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世说新语》亦称作《世说》《世说新书》，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隋书》将其归于“街谈巷语”之“小说家言”， 并叙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将原著与注本、作者与注者交待得非常清晰。而同是唐人编撰的《南史》，则只是笼统地记述刘义庆“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卷十三）据此可知，唐人所见到的《世说》已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之别，八卷本是刘义庆的原著，十卷本则是包含有刘孝标的注本。
尽管唐人对《世说新语》的作者与注者有明确的交待，而且这一观点也为历代著录所承袭，然此前沈约《宋书》对临川王刘义庆撰写《世说》之事却只字未提（见《宋书》卷五十一），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对《世说》作者提出异议。譬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谓：“《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此说既出，便引发诸多回应者，至今亦难有定论。我们认为，《世说新语》无论是直接出自刘义庆之手，还是成于其门下众人之手，都不可否认该书与刘义庆之间的关联，化用刘勰之言，可谓：不有义庆，岂见《世说》？
那么，刘义庆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他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完成这部旷世奇书的？根据《宋书》《南史》记载，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出身于南朝刘宋宗室之家，其父刘道怜为宋武帝刘裕异母之弟，后被封为长沙景王。因道怜同母弟道规无子，义庆后出继叔父刘道规。道规死后被追封为临川王，所以刘义庆后来能袭封为临川王。
刘义庆从小就为伯父刘裕所赏识，常被誉为“我家之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义熙十二年就跟随刘裕攻打长安，回来后拜为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旋即徙为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等职。刘宋建立后，义庆袭封为临川王，历任侍中、丹阳尹、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当时，“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应该说，刘义庆以其过人的才华，在刘宋宗室诸王中脱颖而出，也颇受宋文帝的信赖与重用，这样的处境很有可能促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刘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又谨小慎微，他深知皇家宗室的出身能给自己带来种种特权与荣耀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不虞之祸。远者有前朝的“八王之乱”，骨肉相残;近者有少帝及庐陵王刘义真被废杀。因此，名利场上只有权利的角逐，没有谁去遵守固定的游戏规则，毫无是非秩序，置身此境，凶险四伏。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时任尚书左仆射，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宋文帝曾专门下诏安慰他，义庆仍然深感不安，固求外任。而且，外任期间，“迎送物并不受”;还有，平素节俭的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而“颇致费损”。这些迹象表明，刘义庆虽居宗室令美，然其兴趣并不在政治上，其内心始终承受着不小的心理负荷，故而在行为上力求规避种种政治风险，希望远离朝廷，远离权力争斗的是非之地。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爱好文义”在士林中蔚然成风，尤其是进入南朝，其风愈炽。梁朝萧子显曾以玄学与文学来概括晋宋二世不同的时代风潮，谓：“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见《南齐书》卷三十九），此言甚确;《资治通鉴》亦谓：“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第一百三十六卷）此“世祖”即孝武帝刘骏，似乎宋世士人“以文章相尚”的风气始于刘骏。实际上，刘骏之父宋文帝刘义隆早就自称“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宋书》卷九十五）。因此，元嘉时期文风已盛。譬如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宋书》本传谓之“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卷六十六）;他们的子辈何偃与颜峻亦“以文义赏会，要得甚欢”（《宋书》卷五十九）。又，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然“为性偏激，多衍礼度”，所以，少帝时期，“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而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于是，称疾去职;文帝即位，虽赏识灵运才华，甚至称其诗、书为“二宝”，然亦“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这使得谢灵运大失所望，故于元嘉五年再次去职东归，“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卷六十七）还有，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烏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卷五十八）所谓“文义赏会”或“文章赏会”，就是人们相聚在一起欣赏诗文或论析玄理。实际上这样“赏会”是魏晋清谈的延续，只不过谈论的内容由玄言佛理逐渐趋向于文学。上述材料，可见刘宋士林“爱好文义”风气之一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义”与政治之间又似乎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
可以说，“爱好文义”也是刘义庆为规避政治风险、释放心理负荷的一种方式。《宋书》本传谓其“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又载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就像魏晋名士为了回避现实而热衷于清谈玄理一样，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的举动，意在向当时的政客们表明，自己无心于政治上的角逐，从而化解随时可能降临的灭身之祸。即便如此，刘义庆仍不能完全释怀，《宋书》本传载，“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麇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我们认为，刘义庆的病一定程度上源自其“心疾”，谨慎的性格使他在政治上过于敏感，从而加重心理上的压力，而心理上的过度紧张最终真的要了他的命。当然，刘义庆的“心疾”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就在他死后第十年（元嘉三十年），便发生太子刘劭弑父篡位，随后又是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之间的相忌残杀、海陵王刘休茂起兵败死，乃至于孝武死后引发刘宋宗室为争夺权利而操戈的大混乱。 要之，在文风日盛、政治风险四伏的环境下，简素而又谨慎的个性，使得皇族出身的刘义庆放弃权利的角逐，转而“爱好文义”，广泛地招聚文学之士，直接促成《世说新语》的问世。除《世说》外，刘义庆还撰有《徐州先贤传》十卷，《集林》二百卷;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其成就，足以在中古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提及《世说新语》，不能不提到刘孝标的注。此注素为前人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曾谓：“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极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漏，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确实如此，刘注所引典籍多达四百余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今已佚失，因此，其所引材料就显得弥足珍贵。刘注材料丰赡，且“有不言之妙”，当然与其学识、为人等因素相关联。
据《梁书·文学传》载，刘孝标名峻，南朝平原（今山东）人，父亲刘珽，刘宋时期曾任始兴内史之职。泰始初年，青州为魏所陷，孝标时年八岁，为魏人掠至中山，后被中山富人刘实以束帛赎下，教以书学。虽然寄人篱下，但刘孝标从小就勤奋好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因为勤奋好学，曾被人称为“书淫”。正是由于早年的大量阅读，为其日后注《世说》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
不仅如此，刘孝标还是一个“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的性情中的人物。《梁书·文学传》载，“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这种“不随众沉浮”的个性在为任昉而鸣不平之事上得以集中体现。《梁书》卷十四载，“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可是，任昉死后，“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孝标有感而发，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对任昉“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世态炎凉、世路险岐深表悲哀。文章嬉笑怒骂，讽刺热辣，致使任昉生前好友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率性而动”颇有几分魏晋名士之风范，当然，这样的处世方式是要付出代价的，上文所引“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明言其仕宦之不达。对此，刘孝标亦淡然处之。曾作《辨命论》，认为“士之穷通，无非命也”，而“命”又是不可预测、更不能改变的：“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所以，“君子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诎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生命运的通达态度，且性爱山水，“每思濯清濑，息椒丘”（见《东阳金华山栖志》），仕既不达，孝标便干脆以疾去官，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做一个隐居深山、专于学问的隐士。
注《世说》之前，刘孝标曾在梁安成康王萧秀手下编撰过《类苑》，其书“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 被人誉为“述征之妙，扬班俦也”（见《全梁文》卷五十六所收刘之遴《与刘孝标书》）。这部类书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可以想象得到，刘义庆在编撰过程中遍览群书的情形，这也为其日后注《世说》打下基础。《世说新语》以史家实录之笔，生动传神地表现魏晋名士的气韵风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孝标的品性相契合，从而引发其浓厚兴趣，以致倾力为之作注，使之锦上添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二
