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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更路簿”（如图所示）主要是中国海南岛渔民在千百年的渔业生产实践中发明和创造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更路簿”才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并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早期仅有少部分的专家学者对“更路簿”开展了一些历史文化研究。“南海航道更路经”（“更路簿”）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更路簿”的学术价值及其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史料价值。
南海“更路簿”极具史料价值。承载着我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历史，是我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法理价值。
但应指出，“更路簿”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迄今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主要在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鲜有向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方面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学术研究的空白和盲点。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亟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从自然科学视角对“更路簿”的研究成果极为鲜见，这是目前“更路簿”研究的一大缺憾。
一、南海“更路簿”的数字化研究由来
2016年7月，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主编的《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更路簿丛书》第一册）出版，将研究“更路簿”的众多研究成果汇集其中。从“更路簿”原版影印珍贵资料，到“更路簿”的形成、特色、用途、传承研究和使用“更路簿”的南海渔民的口述史;从论证“更路簿”是我国南海主权重要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到深蓝航迹孕育的南海文明，都在向世人讲述中国人民经略祖宗海、开拓海上丝路的历史故事。这本书也成为众多“更路簿”研究学者的珍贵资料。
2019年11月李文化的《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出版，此为《更路簿丛书》第二册。李文化教授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南海“更路簿”进行了更加系统、科学、深入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首先介绍了部分地理科学、航海科学知识，特意给出几种常用的地球投影模型并说明其应用领域，然后对“更路簿”一般“更路”的四个要素逐一进行解读，为“更路”数字化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构建出计算南海区域任意两个海域位置的理论最短距离及相应航向角的数学模型，并提出与岛礁范围、“更路”起点与终点距离、更数有关的“更路”航程、航速、航向等估算模型等，利用这些模型将每一条简单的“更路”所蕴含的内在信息通过一个个数值清楚地呈现出来，为南海“更路”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科学的数字化研究体系。
在此“更路”数字化理论体系建立完成后，作者将《南海天书》提及的21册《更路簿》的3000余条“更路”全部数字化，并提出“更路簿”数据库构建标准，完成21册《更路簿》的数据建设，编写系列应用程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大量有价值的统计结果，如航路数、涉及岛礁数、高频“更路”、高频岛礁等，推演出平均每更约12.01海里，针位与理论最短距离航向角平均偏差12.12°和400余条不同航路（同一起、讫点视为同一条航路，而不区分更路针位或航向角）及1000余条航线（同一起、讫点及针位或航向角视为同一航线）等全新的、极有价值的结果。
最后，依据数字“更路”由计算机绘制的覆盖21册《更路簿》的航路图和航线图、区分不同《更路簿》多幅分册“更路图”以及50多幅海南岛至西沙中沙、西沙中沙至南沙以及南沙的局部“更路图”，直观呈现了海南渔民当年出海的航行线路图。
二、南海“更路簿”数字化研究的价值
作者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地提出“更路簿”的数字化研究方法，为“更路簿”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手段;同时做了大量开创性、有成效的工作，也为“更路簿”多学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在“更路簿”研究中引入严密的理工科技术与方法。作者首次利用航海学、地理学和数理知识，选择适合南海“更路簿”航线研究的地图投影模型，推演出“更路”航线最优的航向和航程公式，测算出每条“更路”的针位航向与理论最短距离航向角的偏差值、每“更”的平均航速，并综合考虑岛礁范围、渔民记载更数的粗略性、海洋风流等因素，对计算航速进行偏差估计，采取了理工科常用的逻辑推算与科学论证方法，这种思路是“更路簿”研究以文史视角为主的现状非常需要借鉴的。文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对建立的数学模型与计算公式进行了验证，确保了研究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丰富的“更路图”直观呈现了海南渔民在祖宗海——南海的活动轨迹。作者在数字化“更路”基础上用计算机技术绘制的覆盖21册《更路簿》全部可数字化的3000余条“更路”169个岛礁与港口的全新南海“更路图”，比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200多条航路多出一倍以上，是“更路簿”研究史上一张最新最全的多彩“更路图”。《南海天书》编著者之一周伟民先生认为该图是继郭振乾的《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1]《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制作的《“更路簿”延续至今的作业航线》[2]之后最全面、准确、清晰的第三张更路图。首次提出能体现“航向”的“更路线路图”绘制方案，并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21册《更路簿》90%以上的带针位航向的更路航线1069條，最大限度直观地呈现了21册《更路簿》的“更路”实情。用最简明的数字对“更路簿”进行解读，用直观的“更路图”展现渔民航海线路，使“更路簿”不再晦涩难懂。
