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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金诗史》 辽金文学 辽金诗歌
张晶教授的《辽金诗史》初版于1994年，于2020年再版。[1]新版内容更为丰富、注释更为翔实，装帧设计也焕然一新。重读之后，新获颇丰。一部文学史著作，文献是核心的材料，这是张晶教授反复强调的。《辽金诗史》的文献材料是严谨的、丰富的，但作者的兴趣并非是向考据方向深度发展，而是着重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辨与升华。从这个角度上说，《辽金诗史》既是辽金文学研究理论草创时期的里程碑，也是弥足珍贵的探索之作。
一、发展观：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辽金文人的诗歌创作，首先是源自独特个体和民族的生命表达，而非是意在对汉族诗歌传统的接续。辽金诗歌不同于唐宋诗歌的根源之处在于主体的差异。辽金诗歌的作者，或是契丹与女真乃至各民族作家，或是从属于契丹或者女真政权的汉族文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人生历程大多不同于唐宋文人。《辽金诗史》第二章第二节中，张晶教授以简明有力的史料分析了游牧、渔猎以及畜牧在契丹族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关系与发展历程，为辽诗的分析奠定基础。在第四章中，作者从契丹族较少性别差异的游牧、渔猎生活方式出发，与汉族農耕生活的男女分工相比照，解释了契丹女诗人之多及其作品中政治意识强烈的原因，发人深省。第三章和第七章也分别论析了契丹和女真皇室为主体的创作群体。这些分析，从迥异的个体意识入手，还原了诗歌作为生命表达的原初功能。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辽金文学的成果又一定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作为以游牧为主体的契丹族甚至更为原始的以渔猎为主体的女真族（对此作者以“游猎民族”的提法做了总括），主动、积极地接受汉文化的优越之处，尤其是接受汉语文学的高级形式，是辽金政权下多民族文学产生飞跃的外在力量。“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在接触汉文化之前，其文化形态都是非常落后的，文字上尚处于类似于‘结绳记事’的阶段，而当其接受了汉文化之后，文化形态则发生了迅速的改观。”[1]3在汇入了汉语文学的发展洪流之后，辽金文学也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世英先生强调注重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这一客观属性，同时也认为“一个民族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2]13。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说，辽金文学研究的价值向度在源不在流，人与自然早期对话中的“个体性”生成，恰是辽金诗歌的主要价值所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金文学还原了周代以前中华文学萌芽时期的一些现象和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上古时期华夏大地人民的人文生态，《辽金诗史》展现了这一必然存在的研究维度，体现了作者卓越的理论眼光。
二、民族观：华夷之防的突破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视野之下，儒家固有的“夷夏之别”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争议话题。事实上，在研究对象的激发下，《辽金诗史》早就已经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在回顾了孔子“夷夏之辨”的历史原意后认为：辽金诗史的整体性研究也许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较新的经验，其中首要的就是“对我们头脑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可能是潜意识的）产生一个有力的冲击”[1]2。辽道宗“否认契丹为‘夷狄’，自信已与中华‘同风’”[1]44，萧观音《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贯穿着“辽朝乃天下归心的礼乐之邦”这样一种信念。[1]53不同民族的种姓之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不完全受制于血缘的隔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不断加深现象。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发明”的知识版权，并不会成为文化共同体的界限。游猎民族建立政权之后，都难以避免地接受农耕民族长治久安的统治经验和相对完善的礼仪制度，主动将自身纳入这一谱系之中，并且常常更积极地向前汲取历代王朝与自身民族气质和发展道路相契合的文化精华。葛兆光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3]5相对比较理想的唐初“华夷一家”时代，北宋实际上是国族（汉文化覆盖下的各民族）意识强化了的时期;在金朝政权的威慑下，南宋对国族意识的强调自然是更有过之。反观辽金政权，变换“夷夏”身份的做法给了统治者发展文化和涵育各族以合法地位，尽管其间有波折时期或者退步环节，但对大唐气象的赓续上，辽金政权是别有贡献的。这样一种在军事实力支持下的政治自信和宽广胸襟，自然也体现在诗歌的吟咏之中。