《世说新语》由一千一百三十则故事组成，全书（包括刘孝标注）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有一千五百余人，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史略》）。因为它真实地记录汉魏以来社会名流的言谈举止，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再现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故能启人心智，对士人人格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从而能起到“教科书”的作用。所以，民间有谚：“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
《世说新语》的卷数与篇目在历代著录中有所不同，唐人所录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今所见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是由宋代晏殊删定的。上卷包括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四篇，与“孔门四科”相吻合，而且每篇的篇幅相对较长，四篇占全书三分之一，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作者对“孔门四科”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进入南朝后，低靡的儒学始见复苏之势;中卷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等九篇，着重于正面的褒扬;下卷包括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二十三篇，其中既有褒扬，也有明显的贬责之意。全书在思想上显得比较驳杂，凸显出汉末以来文化上多元化的时代特征。
王孝伯曾经说过：“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篇）这话看似戏言，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魏晋名士的一些基本特征。兹就此三点，作简要的分析。
首先看名士之“常得无事”。我们认为，这里的“无事”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由名士的身份地位决定他们无须为衣食而奔波，也就是说，名士多出身于豪强地主阶级，属于社会上层人物，物质生活上的充裕使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去追求精神上的需求;二是由于受到当时玄学“贵无”、“清谈”的深刻影响，名士们所追求的正是“宅心事外”式的超脱。《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何晏、王弼是正始玄学界的核心人物，他们所倡导的“无”，实源于老庄之“道”，不仅被视为天地万物之本，还被视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贤者赖以成德，不肖赖以免身。因为，此一理论在思维上超越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这种抽象化的思辨方法正符合当时士人回避现实的心态，因此，一经问世，便得到士人的热烈回应。而盛炽的清谈之风，又将士人引向浮虚之路。 王衍为中朝重臣，推崇“贵无”，“希心玄远”，“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于是，“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卷四十三）裴頠崇有，对“贵无”论给当时士林所带来的浮虚风尚颇为不满，故“著论以讥之”。《晋书·裴頠传》载，“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氏在《崇有论》中谓：“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在他看来，“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因此，对当时浮虚之风予以尖锐批判：“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裴頠之言，并非虚谈。“贵无”之弊正在于其空怀玄远、不经世务，致使“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见《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七）譬如，阮籍本有济世志，但在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便“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亦“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乐道闲居，与世无营”（《幽愤诗》）;向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以上并见于《晋书》卷四十九）;王戎十五岁就与阮籍相友善，参与竹林之游，后来，晋室相乱，戎“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卷四十三，下同）王澄镇荆州之时，“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 乐广也是当时清谈名家，“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不仅裴楷、王衍自叹不如，就连曾参与正始名士会谈的元老级人物卫瓘也大为称奇，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从上述这些名士的行迹，可见正始以来士林浮虚风气之一斑。而且，这种风气一直贯彻整个南朝。
可以说，贵无、清谈之风自从它流行之日始，就成为士人规避政治风险的“避风港”。刘勰曾批评东晋文学“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篇》），这话同样适用于此时的贵无、清谈之风。借助于贵无、清谈，名士便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他们“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篇》），优游从容地徜徉于虚幻的玄理世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故曰名士“无事”。
正是因为主观上追求“宅心事外”，魏晋名士开始超越于现实功利，以审美的态度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从而促使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自觉。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日常生活与审美。在日常生活中，魏晋名士开始撇开世俗的实用价值观，从非功利的、纯粹的审美需要出发，去选择个人的喜好与追求。譬如，马的神駿、鹅的风采、鹤的高逸、竹的神韵等等，无不令人倾怀。所以，支道林爱马好鹤，王羲之悦鹅，其子王子猷则钟情于竹，曾称不可一日无竹。（以上见《世说新语》之《言语》《任诞》诸篇）
其二，山水风景与审美。山水真正以审美对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始于魏晋。《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还有，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从这些描述与感叹之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士人对山水风景的浓厚兴趣，山水美景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愉悦。
其三，各种艺术兴趣与审美。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雅好，是书斋生活的重要点缀，此一风气亦始自魏晋。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其侄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唯共亲知玄歌酣宴而已。”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向秀《思旧赋》），常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相传他曾于洛西华阳亭与神共谈音律，并学得名曲《广陵散》，临刑时不顾惜生命，却感叹《广陵散》从此绝世，因而“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以上见《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不仅如此，阮籍还著有《乐论》，嵇康亦作有《声无哀乐论》，分别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王导从弟王不仅“工书画”，亦“善音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俱好音乐，《世说新语》载子敬死，子猷前往吊丧而感叹人琴俱亡。又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吹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在这里，主客不交一言，一切尽在悠扬的笛声中，这正是魏晋名士的洒脱与风雅。与桓子野类似，阮瞻对前来听其弹琴者也是有求必应，《晋书》本传载：“（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因为全身心地投入，阮瞻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音乐境界之中，因而竟忘了听者，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因为如此地投入，他们的艺术表演常常能感动人心。如袁山松的歌唱就能催人泪下，《晋书》本传谓之“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谢安对音乐的爱好也是有名的。《晋书》本传谓之“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同书《王坦之传》亦谓之“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这种“丧期不废乐”的作法，实在是惊世骇俗之举，身为台辅人物，其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士人们对书画的兴趣也是如此，故“二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就深受人们的喜爱，谢安甚至说过：“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世说新语·巧艺篇》） 其四，个体形象与审美。魏晋名士不仅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且也非常注重个体的容止仪态之美，当时，俊美的容貌、优雅的谈吐时常招致世人关注的目光，成为人物品藻的重要内容。《世说新语·容止》篇专门记载文士的姿容风度及时人对士人姿容风度的评论，此篇的设置，就体现此时的文人对个体形象的特别关注。其中记载了一些名士讲究个人仪表的修饰和言行举止之美，如，“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孝标注引《魏略》云：“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这些细节的描述中虽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其爱美之心却是真实可信的。其实，这种爱美之心，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本篇所载潘岳与左思的不同遭遇，似可证明：“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潘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还有号称是“璧人”的卫玠，更是人们簇拥的明星式人物：“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注引《玠别传》云：“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璧人’。于时家门州党号为‘璧人’。”他的舅舅王武子“俊爽有风姿”，然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所以，对个体形象美的叹赏，是当时“品藻人物”的一大内容。譬如，被时人誉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王右军一见杜弘治，便赞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刘孝标注引《江右名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朝中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标令上，为后来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粗可得方诸卫玠。”象这样的“共商略朝中人士”，成为当时朝臣聚谈的重要话题，而且，此时的人物品藻常常将人格美与自然美相比照。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嵬峨若玉山之将崩。”“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有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这些评语以璧玉、朗月、青松、杨柳、朝霞等光泽明媚的或者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物象作比喻，来表现人的风神美。