第三，基于数字“更路”的存疑“更路”分析，科学的批判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信服。笔者基于《南海天书》 3000多条数字化更路的统计分析，提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中每更约12.5海里的观点[3]，修正了每更约10海里、40里、60里等多种说法，结合全部“更路”的针位航向与理论最短航程的航向之差平均值为12.12°等结果，大胆对《南海天书》等权威性著作中出现的偏离过多的“更路”提出疑问，并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其中15条航速极度存疑和8条针位极度存疑更路做出详细的辨析[4]，有的是由对海南渔民岛礁俗名的标准岛礁名解释错误引起，有的可能是渔民在抄录别人家《更路簿》时出现错误导致，而有些则可能是出版校正笔误所致。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基本上得到原作者高度认可，部分还得到《更路簿》持有者之一苏承芬老船长的确认，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作者在书稿中提出的一系列计算模型的科学性。 这种建立在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上的批判精神值得尊重，提出的多项错误更正建议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很大限度地避免对“更路簿”的以讹传讹现象的继续发生，将对“更路簿”文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
三、南海“更路簿”数字化研究的启示
作者李文化有很强的理工科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四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更路簿”。四年来，他从数字化、信息化视角在“更路簿”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为“更路簿”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启示，开启了“更路簿”数字人文研究的先河。
首先，“更路簿”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航海学，其跨越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造船、渔业和海洋资源等学科与领域。“更路簿”数字化研究成果表明，对“更路簿”开展全面、系统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即数字人文研究，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南海“更路簿学”的学科研究体系，可以说本书是“更路簿”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的数字化研究成果已引起多个学科的“更路簿”研究学者的兴趣，自2018年8月以来其先后被中国海洋法学会、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一带一路”历史与文献学术研讨会等机构与会议邀请做专题报告，反响强烈。上海某知名游戏公司以“更路簿”为背景创作相关游戏，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拟在馆内创建“更路簿”互动展台，均主动找到作者寻求帮助，说明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结果得到相关创作机构的重视。
其次，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基于数字化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如敦煌学数字化研究[5]，数字化方法对古籍文献的保护、传播优势同样适用于“更路簿”，而基于“更路”数字化的“更路簿”综合研究优势则更加明显。比如，作者基于“更路簿”数字化研究发现的很多“存疑”问题，如依据数字化方法发现的几十条极度存疑“更路”问题及相应的部分岛礁标准地名与海南渔民俗称地名之间的精准对应问题，作者仅对部分问题给出个人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多学科交叉性综合研究对“更路簿”而言越来越重要。
迄今为止，国内“更路簿”的研究基本上是有关学者或相关的科研院校自发开展的属于学术层面上的个人或集体的学术研究行为。虽然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等部门在年度科研计划中也列入了一些南海“更路簿”的研究项目，但“更路簿”的研究历史缺乏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国家组织行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高之国曾经多次提交人大代表建议，呼吁开展“更路簿”的抢救性发掘研究。建议设立“南海更路簿研究的国家专项”，组织动员全国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更路簿”的跨学科研究，发挥“更路簿”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和积极的法理作用，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周伟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220.
[2]中国国家地理，《更路簿》延续至今的作业航线[J].中國国家地理杂志社，2013 （1）.
[3]李文化，夏代云，吉家凡.基于数字“更路”的“更”义诠释[J].南海学刊，2018 （1）.
[4]李文化，陈虹，夏代云，南海“更路簿”航速极度存疑更路辨析[J].南海学刊，2019 （1）;李文化，陈虹，夏代云等.南海“更路簿”针位航向极度存疑“更路”辨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3）.
