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也许，应该重新读读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了。
龙应台提到了一个故事：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龙应台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可等到她回到台湾一年了，她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愤怒了。她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当“沉默的大多数”成为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时，我们应该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想问，正义，为何总是孤独？
可不可以预期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结局？
“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
就这次上海发生的公交车见义勇为事件而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张，见义智为，“和暴力斗争的时候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像这种情况下，毕竟面对的是一个团伙，在这个背景下，也不能简单地说要求一般的公民挺身而出，这是不现实的”。
在他看来，每位公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事情，在你面对的是一拨匪徒的时候，“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安全；见义勇为要有智慧，你可以到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去报警，这是你能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让警方早点介入，这也是一种公民责任的表现”。
而在以前，其他城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故事是如此雷同，却绝非巧合。关于小偷在公共场所行窃，当警觉者与小偷们缠、搏斗或被小偷招来同伙暴打之际，在场的诸多人等无动于衷、顾左右而言他等等情形，比比皆是。
一个愤怒的眼神，或者一声有力的喝止，都没有。余下的是，难堪的沉默。
就在上海公交车的见义勇为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个冬天，温州有位张先生，在上班途中目击路旁一名20岁出头的瘦小男子正拿着一把镊子伸向一位女士的背包，当即抢过那男子手中的镊子，一把抓住他。这个时候，就潜伏在附近的该男子的同伙冲到张先生面前，掏出一把镊子向张先生捅去。
接下来的5分钟之久，是两个男子对张先生的拳打脚踢。这个河南来到温州打工的男人的头部、右眼被打伤，身上有几处被镊子捅伤。被抢的女士四处呼喊找人来帮忙，两个小偷随即逃窜，张先生忍住疼痛紧追小偷，但随着流血越来越多，只好放弃追赶，改为向“110”报警。很快，小偷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他头破血流地靠在路旁。
让这位张先生心寒的是，一路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一把，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
张先生说，让他伤心的并不是身上的伤，而是周围人的“袖手旁观”的冷漠。
在教育部前任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看来，出现这种令人悲哀的集体冷漠，原因在于，“首先，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富有了，但是精神世界相对地贫瘠了许多，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艺、电视节目和娱乐形式，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取代精神层面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生活的提升和经济生活比，显得滞后。
“第二，我们提倡英雄主义教育，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全民族不可能都成为英雄，英雄永远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少数人，应该让全民族都深刻地认识到，不当英雄也可以，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进行‘底线教育’，实际上是公民教育，就是说，我可以不当英雄，但必须得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很不够，比方说，公民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我们现在对前一方面强调得过多，对后一方面强调得不够，这是在我们的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教育系统中缺失的。
“第三，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公民见义勇为了，能得到什么补偿？各地都不一样。最近有些地方有见义勇为基金之类的，但远远不够，一定要让见义勇为的人得到褒奖、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公民普遍的榜样。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反过来说，我们对围观的、冷漠的、麻木的、见死不救的、见死‘不为’的人，应该怎样惩罚？这应该有相应条文，从现在看，也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解决这类事情不能全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我们有关执法、公安、市政管理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很重要。我希望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看一看：我们的执法队伍很强大也很健全，在发生问题时，这些部门在干什么？是否出现有关部门在这样的事件中有不作為的情况？如果有，一定要严加查处。”
在王旭明看来，改变这种遇事冷漠以对的局面，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美国，也曾经偶有发生过这种围观的现象，他们的立法、制度、整体素质方面要比我们完善一些，而中国刚刚进入市场化社会，我们要抓紧这方面的工作”。
一些人不断地抒发对于毛主席时代的思念，那个夜不闭户，遇到小偷人人喊打的年代。