再看名士之“痛饮酒”。名士之“痛饮酒”始于“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像这样经常性地、群体性的“肆意酣畅”，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七人中，阮籍与刘伶饮酒尤为突出。阮籍曾“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而且为了拒绝司马昭提亲之事而创下大醉六十日的记录（《晋书》卷四十九）;刘伶曾在神灵面前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而且，“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又著《酒德颂》，塑造一位“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追求的是一种无功无名、任情自适的逍遥境界，因而遭到贵介公子与晋绅处士的“怒目切齿”（同上）。《世说新语·文学篇》谓：“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也就是说，这样的“大人先生”正是刘伶的人格理想。
在此之前，也偶见士人嗜酒。譬如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汉书》卷八十七），然其谨慎怕事的个性决定了他饮酒远不至于“痛”的程度。相比之下，倒是陈思王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卷十九），比较接近名士的“痛饮酒”。此所谓“接近”，意味着曹植“饮酒不节”与名士“痛饮酒”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大致说来，曹植“饮酒不节”主要属于“任性而行”的具体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性”使之然;而名士之“痛饮酒”则属于“伪”，更多的是“有意”而为之，换言之，就是特地做给别人看的。
正始以来，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权利争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政治上的凶险首先危及士人的人身安全，致使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与此同时，向来被奉为圭臬的儒家纲常秩序与名教礼法，也在一次次政治阴谋中轰然坍塌。在这样的背景下，酒被派上用场，它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礼仪”之功能，而成为一些人为凸显其“无礼”的独特道具。譬如，《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有如下数条：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飲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入我裤中？”
像这样饮酒不忌重丧、不避美色，甚至于脱衣裸形，明显有悖于传统礼法，但他们却做得泰然自若，因为他们极度反感于传统名教的虚伪性，他们需要借助于酒，将自己与世间礼法俗士区别开来，通过“痛饮酒”后的极端行为彰显个性，通过醉酒后的颠狂状态实现精神上的超凡脱俗。
同篇又载：“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在这里，身居重丧的阮籍竟然在别人前来吊丧之际喝得酩酊大醉，且“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其举动可谓极端“无礼”，所以被视为“方外之人”，他自己也曾理直气壮地质问别人：“礼岂为我辈设也？”很明显，阮籍是有意将自己与流俗相区别，又巧妙地以醉酒的方式来实现。当然，阮籍醉酒也许只是一种表演性的伪装，但假如没有酒，他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同样，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嵇康亦“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往往能实现精神上的超越。所以，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亦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以上均见《任诞篇》）这些话都不约而同地道出酒中真趣。后来，陶渊明也有诗曰：“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酌》）所表现的正是其借助酒而进入“忘天”之妙境。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醉酒的方式来规避政治上的灾祸。《晋书》卷四十九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尽管其胸中是非分明，但在凶险四伏的环境下，阮籍不得不以醉酒的方式装糊涂，或者以酒浇愁，甚至用酒来麻醉自己，前述其大醉六十日中就包含着这些用意。后来，“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由此亦见，酒能化险为夷的独特功能。尽管如此，“忧生之嗟”还是困扰着他，满腹的忧愁更需要酒来消解，所以，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经过“竹林七贤”的演绎，“痛饮酒”便成为名士表现其任诞放达个性的最佳方式。“痛饮酒”的独特性就在其“痛”字上，为尽兴而痛快，他们不惜身体健康，甚至连命都不要。譬如《晋书》卷四十九载，阮家喝酒，“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喝到兴头，甚至与群猪共饮。还有，胡毋辅之“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常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散发裸袒，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其中，毕卓在任吏部郎期间，“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甕侧，致醉而去。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无论是喝酒用的器具、喝酒所持续的时间，还是喝酒时放达无礼的状态，都体现出“痛”的特征。如此之“痛”，有甚于“七贤”辈。
最后看名士之“熟读《离骚》”。陆云《九愍序》曾谓：“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说的就是自古以来《离骚》对文雅之士的深刻影响。班固说得更具体，在他眼里，《离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离骚序》）不但指出其“弘博丽雅”的特点，而且充分肯定屈骚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亦谓：“《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又说：“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辨騷》）这些言论也共同揭示了《离骚》之所以为后世文人所喜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浓烈的抒情与华美的词采。而这两点，又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那么，作为这一时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名士须“熟读《离骚》”也就不难理解了。
魏晋士人之重人情，可以从其“伤逝”中略见一斑。由于各种天灾与人祸，许多人不得终其天年，亲友的去世往往给活着的人留下无限悲伤，于是，“伤逝”也就成为此时人们流露真情的一种常见方式。《世说新语》专辟“伤逝”一篇，其中记载不少感人事例。譬如：王粲死时，曹丕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提倡“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死者生前好听驴鸣，在生者看来，以此种方式最能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样：“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哀发则恸哭，兴至而学驴一鸣，率意任情，旁若无人，这就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搀杂任何世俗礼教的成分。又如：“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还有：“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张翰珍视友情也好，王子猷看重亲情也好，他们的行为独标于世，也确实能感动后人。其实，琴在这里除具有“情”的双关意义外，历史文化意蕴也赋予它象征意义：知音难觅，自古而然（详见《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絃，终身不复鼓琴”之典故。《列子·汤问》篇亦载“子期死，伯牙绝絃，以无知音者”之事）。所以，琴不约而同地成了二人真情抒发的触发点。还有，支道林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同样的意味：“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玄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这就是同窗之间的情谊和痛失知音的哀感！还有，庾亮“感念亡儿，若在初没”，谢鲲哭卫玠而“感动路人”，郗愔丧子“一恸几绝”，等等，从这些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情”在名士心目中的分量。所以王戎道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广钦亦曾大痛哭曰“当为情而死”。
动乱的环境、经常性的“伤逝”，养成魏晋名士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晋书》卷八十三谓袁山松“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又载：“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那么，屈子的悲剧人生与《离骚》中深挚的哀怨之情，理所当然地成为魏晋名士所击赏的对象。