[5]韩春平.敦煌学数字化研究综述[J].敦煌学辑刊，2009 （4）.
作者单位：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克超）
南海“更路簿”极具史料价值。承载着我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历史，是我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法理价值。
但应指出，“更路簿”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迄今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主要在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鲜有向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方面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学术研究的空白和盲点。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亟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从自然科学视角对“更路簿”的研究成果极为鲜见，这是目前“更路簿”研究的一大缺憾。
一、南海“更路簿”的数字化研究由来
2016年7月，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主编的《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更路簿丛书》第一册）出版，将研究“更路簿”的众多研究成果汇集其中。从“更路簿”原版影印珍贵资料，到“更路簿”的形成、特色、用途、传承研究和使用“更路簿”的南海渔民的口述史;从论证“更路簿”是我国南海主权重要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到深蓝航迹孕育的南海文明，都在向世人讲述中国人民经略祖宗海、开拓海上丝路的历史故事。这本书也成为众多“更路簿”研究学者的珍贵资料。
2019年11月李文化的《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出版，此为《更路簿丛书》第二册。李文化教授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南海“更路簿”进行了更加系统、科学、深入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首先介绍了部分地理科学、航海科学知识，特意给出几种常用的地球投影模型并说明其应用领域，然后对“更路簿”一般“更路”的四个要素逐一进行解读，为“更路”数字化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构建出计算南海区域任意两个海域位置的理论最短距离及相应航向角的数学模型，并提出与岛礁范围、“更路”起点与终点距离、更数有关的“更路”航程、航速、航向等估算模型等，利用这些模型将每一条简单的“更路”所蕴含的内在信息通过一个个数值清楚地呈现出来，为南海“更路”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科学的数字化研究体系。
在此“更路”数字化理论体系建立完成后，作者将《南海天书》提及的21册《更路簿》的3000余条“更路”全部数字化，并提出“更路簿”数据库构建标准，完成21册《更路簿》的数据建设，编写系列应用程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大量有价值的统计结果，如航路数、涉及岛礁数、高频“更路”、高频岛礁等，推演出平均每更约12.01海里，针位与理论最短距离航向角平均偏差12.12°和400余条不同航路（同一起、讫点视为同一条航路，而不区分更路针位或航向角）及1000余条航线（同一起、讫点及针位或航向角视为同一航线）等全新的、极有价值的结果。
最后，依据数字“更路”由计算机绘制的覆盖21册《更路簿》的航路图和航线图、区分不同《更路簿》多幅分册“更路图”以及50多幅海南岛至西沙中沙、西沙中沙至南沙以及南沙的局部“更路图”，直观呈现了海南渔民当年出海的航行线路图。
二、南海“更路簿”数字化研究的价值
作者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地提出“更路簿”的数字化研究方法，为“更路簿”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手段;同时做了大量开创性、有成效的工作，也为“更路簿”多学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在“更路簿”研究中引入严密的理工科技术与方法。作者首次利用航海学、地理学和数理知识，选择适合南海“更路簿”航线研究的地图投影模型，推演出“更路”航线最优的航向和航程公式，测算出每条“更路”的针位航向与理论最短距离航向角的偏差值、每“更”的平均航速，并综合考虑岛礁范围、渔民记载更数的粗略性、海洋风流等因素，对计算航速进行偏差估计，采取了理工科常用的逻辑推算与科学论证方法，这种思路是“更路簿”研究以文史视角为主的现状非常需要借鉴的。文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对建立的数学模型与计算公式进行了验证，确保了研究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丰富的“更路图”直观呈现了海南渔民在祖宗海——南海的活动轨迹。作者在数字化“更路”基础上用计算机技术绘制的覆盖21册《更路簿》全部可数字化的3000余条“更路”169个岛礁与港口的全新南海“更路图”，比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200多条航路多出一倍以上，是“更路簿”研究史上一张最新最全的多彩“更路图”。《南海天书》编著者之一周伟民先生认为该图是继郭振乾的《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1]《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制作的《“更路簿”延续至今的作业航线》[2]之后最全面、准确、清晰的第三张更路图。首次提出能体现“航向”的“更路线路图”绘制方案，并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21册《更路簿》90%以上的带针位航向的更路航线1069條，最大限度直观地呈现了21册《更路簿》的“更路”实情。用最简明的数字对“更路簿”进行解读，用直观的“更路图”展现渔民航海线路，使“更路簿”不再晦涩难懂。