但是，在王旭明的理解中，这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情绪，他并不完全赞同，“以那个时代的简单来要求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复杂化人群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对过去的怀旧”，在他的理解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十分贫乏，而现在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必须得思考，如何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社会，没有人是孤岛。
王旭明给出的对策，简言之是：第一，从我做起，以身作则，遇此类事不围观，不冷漠；更重要的是，各人结合自己的工作，时时掂量自己的那样一份责任，“作为每一个从事精神生活的工作者，现在都应该思考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实现了没有？”
好多人是拿“彭宇案”当作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
2006年年末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让国人记忆犹新。一位老太太在人来人往中的公交站台被撞倒，赶忙好心去扶老太太的小伙子彭宇事后反被其咬定为“肇事者”，他被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十几万元损失。彭宇称，自己好心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并将她送去医院，反被诬陷。一审判决，法官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5876元。彭宇一脸郁闷的样子，成为当年转载甚广的新闻图片。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人们在旁人面临困境之际，选择了袖手旁观，避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彭宇案”曾经使中国多个城市出现老人跌倒后无人去搀扶的情境，道德整整后退了数十年，足见人们对于“扶老”的畏惧心理。
就在两个月前，在河北省，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大街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在被一位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扶起来以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而在新锐作家蒋方舟看来，这类事情的关键在于，这并非是多大的所谓道德难题或者道德困境，因为这种事情是非都是很明显的，但是，让她感到特别疑惑的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还能就这种事情的是非进行争辩？”比如，对见义勇为事件中的拒载者、冷漠者，不乏有人为其发声，认为他们也有拒载的权利。
在蒋方舟看来，“好多人其实是拿‘彭宇案’当作自己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很多人就觉得出了‘彭宇案’之后，才开始所谓的良心沦陷；其实早在‘彭宇案’之前，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是用一个所谓‘成王败寇’的残酷理论取代了道德准则”。
她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法令，发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假期法令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法令，确实都是围绕这个所谓道德建设核心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毁坏得很早，而且铲了好幾次根，终于铲干净了”，“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儒家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缺点，但是没有儒家的社会是一无四处的，我很同意这句话，就是说现在道德准则也好，正义准则也好，是处于一个四崩五裂的局面”。
在不久前复旦的“黄山门”中，复旦登协创始人石翔跟获救的18名队员之一的杜彬那段对话，让人瞠目，石翔以过来人的身份说，“经过这次，登协是你的了”。
蒋方舟评论说，“石翔这样的人，在我眼里他并不是怪物，我对这样的人反而太熟悉了，在高校中登顶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无负重地一路上行”，有人说上一代是喝狼奶的一代，充满了仇恨；而这一代的成功者们，连狼奶都不用喂了，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狼。
道德、正义，在这些未来的喝狼奶长大的“成功者们”的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是通过精密的计算，将成本控制在最佳范畴，遇事围观，力气攒着用在不顾一切地出人头地上，还是有其他的突围口？
“我跟很多人沟通，差不多都是80后、90后的，我觉得他们的世界观的最核心的就是‘成王败寇’这样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觉得是唯一简单粗暴行之有效的，其他的道德、正义什么的，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很可笑的概念”，蒋方舟说，在未来，他们给他们的孩子灌输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复制给他们的，“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是经过动荡之后，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要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因为反正从小到大，我的父母还有我周围同学的父母都是告诉我们，莫谈国事，别人的事情少管，管了就会出麻烦，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蒋方舟的失望，来得很早很早，现在她觉得，这种无力、绝望、谩骂，都是一劳永逸的。要么就是坠入有关国民性的老生常谈。而她期待的是，这个社会人性都恢复正常的那一天。
“天良”慢慢被冲洗掉了