辽金政权中的帝王、后妃和贵族多有爱诗、工诗者，他们所作的诗都是汉诗，语言文字、格律、典故、意象完全属于汉诗系统。从对汉文化的历史传承发展上来说，他们对这些诗歌的“形式研究”一定不如美学精神研究更富内涵。以契丹女诗人为例，她们的创作显露着“高远的胸襟与强烈的政治意识，在艺术风格上也更多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女性的豪放”[1]48。再以女真作家完颜亮为例，“读完颜亮的诗词，感到一种生命的强力迎面而来，带着女真人的朴野雄鸷的原生态之美”[1]417。即便如契丹语原创的辽诗《醉义歌》，“深受汉语诗歌艺术传统的影响，诗中所用的典故与思想资料都是来自汉文化系统的，但诗人禀赋了契丹民族的豪放粗犷的气质，这两方面的融合形成了此诗的独特风格：雄奇俊逸、颇具阳刚之美”[1]83-83。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对文化相对先进民族的武力征服虽常可胜利，但最终总是难以避免地文化上融入文化相对先进民族，但这种消融也不是完全被动和不留痕迹的，而是一种对原有文化的丰富和激活。在这一点上，《辽金诗史》以实证的方式呈现了辽金诗歌对汉语诗歌系统发展变化的作用。
三、地域观：南北之别的平衡
作为更具当代意义的“文学地理学”这一流行交叉学科的基础，地域文化学的奠基意义不可忽视。在《辽金诗史》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北歌系统下的辽金诗歌（也包含辽、金之间的诗歌内在传承）。作者的论述是以辽诗作者中契丹诗人成就高过汉族诗人这一历史现象发起疑问的，然后从北方民族、北朝乐府民歌论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土风乐歌。作者认为：“辽诗创作以契丹诗人为主体，契丹乃是与鲜卑有渊源关系的民族，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说辽诗继承了‘北歌传统’是有根据的。”[1]29张晶教授创造性地以“朴野”“清刚”等美学范畴进一步概括了辽金诗风的特质。“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中华诗史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带着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与朴野，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生机。”[1]9“金诗与辽诗相比，规模要宏阔得多，艺术上也更成熟，同时保存着北方文学的清刚特质。”[1]10这些都是雄奇刚健的北方文风在辽金诗史中的具体展现。在周惠泉、张晶、胡传志等金代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基础上，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在论及辽金文学的贡献时说：“辽金相继崛起于北方，尽管文化与文学成就皆无法与大致同时的北宋、南宋相比，但其拓展了北方尤其是东北、北境、西北的‘外圈’文学区系。”[4]644 文学不仅仅是人面对社会的反应，也是人面对自然的反应。辽金文学另一个不同于唐宋文学的生成背景就是北方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同结合方式。这里的重心不是田园、山水、宫廷，甚或也不是唐人的“边塞”乃至宋人的“北廷”，而是牧人的草原、猎人的山林和敬奉神明的皇族。与唐宋文人的交游往来不同，辽金文人直面自然的机会和兴趣明显更多，这些都为辽金诗歌提供了新的题材和空间，作为研究者自然也不会忽视对这些内容的发掘。比如，《辽金诗史》在论及辽代萧观音诗歌首举《伏虎林应制》，论及蔡珪的诗作时特举《野鹰来》《医巫闾》，都表现出北方习俗、风物给中华文學提供了丰富养料。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提出了辽金时期因北方因素增强而产生的文学反哺作用。《辽金诗史》中说：“与汉民族相比，北方游猎民族有着强悍蛮勇的民族性格，他们善于骑射，能征惯战，‘其人戆朴勇鸷’（《松漠纪闻》），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反过来又会影响汉族士人。金代女真军事贵族喜爱文学，多在幕府中罗致汉士，与之彼此唱酬。这些幕主的豪爽雄毅之风，势必影响、渗透于汉士的心理与创作。刘祁总结道：‘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归潜志》卷十）实际上，这不仅是概括了其地望特点，更主要的是揭示了其文化心理的特点。