不仅如此，诗文的审美价值也是魏晋士人的追求。曹丕首倡“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强调诗文作品的审美价值。魏晋士人聚谈，常涉及文学欣赏。《世说新语》中记载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兹录数则，曰：“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又曰：“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咏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又曰：“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又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关于左思的《三都赋》，还有一个“洛阳纸贵”的典故。《晋书》卷九十二载，经过十年的潜心写作，又藉皇甫谧、张华等社会名流的美言，左思《三都赋》为时人瞩目，“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奇文共欣赏”，时人传写赋作之目的当然是为了欣赏，那么，“洛阳纸贵”这一现象，反映当时士人欣赏文学的极大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這种现象晋宋以后也经常发生。譬如，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令世人耳目一新，因此“每有一诗至京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见《宋书》卷六十七）;梁朝刘孝绰“辞藻为后世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写，流闻绝域”（见《梁书》卷三十三）;徐庾父子创作的宫体诗，以“绮艳”著称，时人称之“徐庾体”，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以至“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见《南史·梁本纪下·传论》）;徐陵为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见《陈书》卷二十六）。这些材料表明，魏晋以来文学欣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一旦优秀的或者时尚的诗文作品出现，便拥有众多的欣赏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惊采绝艳”的《离骚》必然倍受关注，故“熟读《离骚》”一度成为“名士”的准入条件之一。
要之，王孝伯的一席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名士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而《世说新语》又以“实录”之笔，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时代名士的生活面貌，因此，对于后人认识这个时代、深入研究这个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就整个中国小说史而言，魏晋南北朝属于其中的发轫期，小说创作才刚刚开始，各方面表现得还不够成熟，尽管如此，《世说新语》作为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大致说来，《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写人与语言两大方面。
表现人物形象、凸显个性是《世说新语》在写人方面的重要特征，具体说来，它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往往截取生活中的某一片断，通过一件事或一句话来表现人物性格。譬如《雅量》篇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以临刑前的弹琴与感叹，表现嵇康的从容闲雅与凛然大义;又载：“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通过对路边之李的判断，表现小王戎的聪慧过人。《纰漏》篇记载了王敦的一件事，曰：“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虽出身大家族，但性格简易通脱，不拘小节，且胆大敢为，所以，他并不因为没有见过如此奢华的陈设而缩手缩脚，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无所顾忌地做着一切。因此，通过“如厕”一事，尽现王敦之个性。
二、采用对比、烘托之笔，凸显人物个性。《言语》篇载：“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做同样一件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且各据其理。如此的对比，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雅量》篇载：“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就是在宾客左右的慌乱与夏侯太初的神色不变的鲜明对比中，突出夏侯氏的从容镇定;又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王家诸郎的“矜持”与王羲之的“坦腹卧”也形成较大的反差;“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即便是同一人物，也可以采用对比，譬如：“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在这里，顾雍的神态自若与“以爪掐掌”的细微动作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三、用铺写、夸张等手法，强化或者放大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譬如《俭啬》篇对王戎的描写：“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即通过这四件事的铺写，强化王戎性格中贪财、吝啬的一面，其守财奴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又如《忿狷》篇载：“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通过吃鸡蛋过程的描写，将王蓝田火爆性子表现得活灵活现。
《世说新语》的语言也颇具特色，鲁迅先生将它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袁行霈先生谓之“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下面略举几例：
简约含蓄者如：《容止》篇谓：“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寥寥十余字，将刘伶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言语》篇：“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以兰玉萧艾作比，含蓄地表现人物的人格理想。又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对桓温神态动作及语言的描写，简约而生动。
机智幽默者如：《言语》篇载，“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裴楷一言能打破僵局，令四座叹服，足见其机智;又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顾氏以蒲柳与松柏为喻，生动而贴切，亦见其才思;又如：“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则机智与幽默并存。还有：“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亦见邓氏的巧对。《惑溺》篇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尽现夫妻之间的欢谑。 不仅如此，《世说新语》的语言还讲究修辞，富于文采。譬如，《言语》篇：“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王氏答词中连续用三个叠词相缀，着意于文采;又如：“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嵬以嵯峨，其水淁渫而扬波，其人垒砢而英多。’”两组排比句不但很好地描述土地人物之美，而且音韵和谐，词采飞扬。又如：“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興霞蔚。’”顾氏答词不足二十字，却同时运用了对仗、比喻修辞方法，绘声绘色，通过其简短的描绘，会稽山川之美，如在目前。
此外，《世说新语》中也时常见到一些口语化的表达。譬如《文学》篇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又载桓温之言：“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又载刘惔讥嘲殷浩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品藻》篇载：“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忿狷》篇：“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子手馨，强来捉人臂！’”《政事》篇载王丞相“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这些口语或外来语的使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因此，《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大致说来，其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中所写的人物故事，时常为后人所用，成为诗文典故的出处。譬如苏轼有诗曰：“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宝山昼睡》）暗用《世说新语》之《容止》篇所谓“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之事，及《排调》篇所载周伯仁与王导之间的戏言：“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其诗《於潜僧绿筠轩》亦谓：“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则源于《任诞》篇所载王子猷爱竹之事。辛弃疾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亦有：“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之句，出自《识鉴》篇所载张季鹰千里命驾之事，和《言语》篇所载桓温感叹之言。不仅如此，后世的一些戏曲、小说也取材于《世说》，譬如“元代关汉卿《玉镜台》，秦简夫《剪发待宾》;明代杨慎（或题许时泉）《兰亭会》等，都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改编的。《三国演义》中有些情节如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也取自《世说新语》。”（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63页，下同）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小说体例的影响，它开创了“世说体”，后世模仿者不断。“如唐代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今佚），刘肃《大唐新语》（一名《唐世说新语》）十三卷，宋代王谠《唐语林》八卷，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元代杨瑀《山居新语》四卷，……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新世说》。”
四
《世说新语》问世后，就受到世人的关注，刘孝标注文中时见“一本”“一作”“诸本”“众本”等语，说明当时就流传有不同的版本。前述唐人所录也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之别，但遗憾的是，这些版本今皆不可见。