“中国社会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谓正义、公道都是很难走出三步的，走到第一步，就很难了，走到第二步，就遇到风险了，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可能要遭到很大的危险了……所以多少年这么走下来以后，在整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内心就会把一个文明社会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都给慢慢地冲洗掉了”，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看来，“人的天性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任何小孩子在正常情况之下，从小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天良’，这个‘天良’是指天性的良心，有相应的良心就有相应的行为，但是随着中国人在社会中成长，他无论是学习还是在生活、工作中间，他遇到的越来越多的是同人的天良不一致的东西，这种‘天良’就慢慢地被冲洗掉了，然后就出现了类似的很多现象”，“如果这种事情大大小小地在不同规模上、在不同地点上成为大多数的一种现象，那么你就不能指望这个社会里面正义和天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间，能够在生活现实中能够成为一种持续的趋势”。
在丁学良看来，这种事情在中国每年都发生，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事情完全从个人行为出发来归因，应该说，从个人角度来讲，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些“天良”的，但是，这些“天良”最后怎么给冲洗掉了？
“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对抗天良的行为，包括对正义和‘天良’行为的打压，也包括动用暴力的行为对公正者的威吓甚至对其肉体上的残害……这种事情对周围的人，都是有一个负面的教育意义，就是，你不应该有太多的正义感，你更不要有太多的正义行为，否则你就要付出你个人的代价”，丁学良指出。
在鲁迅的笔下，围观是个贬义词。而当普通人明白，当为正义行为需要付出惨痛的个人代价时，留下的是空白的集体失语。
坏人的嚣张很可怕，但比之更甚的是好人的集体失语。到了下一次，这位张先生，还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
当我们试图从社会机制上去为围观和冷漠寻找一些答案，最终却发现，这个答案或许是无解的。且角色会变得很尴尬。因为当你在道德层面评价一种行为的时候，你很容易被指责为站在道德的高地指指点点，你以为你会一呼百应，却很容易被指责成为是一个虚情假意的道德完人。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也需要这种答案：当我们都身处此类事件中时，我们该如何自处？当我们被内心跃跃欲试的正义感推动，真的振臂一呼时，却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一个迈出这个失语队列的个体，对于孤独的正义，我们是否应该坚守？
还是说，在根本上，是我们更重效率更计算成本更重视投入产出比的“现代生活”出问题了吗？
曾经向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我们是急急忙忙干工作，平平淡淡过生活，现代人的状态显得比较务实，这是现代生活，是一种进步，“但现代生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说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有时候，我们走脚下的路时，还得仰望星空。遇到不平之事，就是应该发发声，生生气。有时候，就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帮人亦是助己。
龙应台提到了一个故事：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龙应台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可等到她回到台湾一年了，她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愤怒了。她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当“沉默的大多数”成为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时，我们应该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想问，正义，为何总是孤独？
可不可以预期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结局？
“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
就这次上海发生的公交车见义勇为事件而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张，见义智为，“和暴力斗争的时候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像这种情况下，毕竟面对的是一个团伙，在这个背景下，也不能简单地说要求一般的公民挺身而出，这是不现实的”。
在他看来，每位公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事情，在你面对的是一拨匪徒的时候，“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安全；见义勇为要有智慧，你可以到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去报警，这是你能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让警方早点介入，这也是一种公民责任的表现”。
而在以前，其他城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故事是如此雷同，却绝非巧合。关于小偷在公共场所行窃，当警觉者与小偷们缠、搏斗或被小偷招来同伙暴打之际，在场的诸多人等无动于衷、顾左右而言他等等情形，比比皆是。
一个愤怒的眼神，或者一声有力的喝止，都没有。余下的是，难堪的沉默。
就在上海公交车的见义勇为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个冬天，温州有位张先生，在上班途中目击路旁一名20岁出头的瘦小男子正拿着一把镊子伸向一位女士的背包，当即抢过那男子手中的镊子，一把抓住他。这个时候，就潜伏在附近的该男子的同伙冲到张先生面前，掏出一把镊子向张先生捅去。
接下来的5分钟之久，是两个男子对张先生的拳打脚踢。这个河南来到温州打工的男人的头部、右眼被打伤，身上有几处被镊子捅伤。被抢的女士四处呼喊找人来帮忙，两个小偷随即逃窜，张先生忍住疼痛紧追小偷，但随着流血越来越多，只好放弃追赶，改为向“110”报警。很快，小偷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他头破血流地靠在路旁。
让这位张先生心寒的是，一路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一把，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
张先生说，让他伤心的并不是身上的伤，而是周围人的“袖手旁观”的冷漠。