与南方士人相比，北方士人多刚直任气、慷慨豪爽，金朝的李纯甫、雷希颜、李汾等皆如是。元遗山更是‘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这些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与辽金诗歌的整体风貌有着若明若暗的关系，不可不察。”[1]7张晶教授尤其强调辽金时期代表作家元好问对北方文化传承的意义，元好问虽系出鲜卑，但家族早已汉化，因此《辽金诗史》并不限于从民族角度探讨其诗风成因，而是转向整体的北方民族文化。“元好问的诗歌熔雄浑苍莽与悲怆感慨于一炉，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形成这种风格特征的文化心理基质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深感兴趣的问题。笔者以为，主要在于诗人所禀受的北方民族的慷慨雄放的气质。”[1]363换言之，辽金时期的北方文化基因，正是基于元好问的文学创作予以载录和升华的。
总之，《辽金诗史》充满了一种学术勇气和学术自信，对于辽金诗作、诗学，除了进程的勾勒、文本的精析、风格的概括外，对其中蕴含的情感力量发挥尤其充分，这些都是该书独特之处，也都抓住了诗歌研究的核心。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仍在不断演进，《辽金诗史》在文化社会学视角方面的开拓已经集一个时代之大成。多年以来，作者在古代文学理论、美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仍在不断深化发展，新的思维成果也不断投射回辽金诗歌的研究，一些记录作为附录文章也收在新版之中。可以说，将《辽金诗史》作为辽金文学研究的理论根系，是对该书价值的客观定位。这种交叉学科的视野不是闭合的，新一代学者仍可以在这个框架下，从人类学、民族学等更多元的视角深化对辽金诗歌乃至辽金文学整体的研究。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19AZW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晶.辽金诗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20.
[2]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J].文史哲，2004（1）.
[4]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周雨尘）
张晶教授的《辽金诗史》初版于1994年，于2020年再版。[1]新版内容更为丰富、注释更为翔实，装帧设计也焕然一新。重读之后，新获颇丰。一部文学史著作，文献是核心的材料，这是张晶教授反复强调的。《辽金诗史》的文献材料是严谨的、丰富的，但作者的兴趣并非是向考据方向深度发展，而是着重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辨与升华。从这个角度上说，《辽金诗史》既是辽金文学研究理论草创时期的里程碑，也是弥足珍贵的探索之作。
一、发展观：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辽金文人的诗歌创作，首先是源自独特个体和民族的生命表达，而非是意在对汉族诗歌传统的接续。辽金诗歌不同于唐宋诗歌的根源之处在于主体的差异。辽金诗歌的作者，或是契丹与女真乃至各民族作家，或是从属于契丹或者女真政权的汉族文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人生历程大多不同于唐宋文人。《辽金诗史》第二章第二节中，张晶教授以简明有力的史料分析了游牧、渔猎以及畜牧在契丹族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关系与发展历程，为辽诗的分析奠定基础。在第四章中，作者从契丹族较少性别差异的游牧、渔猎生活方式出发，与汉族農耕生活的男女分工相比照，解释了契丹女诗人之多及其作品中政治意识强烈的原因，发人深省。第三章和第七章也分别论析了契丹和女真皇室为主体的创作群体。这些分析，从迥异的个体意识入手，还原了诗歌作为生命表达的原初功能。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辽金文学的成果又一定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作为以游牧为主体的契丹族甚至更为原始的以渔猎为主体的女真族（对此作者以“游猎民族”的提法做了总括），主动、积极地接受汉文化的优越之处，尤其是接受汉语文学的高级形式，是辽金政权下多民族文学产生飞跃的外在力量。“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在接触汉文化之前，其文化形态都是非常落后的，文字上尚处于类似于‘结绳记事’的阶段，而当其接受了汉文化之后，文化形态则发生了迅速的改观。”[1]3在汇入了汉语文学的发展洪流之后，辽金文学也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世英先生强调注重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这一客观属性，同时也认为“一个民族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2]13。