今见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残卷，是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为罗振玉影印回国。宋代以来，《世说新语》开始盛行。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当时流行有十多种版本：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这些版本虽没有直接保存下来，但其中的一些很可能是后世版本的祖本。譬如，晏氏本经晏殊删定，后经董氏整理的三卷三十六篇本，成为后世影响广泛的通行本。至明代有袁褧嘉趣堂本，清代有周心如纷欣阁本，及王先谦思贤讲舍本，民国时期又出现《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朱子集成》本等等。
《世说新语》亦称作《世说》《世说新书》，最早见录于《隋书·经籍志》。《隋书》将其归于“街谈巷语”之“小说家言”， 并叙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将原著与注本、作者与注者交待得非常清晰。而同是唐人编撰的《南史》，则只是笼统地记述刘义庆“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卷十三）据此可知，唐人所见到的《世说》已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之别，八卷本是刘义庆的原著，十卷本则是包含有刘孝标的注本。
尽管唐人对《世说新语》的作者与注者有明确的交待，而且这一观点也为历代著录所承袭，然此前沈约《宋书》对临川王刘义庆撰写《世说》之事却只字未提（见《宋书》卷五十一），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对《世说》作者提出异议。譬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谓：“《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此说既出，便引发诸多回应者，至今亦难有定论。我们认为，《世说新语》无论是直接出自刘义庆之手，还是成于其门下众人之手，都不可否认该书与刘义庆之间的关联，化用刘勰之言，可谓：不有义庆，岂见《世说》？
那么，刘义庆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他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完成这部旷世奇书的？根据《宋书》《南史》记载，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出身于南朝刘宋宗室之家，其父刘道怜为宋武帝刘裕异母之弟，后被封为长沙景王。因道怜同母弟道规无子，义庆后出继叔父刘道规。道规死后被追封为临川王，所以刘义庆后来能袭封为临川王。
刘义庆从小就为伯父刘裕所赏识，常被誉为“我家之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义熙十二年就跟随刘裕攻打长安，回来后拜为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旋即徙为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等职。刘宋建立后，义庆袭封为临川王，历任侍中、丹阳尹、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当时，“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应该说，刘义庆以其过人的才华，在刘宋宗室诸王中脱颖而出，也颇受宋文帝的信赖与重用，这样的处境很有可能促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刘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又谨小慎微，他深知皇家宗室的出身能给自己带来种种特权与荣耀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不虞之祸。远者有前朝的“八王之乱”，骨肉相残;近者有少帝及庐陵王刘义真被废杀。因此，名利场上只有权利的角逐，没有谁去遵守固定的游戏规则，毫无是非秩序，置身此境，凶险四伏。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时任尚书左仆射，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宋文帝曾专门下诏安慰他，义庆仍然深感不安，固求外任。而且，外任期间，“迎送物并不受”;还有，平素节俭的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而“颇致费损”。这些迹象表明，刘义庆虽居宗室令美，然其兴趣并不在政治上，其内心始终承受着不小的心理负荷，故而在行为上力求规避种种政治风险，希望远离朝廷，远离权力争斗的是非之地。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爱好文义”在士林中蔚然成风，尤其是进入南朝，其风愈炽。梁朝萧子显曾以玄学与文学来概括晋宋二世不同的时代风潮，谓：“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见《南齐书》卷三十九），此言甚确;《资治通鉴》亦谓：“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第一百三十六卷）此“世祖”即孝武帝刘骏，似乎宋世士人“以文章相尚”的风气始于刘骏。实际上，刘骏之父宋文帝刘义隆早就自称“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宋书》卷九十五）。因此，元嘉时期文风已盛。譬如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宋书》本传谓之“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卷六十六）;他们的子辈何偃与颜峻亦“以文义赏会，要得甚欢”（《宋书》卷五十九）。又，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然“为性偏激，多衍礼度”，所以，少帝时期，“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而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于是，称疾去职;文帝即位，虽赏识灵运才华，甚至称其诗、书为“二宝”，然亦“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这使得谢灵运大失所望，故于元嘉五年再次去职东归，“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卷六十七）还有，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烏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卷五十八）所谓“文义赏会”或“文章赏会”，就是人们相聚在一起欣赏诗文或论析玄理。实际上这样“赏会”是魏晋清谈的延续，只不过谈论的内容由玄言佛理逐渐趋向于文学。上述材料，可见刘宋士林“爱好文义”风气之一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义”与政治之间又似乎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
可以说，“爱好文义”也是刘义庆为规避政治风险、释放心理负荷的一种方式。《宋书》本传谓其“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又载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就像魏晋名士为了回避现实而热衷于清谈玄理一样，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的举动，意在向当时的政客们表明，自己无心于政治上的角逐，从而化解随时可能降临的灭身之祸。即便如此，刘义庆仍不能完全释怀，《宋书》本传载，“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麇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我们认为，刘义庆的病一定程度上源自其“心疾”，谨慎的性格使他在政治上过于敏感，从而加重心理上的压力，而心理上的过度紧张最终真的要了他的命。当然，刘义庆的“心疾”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就在他死后第十年（元嘉三十年），便发生太子刘劭弑父篡位，随后又是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之间的相忌残杀、海陵王刘休茂起兵败死，乃至于孝武死后引发刘宋宗室为争夺权利而操戈的大混乱。 要之，在文风日盛、政治风险四伏的环境下，简素而又谨慎的个性，使得皇族出身的刘义庆放弃权利的角逐，转而“爱好文义”，广泛地招聚文学之士，直接促成《世说新语》的问世。除《世说》外，刘义庆还撰有《徐州先贤传》十卷，《集林》二百卷;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其成就，足以在中古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提及《世说新语》，不能不提到刘孝标的注。此注素为前人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曾谓：“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极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漏，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确实如此，刘注所引典籍多达四百余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今已佚失，因此，其所引材料就显得弥足珍贵。刘注材料丰赡，且“有不言之妙”，当然与其学识、为人等因素相关联。
据《梁书·文学传》载，刘孝标名峻，南朝平原（今山东）人，父亲刘珽，刘宋时期曾任始兴内史之职。泰始初年，青州为魏所陷，孝标时年八岁，为魏人掠至中山，后被中山富人刘实以束帛赎下，教以书学。虽然寄人篱下，但刘孝标从小就勤奋好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因为勤奋好学，曾被人称为“书淫”。正是由于早年的大量阅读，为其日后注《世说》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
不仅如此，刘孝标还是一个“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的性情中的人物。《梁书·文学传》载，“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这种“不随众沉浮”的个性在为任昉而鸣不平之事上得以集中体现。《梁书》卷十四载，“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可是，任昉死后，“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孝标有感而发，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对任昉“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世态炎凉、世路险岐深表悲哀。文章嬉笑怒骂，讽刺热辣，致使任昉生前好友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率性而动”颇有几分魏晋名士之风范，当然，这样的处世方式是要付出代价的，上文所引“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明言其仕宦之不达。对此，刘孝标亦淡然处之。曾作《辨命论》，认为“士之穷通，无非命也”，而“命”又是不可预测、更不能改变的：“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所以，“君子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诎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生命运的通达态度，且性爱山水，“每思濯清濑，息椒丘”（见《东阳金华山栖志》），仕既不达，孝标便干脆以疾去官，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做一个隐居深山、专于学问的隐士。