在教育部前任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看来，出现这种令人悲哀的集体冷漠，原因在于，“首先，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富有了，但是精神世界相对地贫瘠了许多，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艺、电视节目和娱乐形式，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取代精神层面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生活的提升和经济生活比，显得滞后。
“第二，我们提倡英雄主义教育，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全民族不可能都成为英雄，英雄永远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少数人，应该让全民族都深刻地认识到，不当英雄也可以，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进行‘底线教育’，实际上是公民教育，就是说，我可以不当英雄，但必须得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很不够，比方说，公民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我们现在对前一方面强调得过多，对后一方面强调得不够，这是在我们的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教育系统中缺失的。
“第三，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公民见义勇为了，能得到什么补偿？各地都不一样。最近有些地方有见义勇为基金之类的，但远远不够，一定要让见义勇为的人得到褒奖、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公民普遍的榜样。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反过来说，我们对围观的、冷漠的、麻木的、见死不救的、见死‘不为’的人，应该怎样惩罚？这应该有相应条文，从现在看，也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解决这类事情不能全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我们有关执法、公安、市政管理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很重要。我希望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看一看：我们的执法队伍很强大也很健全，在发生问题时，这些部门在干什么？是否出现有关部门在这样的事件中有不作為的情况？如果有，一定要严加查处。”
在王旭明看来，改变这种遇事冷漠以对的局面，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美国，也曾经偶有发生过这种围观的现象，他们的立法、制度、整体素质方面要比我们完善一些，而中国刚刚进入市场化社会，我们要抓紧这方面的工作”。
一些人不断地抒发对于毛主席时代的思念，那个夜不闭户，遇到小偷人人喊打的年代。
但是，在王旭明的理解中，这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情绪，他并不完全赞同，“以那个时代的简单来要求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复杂化人群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对过去的怀旧”，在他的理解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十分贫乏，而现在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必须得思考，如何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社会，没有人是孤岛。
王旭明给出的对策，简言之是：第一，从我做起，以身作则，遇此类事不围观，不冷漠；更重要的是，各人结合自己的工作，时时掂量自己的那样一份责任，“作为每一个从事精神生活的工作者，现在都应该思考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实现了没有？”
好多人是拿“彭宇案”当作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
2006年年末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让国人记忆犹新。一位老太太在人来人往中的公交站台被撞倒，赶忙好心去扶老太太的小伙子彭宇事后反被其咬定为“肇事者”，他被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十几万元损失。彭宇称，自己好心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并将她送去医院，反被诬陷。一审判决，法官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5876元。彭宇一脸郁闷的样子，成为当年转载甚广的新闻图片。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人们在旁人面临困境之际，选择了袖手旁观，避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彭宇案”曾经使中国多个城市出现老人跌倒后无人去搀扶的情境，道德整整后退了数十年，足见人们对于“扶老”的畏惧心理。
就在两个月前，在河北省，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大街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在被一位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扶起来以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而在新锐作家蒋方舟看来，这类事情的关键在于，这并非是多大的所谓道德难题或者道德困境，因为这种事情是非都是很明显的，但是，让她感到特别疑惑的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还能就这种事情的是非进行争辩？”比如，对见义勇为事件中的拒载者、冷漠者，不乏有人为其发声，认为他们也有拒载的权利。
在蒋方舟看来，“好多人其实是拿‘彭宇案’当作自己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很多人就觉得出了‘彭宇案’之后，才开始所谓的良心沦陷；其实早在‘彭宇案’之前，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是用一个所谓‘成王败寇’的残酷理论取代了道德准则”。