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说，辽金文学研究的价值向度在源不在流，人与自然早期对话中的“个体性”生成，恰是辽金诗歌的主要价值所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金文学还原了周代以前中华文学萌芽时期的一些现象和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上古时期华夏大地人民的人文生态，《辽金诗史》展现了这一必然存在的研究维度，体现了作者卓越的理论眼光。
二、民族观：华夷之防的突破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视野之下，儒家固有的“夷夏之别”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争议话题。事实上，在研究对象的激发下，《辽金诗史》早就已经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在回顾了孔子“夷夏之辨”的历史原意后认为：辽金诗史的整体性研究也许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较新的经验，其中首要的就是“对我们头脑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可能是潜意识的）产生一个有力的冲击”[1]2。辽道宗“否认契丹为‘夷狄’，自信已与中华‘同风’”[1]44，萧观音《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贯穿着“辽朝乃天下归心的礼乐之邦”这样一种信念。[1]53不同民族的种姓之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不完全受制于血缘的隔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不断加深现象。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发明”的知识版权，并不会成为文化共同体的界限。游猎民族建立政权之后，都难以避免地接受农耕民族长治久安的统治经验和相对完善的礼仪制度，主动将自身纳入这一谱系之中，并且常常更积极地向前汲取历代王朝与自身民族气质和发展道路相契合的文化精华。葛兆光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3]5相对比较理想的唐初“华夷一家”时代，北宋实际上是国族（汉文化覆盖下的各民族）意识强化了的时期;在金朝政权的威慑下，南宋对国族意识的强调自然是更有过之。反观辽金政权，变换“夷夏”身份的做法给了统治者发展文化和涵育各族以合法地位，尽管其间有波折时期或者退步环节，但对大唐气象的赓续上，辽金政权是别有贡献的。这样一种在军事实力支持下的政治自信和宽广胸襟，自然也体现在诗歌的吟咏之中。
辽金政权中的帝王、后妃和贵族多有爱诗、工诗者，他们所作的诗都是汉诗，语言文字、格律、典故、意象完全属于汉诗系统。从对汉文化的历史传承发展上来说，他们对这些诗歌的“形式研究”一定不如美学精神研究更富内涵。以契丹女诗人为例，她们的创作显露着“高远的胸襟与强烈的政治意识，在艺术风格上也更多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女性的豪放”[1]48。再以女真作家完颜亮为例，“读完颜亮的诗词，感到一种生命的强力迎面而来，带着女真人的朴野雄鸷的原生态之美”[1]417。即便如契丹语原创的辽诗《醉义歌》，“深受汉语诗歌艺术传统的影响，诗中所用的典故与思想资料都是来自汉文化系统的，但诗人禀赋了契丹民族的豪放粗犷的气质，这两方面的融合形成了此诗的独特风格：雄奇俊逸、颇具阳刚之美”[1]83-83。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对文化相对先进民族的武力征服虽常可胜利，但最终总是难以避免地文化上融入文化相对先进民族，但这种消融也不是完全被动和不留痕迹的，而是一种对原有文化的丰富和激活。在这一点上，《辽金诗史》以实证的方式呈现了辽金诗歌对汉语诗歌系统发展变化的作用。
三、地域观：南北之别的平衡
作为更具当代意义的“文学地理学”这一流行交叉学科的基础，地域文化学的奠基意义不可忽视。在《辽金诗史》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北歌系统下的辽金诗歌（也包含辽、金之间的诗歌内在传承）。作者的论述是以辽诗作者中契丹诗人成就高过汉族诗人这一历史现象发起疑问的，然后从北方民族、北朝乐府民歌论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土风乐歌。作者认为：“辽诗创作以契丹诗人为主体，契丹乃是与鲜卑有渊源关系的民族，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说辽诗继承了‘北歌传统’是有根据的。”[1]29张晶教授创造性地以“朴野”“清刚”等美学范畴进一步概括了辽金诗风的特质。