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的采访是在旧金山Mission Street上的破房子里，那里正在进行一个带有嬉皮风格的试验性项目。当我走进门时，面前一个男按摩师正在给一个女生做按摩，那个女生在我面前拉下自己的胸衣，等着上精油。在屋子不远的地方，一个画家正往墙上画藤蔓生长的壁画。
　　如果在过去，我会将这一幕看作是极客世界之外发生的事情。
　　在我固化的思维中，这种无所顾忌表露自己的行为模式是嬉皮世界中的，只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而硅谷和极客则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有谢尔顿这样的超级天才，或者一夜暴富的聪明小子。
　　但最近我开始意识到两个世界之间有着息息相关之处。起点开始于对火人节（Burning Man）的了解。这个每年在内华达沙漠里以放纵和异想天开而出名的超级大Party看上去是汇集了艺术家和嬉皮士，但事实上它上万的参与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硅谷的极客们。
　　更何况在今年的GoogleI/O大会上，Google的CEO Larry Page还提到了火人节，他丝毫没介意火人节上的大麻、酒精和裸体，而是说也许在科技界也需要一个能够这样自由实验的场所。
　　我的好奇被激发。我想知道为什么硅谷极客会对火人节着迷，以及，为什么我到了旧金山之后不断感觉嬉皮文化和极客文化有着某种关联。
　　我在斯坦福大学教授Fred Turner的《数字化城邦》一书和一些论文中找到答案，而他所追溯得比我想象得还要远。
　　他在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Stewart Brand，这是一个将嬉皮文化和硅谷极客文化汇集在一起的人，并对日后影响深远。如果要简要解释清楚影响如何深远，这两个事实足矣：一，他是《连线》的创始人之一；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为人所铭记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就出自Brand出版的《全球概览》。
　　Brand的童年在二战与核爆炸的阴影之下，他恐惧战争，也恐惧国家机器所带来的对个性的压抑，这也促使他不断寻找自我。他接受了二战期间因为美国军事科研机构跨学科研究而诞生的控制论理论，相信世界的运行可以用计算机的运行来模拟和解释，并因此相信技术带来的巨大能量；他也参与到了当时纽约、旧金山等地轰轰烈烈的波西米亚艺术以及嬉皮士文化运动，反抗当时压抑的主流文化。他甚至还参加过当时的公社运动，试图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乌托邦。
　　在那时，技术、嬉皮文化以及反叛的理想主义已然开始融合，一个体现是当时的艺术和音乐节演出都
　　开始用技术的手段来反映他们的世界观。1966年的The Trips Festival中，Brand和《飞跃疯人院》的作者肯·克西和其他志同道合者试图用技术造出一种吸食迷幻剂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现场效果。他们用多音轨，投影仪和幻灯片，为每个观众准备麦克风和声音设备。感恩而死乐队的首席吉他手杰瑞·加西亚回忆当时的感受说：“成千上万人，醉到不知所措……这是极端美妙的魔术。”
　　Turner用了数章来写这些社会思潮，包括波西米亚艺术、嬉皮士文化和技术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彼此影响，并逐渐蔓延到整个硅谷。这当中《全球概览》、《连线》等杂志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尤其针对那些硅谷的极客们。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从小热衷电子的乔布斯在年轻时也会着迷于神秘主义甚至跑到印度去，也能解释为什么Google的两个创始人从公司成立初始就带有极其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我，一个在学校被导师逼着读这些社会思潮著作却从来都过目就忘的人，终于明白它们所存在的力量—这些学者所引发的社会思潮能影响好几代人，并塑造公司或者一个产业的风貌，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