注《世说》之前，刘孝标曾在梁安成康王萧秀手下编撰过《类苑》，其书“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 被人誉为“述征之妙，扬班俦也”（见《全梁文》卷五十六所收刘之遴《与刘孝标书》）。这部类书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可以想象得到，刘义庆在编撰过程中遍览群书的情形，这也为其日后注《世说》打下基础。《世说新语》以史家实录之笔，生动传神地表现魏晋名士的气韵风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孝标的品性相契合，从而引发其浓厚兴趣，以致倾力为之作注，使之锦上添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二
《世说新语》由一千一百三十则故事组成，全书（包括刘孝标注）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有一千五百余人，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史略》）。因为它真实地记录汉魏以来社会名流的言谈举止，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再现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故能启人心智，对士人人格的塑造产生深刻影响，从而能起到“教科书”的作用。所以，民间有谚：“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
《世说新语》的卷数与篇目在历代著录中有所不同，唐人所录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今所见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是由宋代晏殊删定的。上卷包括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四篇，与“孔门四科”相吻合，而且每篇的篇幅相对较长，四篇占全书三分之一，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作者对“孔门四科”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进入南朝后，低靡的儒学始见复苏之势;中卷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等九篇，着重于正面的褒扬;下卷包括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二十三篇，其中既有褒扬，也有明显的贬责之意。全书在思想上显得比较驳杂，凸显出汉末以来文化上多元化的时代特征。
王孝伯曾经说过：“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篇）这话看似戏言，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魏晋名士的一些基本特征。兹就此三点，作简要的分析。
首先看名士之“常得无事”。我们认为，这里的“无事”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由名士的身份地位决定他们无须为衣食而奔波，也就是说，名士多出身于豪强地主阶级，属于社会上层人物，物质生活上的充裕使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去追求精神上的需求;二是由于受到当时玄学“贵无”、“清谈”的深刻影响，名士们所追求的正是“宅心事外”式的超脱。《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何晏、王弼是正始玄学界的核心人物，他们所倡导的“无”，实源于老庄之“道”，不仅被视为天地万物之本，还被视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贤者赖以成德，不肖赖以免身。因为，此一理论在思维上超越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这种抽象化的思辨方法正符合当时士人回避现实的心态，因此，一经问世，便得到士人的热烈回应。而盛炽的清谈之风，又将士人引向浮虚之路。 王衍为中朝重臣，推崇“贵无”，“希心玄远”，“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于是，“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卷四十三）裴頠崇有，对“贵无”论给当时士林所带来的浮虚风尚颇为不满，故“著论以讥之”。《晋书·裴頠传》载，“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氏在《崇有论》中谓：“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在他看来，“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因此，对当时浮虚之风予以尖锐批判：“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裴頠之言，并非虚谈。“贵无”之弊正在于其空怀玄远、不经世务，致使“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见《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七）譬如，阮籍本有济世志，但在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便“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亦“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乐道闲居，与世无营”（《幽愤诗》）;向秀“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以上并见于《晋书》卷四十九）;王戎十五岁就与阮籍相友善，参与竹林之游，后来，晋室相乱，戎“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卷四十三，下同）王澄镇荆州之时，“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 乐广也是当时清谈名家，“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不仅裴楷、王衍自叹不如，就连曾参与正始名士会谈的元老级人物卫瓘也大为称奇，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从上述这些名士的行迹，可见正始以来士林浮虚风气之一斑。而且，这种风气一直贯彻整个南朝。
可以说，贵无、清谈之风自从它流行之日始，就成为士人规避政治风险的“避风港”。刘勰曾批评东晋文学“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篇》），这话同样适用于此时的贵无、清谈之风。借助于贵无、清谈，名士便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他们“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篇》），优游从容地徜徉于虚幻的玄理世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故曰名士“无事”。
正是因为主观上追求“宅心事外”，魏晋名士开始超越于现实功利，以审美的态度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从而促使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自觉。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日常生活与审美。在日常生活中，魏晋名士开始撇开世俗的实用价值观，从非功利的、纯粹的审美需要出发，去选择个人的喜好与追求。譬如，马的神駿、鹅的风采、鹤的高逸、竹的神韵等等，无不令人倾怀。所以，支道林爱马好鹤，王羲之悦鹅，其子王子猷则钟情于竹，曾称不可一日无竹。（以上见《世说新语》之《言语》《任诞》诸篇）
其二，山水风景与审美。山水真正以审美对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始于魏晋。《世说新语·言语篇》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还有，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从这些描述与感叹之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士人对山水风景的浓厚兴趣，山水美景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愉悦。
其三，各种艺术兴趣与审美。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雅好，是书斋生活的重要点缀，此一风气亦始自魏晋。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其侄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唯共亲知玄歌酣宴而已。”嵇康“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向秀《思旧赋》），常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相传他曾于洛西华阳亭与神共谈音律，并学得名曲《广陵散》，临刑时不顾惜生命，却感叹《广陵散》从此绝世，因而“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以上见《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不仅如此，阮籍还著有《乐论》，嵇康亦作有《声无哀乐论》，分别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王导从弟王不仅“工书画”，亦“善音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俱好音乐，《世说新语》载子敬死，子猷前往吊丧而感叹人琴俱亡。又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吹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在这里，主客不交一言，一切尽在悠扬的笛声中，这正是魏晋名士的洒脱与风雅。与桓子野类似，阮瞻对前来听其弹琴者也是有求必应，《晋书》本传载：“（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因为全身心地投入，阮瞻完全沉浸在自己创造的音乐境界之中，因而竟忘了听者，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因为如此地投入，他们的艺术表演常常能感动人心。如袁山松的歌唱就能催人泪下，《晋书》本传谓之“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谢安对音乐的爱好也是有名的。《晋书》本传谓之“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同书《王坦之传》亦谓之“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这种“丧期不废乐”的作法，实在是惊世骇俗之举，身为台辅人物，其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士人们对书画的兴趣也是如此，故“二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就深受人们的喜爱，谢安甚至说过：“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世说新语·巧艺篇》） 其四，个体形象与审美。魏晋名士不仅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且也非常注重个体的容止仪态之美，当时，俊美的容貌、优雅的谈吐时常招致世人关注的目光，成为人物品藻的重要内容。《世说新语·容止》篇专门记载文士的姿容风度及时人对士人姿容风度的评论，此篇的设置，就体现此时的文人对个体形象的特别关注。其中记载了一些名士讲究个人仪表的修饰和言行举止之美，如，“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孝标注引《魏略》云：“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这些细节的描述中虽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其爱美之心却是真实可信的。