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沪上一位朋友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下落,他说可能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着。我只是在杨健著《文化大革命时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读到《九级浪》零星片段,但不知道完整的手抄本在哪儿。过些日子,朋友又来电说,现代文学馆也无《九级浪》的手抄本。我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也没有发现,倒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两种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六十年代就动笔了,我们后来读到的是一九七九年公开出的版本,当年《读书》曾有谈论《第二次握手》的文章。《九级浪》是在“文革”中写“文革”,堪称“文革”地下文学的“第一本小说”。但《九级浪》传抄的范围似乎没有《第二次握手》那样广泛,“文革”结束后又一直未能正式面世,此为“文革”时期文学研究的缺憾之一。
　　这些年冠以“手抄本”正式出版的一些书多数是作者修改以后的文本,和当年的“手抄本”有诸多不同。这个差异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手抄本”研究者或对文学史写作而言则是个问题。我人在国外,手机也跟着漫游,但通常是上网,手机也就安静地搁在那儿。有天偶尔开手机,收到一位陌生者发自北京的短信,询问我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否可以转手。我回了一则让这位朋友遗憾的短信。网络时代信息之通畅,超出我们想象。设想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若有互联网,大概也就没有“手抄本”这一现象了。所以,在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主持的“手抄本”国际会议上,我曾经感慨,“手抄本”现象在网络时代可能终结了。
　　今年四月,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红色遗产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久违的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叶凯蒂教授。刚到哈佛时,便闻叶凯蒂教授存有《九级浪》手抄本,我颇疑惑,但又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四月的会议上,我们是同一场发言,果然,叶教授提到了《九级浪》,从毕汝协说到王朔的《顽主》。休息时,我问叶教授,从哪里找到的《九级浪》手抄本,她说是多年前毕汝协从纽约寄给她的。毕汝协还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九级浪》的写作过程,这封信在她德国的寓所。她说到信中的一些内容,和我读到的毕汝协以“毕汝谐”发在《黄河》上的回忆文章大致相同。叶教授也说,《九级浪》的手稿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过了些日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她将扫描好的《九级浪》电子文档复制给我,我见到了毕汝协给她寄邮件的大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稿。现在已经没有《九级浪》的完整稿本,毕汝协复印给凯蒂的也缺了几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后,毕汝协和他当时的女友将《九级浪》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岛上,“文革”结束后,他独自掘出文稿。毕汝协在回忆文章中说,“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我现在读到的这部小说:基本完整,只是缺了几页而不是“大部分”,毕汝协《黄河》一文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复印件是作者手迹,非当年的手抄本。而到目前为止,并无《九级浪》手抄本的消息,毕汝协在《黄河》上的文章是以“诚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一句结尾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现在我读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颐和园”本。我说这个细节,其实只是想表述“手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确认“版本”的难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搁下。
　　根据毕汝协自己的回忆,《九级浪》写于一九七○年深秋,构思于一九六九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写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之间。动笔前一年,毕汝协为躲避上山下乡风潮,“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跑了许多地方,得出了“文革”“糟得很”的结论。这样一种幻灭的感觉,与他对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的解读是一致的: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滩。我注意到,和手抄本不同,一九七九年版的《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增加了一个细节,男主人公的书房里也挂了这幅《九级浪》油画。有意思,这幅画倒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之一。
　　一九六八年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别是红卫兵一代思想、人生的分水岭。尽管毕汝协尚未达到一九六八年前后出现、后来失踪的“思想者”的境界,但他观察“文革”生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九年,他也有了“在路上”的经历。行囊中带了唯一的一册书,爱伦堡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他上路了。用今天的说法,是“文化之旅”加“革命之旅”。
　　但这个过程,显然还不能轻易用“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这些措辞来描述。“文革”结束后,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历史的秩序。无疑,无论毕汝协这一代人还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的特征,但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其他一些因素以及各种因素沉浮、夹杂的特点似也不可忽视。毕汝协说,他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等)也读《论马克思主义》,入夜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这个说法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完全用“躲避崇高”来指称那一代人甚至是一类人。其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骨子里还有崇高;醒了,但痛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文革”时期的青年,在否定“文革”之后仍然回到“崇高”那条路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冲突中,“玩主”出现了:自视甚高,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看透人生,“抱持粪桶逃生”;庇身之所是饮食男女,以此缓解满腹忧思无边愁绪。——这就是“文革”时期的“玩主”,以“玩”的方式解放压抑了的人性并和现代迷信彻底决裂,而它的大背景则是一代人的悲剧。小说作者的这一心路历程和生存方式,不仅构成了《九级浪》的底色,也大致决定了小说的布局谋篇和人物形象。《九级浪》是一个漩涡,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原本纯洁无瑕的陆子和司马丽便在其中挣扎和沉沦,从金童玉女到问题少年,这是我们大致熟悉的一个故事梗概。相对于新时期关于“文革”的叙事,这两位男女实在是文学中的“早产儿”。尤其是陆子,小说的“我”,一个禁得起分析和透视的复杂人物,置于近六十年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大概都算得上是独特的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为一般论者所轻忽的是小说书写的社会众生相。我以为,《九级浪》的一个成就是,写出了另外一种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在“我”的周边,活跃着勇人、勇珍、冯明、伍行浩、伍老头、头畜生等一群人,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社会之种种怪状纷呈,构成了和纪录片《中国》、“伤痕文学”等完全不同的斑杂的社会面貌。
　　毕汝协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文学作品,后来又接触到薩特、加缪等人的著作,“不禁跃然用生命作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我觉得,小说《九级浪》的灵魂恰恰是染上了这些人的气息,存在主义之于作者和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有趣的是,作者说他放弃的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采用的是“亲切而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如果就小说撕裂“文革”社会生活的真相和裸露青年一代内心世界图景而言,这部小说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但小说的整个精神气息则源于存在主义哲学。毕汝协说他曾经和许多人争辩过陆子这一类人生方式的合理性,其实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
　　近些年,我一直关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断裂”与“联系”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恩格斯当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揭示过。如果我们把“文革”与“新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关联”起来,就会重新评价王朔的一些作品,就会重新论述《九级浪》到《顽主》这一线索。
　　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受到关注的“文革”叙事,大致是“被迫害”、“反抗”和“忏悔”之类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将生命砝码压在社会的天平上,但无不呈现出一种道德的力量和光环。这样一种叙事既突出了那个年代的丑陋,又在道德净化中自慰和抚慰他人。但它恰恰删除了无法用道德来解释的另外一种反抗力量以及人性世界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现在,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新来认识那个年代“存在”的真实面貌。在覆舟大海之后,一个人如何逃生?毕汝协说,有人驾驶快艇逃生,而他是抱持粪桶逃生。在各种逃生方式中,我们关注的是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等,而“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或者其他,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到纽约大学讲课,晚上从华盛顿广场步行回酒店,在漫步时突然想起毕汝协在纽约。当年他在《黄河》上发表《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时曾在文末留了电话和地址。我回到酒店,找到了下载的文章,按照他留的号码拨了电话,不通,再拨,还是不通。这个号码是一九九九年留下的。那是十年之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