第三，基于数字“更路”的存疑“更路”分析，科学的批判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信服。笔者基于《南海天书》 3000多条数字化更路的统计分析，提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中每更约12.5海里的观点[3]，修正了每更约10海里、40里、60里等多种说法，结合全部“更路”的针位航向与理论最短航程的航向之差平均值为12.12°等结果，大胆对《南海天书》等权威性著作中出现的偏离过多的“更路”提出疑问，并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其中15条航速极度存疑和8条针位极度存疑更路做出详细的辨析[4]，有的是由对海南渔民岛礁俗名的标准岛礁名解释错误引起，有的可能是渔民在抄录别人家《更路簿》时出现错误导致，而有些则可能是出版校正笔误所致。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基本上得到原作者高度认可，部分还得到《更路簿》持有者之一苏承芬老船长的确认，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作者在书稿中提出的一系列计算模型的科学性。 这种建立在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上的批判精神值得尊重，提出的多项错误更正建议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很大限度地避免对“更路簿”的以讹传讹现象的继续发生，将对“更路簿”文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
三、南海“更路簿”数字化研究的启示
作者李文化有很强的理工科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四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更路簿”。四年来，他从数字化、信息化视角在“更路簿”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为“更路簿”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启示，开启了“更路簿”数字人文研究的先河。
首先，“更路簿”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航海学，其跨越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造船、渔业和海洋资源等学科与领域。“更路簿”数字化研究成果表明，对“更路簿”开展全面、系统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即数字人文研究，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南海“更路簿学”的学科研究体系，可以说本书是“更路簿”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的数字化研究成果已引起多个学科的“更路簿”研究学者的兴趣，自2018年8月以来其先后被中国海洋法学会、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一带一路”历史与文献学术研讨会等机构与会议邀请做专题报告，反响强烈。上海某知名游戏公司以“更路簿”为背景创作相关游戏，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拟在馆内创建“更路簿”互动展台，均主动找到作者寻求帮助，说明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结果得到相关创作机构的重视。
其次，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基于数字化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如敦煌学数字化研究[5]，数字化方法对古籍文献的保护、传播优势同样适用于“更路簿”，而基于“更路”数字化的“更路簿”综合研究优势则更加明显。比如，作者基于“更路簿”数字化研究发现的很多“存疑”问题，如依据数字化方法发现的几十条极度存疑“更路”问题及相应的部分岛礁标准地名与海南渔民俗称地名之间的精准对应问题，作者仅对部分问题给出个人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多学科交叉性综合研究对“更路簿”而言越来越重要。
迄今为止，国内“更路簿”的研究基本上是有关学者或相关的科研院校自发开展的属于学术层面上的个人或集体的学术研究行为。虽然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等部门在年度科研计划中也列入了一些南海“更路簿”的研究项目，但“更路簿”的研究历史缺乏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国家组织行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高之国曾经多次提交人大代表建议，呼吁开展“更路簿”的抢救性发掘研究。建议设立“南海更路簿研究的国家专项”，组织动员全国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更路簿”的跨学科研究，发挥“更路簿”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和积极的法理作用，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周伟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220.
[2]中国国家地理，《更路簿》延续至今的作业航线[J].中國国家地理杂志社，2013 （1）.
[3]李文化，夏代云，吉家凡.基于数字“更路”的“更”义诠释[J].南海学刊，2018 （1）.
[4]李文化，陈虹，夏代云，南海“更路簿”航速极度存疑更路辨析[J].南海学刊，2019 （1）;李文化，陈虹，夏代云等.南海“更路簿”针位航向极度存疑“更路”辨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3）.
[5]韩春平.敦煌学数字化研究综述[J].敦煌学辑刊，2009 （4）.
作者单位：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