其实，这种爱美之心，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本篇所载潘岳与左思的不同遭遇，似可证明：“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潘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还有号称是“璧人”的卫玠，更是人们簇拥的明星式人物：“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注引《玠别传》云：“玠在群伍之中，实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璧人’。于时家门州党号为‘璧人’。”他的舅舅王武子“俊爽有风姿”，然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所以，对个体形象美的叹赏，是当时“品藻人物”的一大内容。譬如，被时人誉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王右军一见杜弘治，便赞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刘孝标注引《江右名士传》曰：“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朝中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标令上，为后来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粗可得方诸卫玠。”象这样的“共商略朝中人士”，成为当时朝臣聚谈的重要话题，而且，此时的人物品藻常常将人格美与自然美相比照。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嵬峨若玉山之将崩。”“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有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这些评语以璧玉、朗月、青松、杨柳、朝霞等光泽明媚的或者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物象作比喻，来表现人的风神美。
再看名士之“痛饮酒”。名士之“痛饮酒”始于“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像这样经常性地、群体性的“肆意酣畅”，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七人中，阮籍与刘伶饮酒尤为突出。阮籍曾“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而且为了拒绝司马昭提亲之事而创下大醉六十日的记录（《晋书》卷四十九）;刘伶曾在神灵面前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而且，“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又著《酒德颂》，塑造一位“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追求的是一种无功无名、任情自适的逍遥境界，因而遭到贵介公子与晋绅处士的“怒目切齿”（同上）。《世说新语·文学篇》谓：“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也就是说，这样的“大人先生”正是刘伶的人格理想。
在此之前，也偶见士人嗜酒。譬如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汉书》卷八十七），然其谨慎怕事的个性决定了他饮酒远不至于“痛”的程度。相比之下，倒是陈思王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卷十九），比较接近名士的“痛饮酒”。此所谓“接近”，意味着曹植“饮酒不节”与名士“痛饮酒”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大致说来，曹植“饮酒不节”主要属于“任性而行”的具体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性”使之然;而名士之“痛饮酒”则属于“伪”，更多的是“有意”而为之，换言之，就是特地做给别人看的。
正始以来，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权利争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政治上的凶险首先危及士人的人身安全，致使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与此同时，向来被奉为圭臬的儒家纲常秩序与名教礼法，也在一次次政治阴谋中轰然坍塌。在这样的背景下，酒被派上用场，它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礼仪”之功能，而成为一些人为凸显其“无礼”的独特道具。譬如，《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有如下数条：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飲啖不辍，神色自若。
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入我裤中？”
像这样饮酒不忌重丧、不避美色，甚至于脱衣裸形，明显有悖于传统礼法，但他们却做得泰然自若，因为他们极度反感于传统名教的虚伪性，他们需要借助于酒，将自己与世间礼法俗士区别开来，通过“痛饮酒”后的极端行为彰显个性，通过醉酒后的颠狂状态实现精神上的超凡脱俗。
同篇又载：“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在这里，身居重丧的阮籍竟然在别人前来吊丧之际喝得酩酊大醉，且“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其举动可谓极端“无礼”，所以被视为“方外之人”，他自己也曾理直气壮地质问别人：“礼岂为我辈设也？”很明显，阮籍是有意将自己与流俗相区别，又巧妙地以醉酒的方式来实现。当然，阮籍醉酒也许只是一种表演性的伪装，但假如没有酒，他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同样，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嵇康亦“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往往能实现精神上的超越。所以，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亦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以上均见《任诞篇》）这些话都不约而同地道出酒中真趣。后来，陶渊明也有诗曰：“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酌》）所表现的正是其借助酒而进入“忘天”之妙境。 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醉酒的方式来规避政治上的灾祸。《晋书》卷四十九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尽管其胸中是非分明，但在凶险四伏的环境下，阮籍不得不以醉酒的方式装糊涂，或者以酒浇愁，甚至用酒来麻醉自己，前述其大醉六十日中就包含着这些用意。后来，“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由此亦见，酒能化险为夷的独特功能。尽管如此，“忧生之嗟”还是困扰着他，满腹的忧愁更需要酒来消解，所以，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经过“竹林七贤”的演绎，“痛饮酒”便成为名士表现其任诞放达个性的最佳方式。“痛饮酒”的独特性就在其“痛”字上，为尽兴而痛快，他们不惜身体健康，甚至连命都不要。譬如《晋书》卷四十九载，阮家喝酒，“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喝到兴头，甚至与群猪共饮。还有，胡毋辅之“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常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散发裸袒，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其中，毕卓在任吏部郎期间，“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甕侧，致醉而去。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无论是喝酒用的器具、喝酒所持续的时间，还是喝酒时放达无礼的状态，都体现出“痛”的特征。如此之“痛”，有甚于“七贤”辈。
最后看名士之“熟读《离骚》”。陆云《九愍序》曾谓：“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说的就是自古以来《离骚》对文雅之士的深刻影响。班固说得更具体，在他眼里，《离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离骚序》）不但指出其“弘博丽雅”的特点，而且充分肯定屈骚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亦谓：“《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又说：“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辨騷》）这些言论也共同揭示了《离骚》之所以为后世文人所喜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浓烈的抒情与华美的词采。而这两点，又是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那么，作为这一时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名士须“熟读《离骚》”也就不难理解了。
魏晋士人之重人情，可以从其“伤逝”中略见一斑。由于各种天灾与人祸，许多人不得终其天年，亲友的去世往往给活着的人留下无限悲伤，于是，“伤逝”也就成为此时人们流露真情的一种常见方式。《世说新语》专辟“伤逝”一篇，其中记载不少感人事例。譬如：王粲死时，曹丕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提倡“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死者生前好听驴鸣，在生者看来，以此种方式最能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样：“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哀发则恸哭，兴至而学驴一鸣，率意任情，旁若无人，这就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搀杂任何世俗礼教的成分。又如：“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还有：“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张翰珍视友情也好，王子猷看重亲情也好，他们的行为独标于世，也确实能感动后人。其实，琴在这里除具有“情”的双关意义外，历史文化意蕴也赋予它象征意义：知音难觅，自古而然（详见《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絃，终身不复鼓琴”之典故。《列子·汤问》篇亦载“子期死，伯牙绝絃，以无知音者”之事）。所以，琴不约而同地成了二人真情抒发的触发点。还有，支道林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同样的意味：“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玄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这就是同窗之间的情谊和痛失知音的哀感！还有，庾亮“感念亡儿，若在初没”，谢鲲哭卫玠而“感动路人”，郗愔丧子“一恸几绝”，等等，从这些材料中都可以看出，“情”在名士心目中的分量。所以王戎道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广钦亦曾大痛哭曰“当为情而死”。