她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法令，发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假期法令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法令，确实都是围绕这个所谓道德建设核心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毁坏得很早，而且铲了好幾次根，终于铲干净了”，“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儒家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缺点，但是没有儒家的社会是一无四处的，我很同意这句话，就是说现在道德准则也好，正义准则也好，是处于一个四崩五裂的局面”。
在不久前复旦的“黄山门”中，复旦登协创始人石翔跟获救的18名队员之一的杜彬那段对话，让人瞠目，石翔以过来人的身份说，“经过这次，登协是你的了”。
蒋方舟评论说，“石翔这样的人，在我眼里他并不是怪物，我对这样的人反而太熟悉了，在高校中登顶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无负重地一路上行”，有人说上一代是喝狼奶的一代，充满了仇恨；而这一代的成功者们，连狼奶都不用喂了，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狼。
道德、正义，在这些未来的喝狼奶长大的“成功者们”的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是通过精密的计算，将成本控制在最佳范畴，遇事围观，力气攒着用在不顾一切地出人头地上，还是有其他的突围口？
“我跟很多人沟通，差不多都是80后、90后的，我觉得他们的世界观的最核心的就是‘成王败寇’这样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觉得是唯一简单粗暴行之有效的，其他的道德、正义什么的，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很可笑的概念”，蒋方舟说，在未来，他们给他们的孩子灌输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复制给他们的，“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是经过动荡之后，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要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因为反正从小到大，我的父母还有我周围同学的父母都是告诉我们，莫谈国事，别人的事情少管，管了就会出麻烦，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蒋方舟的失望，来得很早很早，现在她觉得，这种无力、绝望、谩骂，都是一劳永逸的。要么就是坠入有关国民性的老生常谈。而她期待的是，这个社会人性都恢复正常的那一天。
“天良”慢慢被冲洗掉了
“中国社会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谓正义、公道都是很难走出三步的，走到第一步，就很难了，走到第二步，就遇到风险了，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可能要遭到很大的危险了……所以多少年这么走下来以后，在整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内心就会把一个文明社会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都给慢慢地冲洗掉了”，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看来，“人的天性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任何小孩子在正常情况之下，从小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天良’，这个‘天良’是指天性的良心，有相应的良心就有相应的行为，但是随着中国人在社会中成长，他无论是学习还是在生活、工作中间，他遇到的越来越多的是同人的天良不一致的东西，这种‘天良’就慢慢地被冲洗掉了，然后就出现了类似的很多现象”，“如果这种事情大大小小地在不同规模上、在不同地点上成为大多数的一种现象，那么你就不能指望这个社会里面正义和天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间，能够在生活现实中能够成为一种持续的趋势”。
在丁学良看来，这种事情在中国每年都发生，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事情完全从个人行为出发来归因，应该说，从个人角度来讲，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些“天良”的，但是，这些“天良”最后怎么给冲洗掉了？
“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对抗天良的行为，包括对正义和‘天良’行为的打压，也包括动用暴力的行为对公正者的威吓甚至对其肉体上的残害……这种事情对周围的人，都是有一个负面的教育意义，就是，你不应该有太多的正义感，你更不要有太多的正义行为，否则你就要付出你个人的代价”，丁学良指出。
在鲁迅的笔下，围观是个贬义词。而当普通人明白，当为正义行为需要付出惨痛的个人代价时，留下的是空白的集体失语。
坏人的嚣张很可怕，但比之更甚的是好人的集体失语。到了下一次，这位张先生，还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
当我们试图从社会机制上去为围观和冷漠寻找一些答案，最终却发现，这个答案或许是无解的。且角色会变得很尴尬。因为当你在道德层面评价一种行为的时候，你很容易被指责为站在道德的高地指指点点，你以为你会一呼百应，却很容易被指责成为是一个虚情假意的道德完人。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也需要这种答案：当我们都身处此类事件中时，我们该如何自处？当我们被内心跃跃欲试的正义感推动，真的振臂一呼时，却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一个迈出这个失语队列的个体，对于孤独的正义，我们是否应该坚守？
还是说，在根本上，是我们更重效率更计算成本更重视投入产出比的“现代生活”出问题了吗？
曾经向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我们是急急忙忙干工作，平平淡淡过生活，现代人的状态显得比较务实，这是现代生活，是一种进步，“但现代生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说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有时候，我们走脚下的路时，还得仰望星空。遇到不平之事，就是应该发发声，生生气。有时候，就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帮人亦是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