，都有他踽踽而行的游踪。晚饭后，他喜欢和母亲抱着我的小弟弟到附近的小戏院西单游艺社去听京戏，而且还不挑什么名角和剧目，只是借此带着小弟弟开开心，这也算是他的养病之道吧。
这种特别的养病之道让父亲恢复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恢复期间，很多症状是被走了下去的。
父亲身体康复了，就又有了写作的冲动。从1952年起，数年间写了几百首律诗、绝句和词，词有长调也有小令，他都用毛笔以工整的楷书写在两个红格宣纸本上，并为这两诗集题名《病中吟》。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当他架起老花镜，伏在案头，拿起铅笔，在垫着复写纸的红格纸上再度写稿时，全家人的心情都极其复杂，有喜悦，有感慨，有惊奇，更多的是敬佩！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父亲原来写稿用毛笔，因毛笔书写只有一份，交出后，就没有存稿，所以1940年后，就改用铅笔垫复写纸，就可以一稿两份了。
父亲想写一部反映北京小杂院生活的小说，想通过一个小杂院，来描绘北京解放后的变化，书名定为《半年之间》。然而他写了几章后，自己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一直有病，对新生活不熟悉，写出来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构思，另选题材。在经过苦思后，他想到了民间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热烈欢迎，使父亲的创作题材转向了历史传说。
当然，由于是父亲病后，他的记忆力与精力都大大减退，这些小说的技巧与文字水平，都远不能和病前相比。我想说的是，他以脑溢血后遗症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几年间，又写出了十几部小说，可见他顽强的意志和非凡勤劳是多么惊人！
（摘自《我的父亲张恨水》作者：张伍，团结出版社）
他的儿子张伍所著《我的父亲张恨水》记载了他的生活，以及他战胜中风病症的经历，对我们的健康观念很有借鉴意义。
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张恨水给两位读初中的两个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
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立即送医院。
母亲赶紧派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
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大小便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收入。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呀呀学语”；3个月时，竟能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
当他能够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毛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脑溢血给父亲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清楚，还要流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
但是他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后退，他以写作为生，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要写作。父亲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和病魔作斗争，看书还不行，便先练写字。
父亲让母亲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一切从头开始，认真地读帖，认真地写。只见他那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的写，那样认真，那样专注，上午定时写，下午也要定时写，终于，他能灵便地书写了，而且字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平。
父亲养病期间也尝试着写一些小文、小诗，1950年12月13日在上海《新民报》副刊《晚会》发表了病后所写的第一篇稿子《梦中得句》。父亲虽然是在养病中，但并不是深居简出的静养，而是一种积极的走向生活的“养”。
父亲常常一人策杖独行。非常喜欢到城外踏青，看到郊区拔地而起的高楼，使他由衷地感到喜悦。他逛遍了“里九外七”的十六个城门，就连当时较为偏僻的安定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等地，都有他踽踽而行的游踪。晚饭后，他喜欢和母亲抱着我的小弟弟到附近的小戏院西单游艺社去听京戏，而且还不挑什么名角和剧目，只是借此带着小弟弟开开心，这也算是他的养病之道吧。
这种特别的养病之道让父亲恢复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恢复期间，很多症状是被走了下去的。
父亲身体康复了，就又有了写作的冲动。从1952年起，数年间写了几百首律诗、绝句和词，词有长调也有小令，他都用毛笔以工整的楷书写在两个红格宣纸本上，并为这两诗集题名《病中吟》。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当他架起老花镜，伏在案头，拿起铅笔，在垫着复写纸的红格纸上再度写稿时，全家人的心情都极其复杂，有喜悦，有感慨，有惊奇，更多的是敬佩！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父亲原来写稿用毛笔，因毛笔书写只有一份，交出后，就没有存稿，所以1940年后，就改用铅笔垫复写纸，就可以一稿两份了。
父亲想写一部反映北京小杂院生活的小说，想通过一个小杂院，来描绘北京解放后的变化，书名定为《半年之间》。然而他写了几章后，自己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一直有病，对新生活不熟悉，写出来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构思，另选题材。在经过苦思后，他想到了民间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热烈欢迎，使父亲的创作题材转向了历史传说。
当然，由于是父亲病后，他的记忆力与精力都大大减退，这些小说的技巧与文字水平，都远不能和病前相比。我想说的是，他以脑溢血后遗症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几年间，又写出了十几部小说，可见他顽强的意志和非凡勤劳是多么惊人！
（摘自《我的父亲张恨水》作者：张伍，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