“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中华诗史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带着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与朴野，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生机。”[1]9“金诗与辽诗相比，规模要宏阔得多，艺术上也更成熟，同时保存着北方文学的清刚特质。”[1]10这些都是雄奇刚健的北方文风在辽金诗史中的具体展现。在周惠泉、张晶、胡传志等金代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基础上，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在论及辽金文学的贡献时说：“辽金相继崛起于北方，尽管文化与文学成就皆无法与大致同时的北宋、南宋相比，但其拓展了北方尤其是东北、北境、西北的‘外圈’文学区系。”[4]644 文学不仅仅是人面对社会的反应，也是人面对自然的反应。辽金文学另一个不同于唐宋文学的生成背景就是北方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同结合方式。这里的重心不是田园、山水、宫廷，甚或也不是唐人的“边塞”乃至宋人的“北廷”，而是牧人的草原、猎人的山林和敬奉神明的皇族。与唐宋文人的交游往来不同，辽金文人直面自然的机会和兴趣明显更多，这些都为辽金诗歌提供了新的题材和空间，作为研究者自然也不会忽视对这些内容的发掘。比如，《辽金诗史》在论及辽代萧观音诗歌首举《伏虎林应制》，论及蔡珪的诗作时特举《野鹰来》《医巫闾》，都表现出北方习俗、风物给中华文學提供了丰富养料。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提出了辽金时期因北方因素增强而产生的文学反哺作用。《辽金诗史》中说：“与汉民族相比，北方游猎民族有着强悍蛮勇的民族性格，他们善于骑射，能征惯战，‘其人戆朴勇鸷’（《松漠纪闻》），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反过来又会影响汉族士人。金代女真军事贵族喜爱文学，多在幕府中罗致汉士，与之彼此唱酬。这些幕主的豪爽雄毅之风，势必影响、渗透于汉士的心理与创作。刘祁总结道：‘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归潜志》卷十）实际上，这不仅是概括了其地望特点，更主要的是揭示了其文化心理的特点。与南方士人相比，北方士人多刚直任气、慷慨豪爽，金朝的李纯甫、雷希颜、李汾等皆如是。元遗山更是‘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这些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与辽金诗歌的整体风貌有着若明若暗的关系，不可不察。”[1]7张晶教授尤其强调辽金时期代表作家元好问对北方文化传承的意义，元好问虽系出鲜卑，但家族早已汉化，因此《辽金诗史》并不限于从民族角度探讨其诗风成因，而是转向整体的北方民族文化。“元好问的诗歌熔雄浑苍莽与悲怆感慨于一炉，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形成这种风格特征的文化心理基质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深感兴趣的问题。笔者以为，主要在于诗人所禀受的北方民族的慷慨雄放的气质。”[1]363换言之，辽金时期的北方文化基因，正是基于元好问的文学创作予以载录和升华的。
总之，《辽金诗史》充满了一种学术勇气和学术自信，对于辽金诗作、诗学，除了进程的勾勒、文本的精析、风格的概括外，对其中蕴含的情感力量发挥尤其充分，这些都是该书独特之处，也都抓住了诗歌研究的核心。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仍在不断演进，《辽金诗史》在文化社会学视角方面的开拓已经集一个时代之大成。多年以来，作者在古代文学理论、美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仍在不断深化发展，新的思维成果也不断投射回辽金诗歌的研究，一些记录作为附录文章也收在新版之中。可以说，将《辽金诗史》作为辽金文学研究的理论根系，是对该书价值的客观定位。这种交叉学科的视野不是闭合的，新一代学者仍可以在这个框架下，从人类学、民族学等更多元的视角深化对辽金诗歌乃至辽金文学整体的研究。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美学精神的诗学基因研究”（19AZW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晶.辽金诗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20.
[2]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J].文史哲，2004（1）.
[4]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周雨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