动乱的环境、经常性的“伤逝”，养成魏晋名士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晋书》卷八十三谓袁山松“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又载：“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那么，屈子的悲剧人生与《离骚》中深挚的哀怨之情，理所当然地成为魏晋名士所击赏的对象。
不仅如此，诗文的审美价值也是魏晋士人的追求。曹丕首倡“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强调诗文作品的审美价值。魏晋士人聚谈，常涉及文学欣赏。《世说新语》中记载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兹录数则，曰：“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又曰：“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咏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又曰：“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又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关于左思的《三都赋》，还有一个“洛阳纸贵”的典故。《晋书》卷九十二载，经过十年的潜心写作，又藉皇甫谧、张华等社会名流的美言，左思《三都赋》为时人瞩目，“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奇文共欣赏”，时人传写赋作之目的当然是为了欣赏，那么，“洛阳纸贵”这一现象，反映当时士人欣赏文学的极大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這种现象晋宋以后也经常发生。譬如，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令世人耳目一新，因此“每有一诗至京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见《宋书》卷六十七）;梁朝刘孝绰“辞藻为后世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写，流闻绝域”（见《梁书》卷三十三）;徐庾父子创作的宫体诗，以“绮艳”著称，时人称之“徐庾体”，其影响也是巨大的，以至“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见《南史·梁本纪下·传论》）;徐陵为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见《陈书》卷二十六）。这些材料表明，魏晋以来文学欣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一旦优秀的或者时尚的诗文作品出现，便拥有众多的欣赏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惊采绝艳”的《离骚》必然倍受关注，故“熟读《离骚》”一度成为“名士”的准入条件之一。
要之，王孝伯的一席话，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名士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而《世说新语》又以“实录”之笔，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时代名士的生活面貌，因此，对于后人认识这个时代、深入研究这个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就整个中国小说史而言，魏晋南北朝属于其中的发轫期，小说创作才刚刚开始，各方面表现得还不够成熟，尽管如此，《世说新语》作为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大致说来，《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写人与语言两大方面。
表现人物形象、凸显个性是《世说新语》在写人方面的重要特征，具体说来，它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往往截取生活中的某一片断，通过一件事或一句话来表现人物性格。譬如《雅量》篇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以临刑前的弹琴与感叹，表现嵇康的从容闲雅与凛然大义;又载：“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通过对路边之李的判断，表现小王戎的聪慧过人。《纰漏》篇记载了王敦的一件事，曰：“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虽出身大家族，但性格简易通脱，不拘小节，且胆大敢为，所以，他并不因为没有见过如此奢华的陈设而缩手缩脚，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无所顾忌地做着一切。因此，通过“如厕”一事，尽现王敦之个性。
二、采用对比、烘托之笔，凸显人物个性。《言语》篇载：“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做同样一件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且各据其理。如此的对比，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雅量》篇载：“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就是在宾客左右的慌乱与夏侯太初的神色不变的鲜明对比中，突出夏侯氏的从容镇定;又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王家诸郎的“矜持”与王羲之的“坦腹卧”也形成较大的反差;“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即便是同一人物，也可以采用对比，譬如：“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在这里，顾雍的神态自若与“以爪掐掌”的细微动作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三、用铺写、夸张等手法，强化或者放大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譬如《俭啬》篇对王戎的描写：“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书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即通过这四件事的铺写，强化王戎性格中贪财、吝啬的一面，其守财奴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又如《忿狷》篇载：“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通过吃鸡蛋过程的描写，将王蓝田火爆性子表现得活灵活现。
《世说新语》的语言也颇具特色，鲁迅先生将它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袁行霈先生谓之“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下面略举几例：
简约含蓄者如：《容止》篇谓：“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寥寥十余字，将刘伶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言语》篇：“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以兰玉萧艾作比，含蓄地表现人物的人格理想。又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对桓温神态动作及语言的描写，简约而生动。
机智幽默者如：《言语》篇载，“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裴楷一言能打破僵局，令四座叹服，足见其机智;又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顾氏以蒲柳与松柏为喻，生动而贴切，亦见其才思;又如：“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则机智与幽默并存。还有：“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亦见邓氏的巧对。《惑溺》篇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尽现夫妻之间的欢谑。 不仅如此，《世说新语》的语言还讲究修辞，富于文采。譬如，《言语》篇：“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王氏答词中连续用三个叠词相缀，着意于文采;又如：“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嵬以嵯峨，其水淁渫而扬波，其人垒砢而英多。’”两组排比句不但很好地描述土地人物之美，而且音韵和谐，词采飞扬。又如：“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興霞蔚。’”顾氏答词不足二十字，却同时运用了对仗、比喻修辞方法，绘声绘色，通过其简短的描绘，会稽山川之美，如在目前。
此外，《世说新语》中也时常见到一些口语化的表达。譬如《文学》篇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又载桓温之言：“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又载刘惔讥嘲殷浩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品藻》篇载：“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忿狷》篇：“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子手馨，强来捉人臂！’”《政事》篇载王丞相“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这些口语或外来语的使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因此，《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大致说来，其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中所写的人物故事，时常为后人所用，成为诗文典故的出处。譬如苏轼有诗曰：“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宝山昼睡》）暗用《世说新语》之《容止》篇所谓“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之事，及《排调》篇所载周伯仁与王导之间的戏言：“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其诗《於潜僧绿筠轩》亦谓：“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则源于《任诞》篇所载王子猷爱竹之事。辛弃疾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亦有：“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之句，出自《识鉴》篇所载张季鹰千里命驾之事，和《言语》篇所载桓温感叹之言。不仅如此，后世的一些戏曲、小说也取材于《世说》，譬如“元代关汉卿《玉镜台》，秦简夫《剪发待宾》;明代杨慎（或题许时泉）《兰亭会》等，都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改编的。《三国演义》中有些情节如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也取自《世说新语》。”（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163页，下同）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小说体例的影响，它开创了“世说体”，后世模仿者不断。“如唐代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今佚），刘肃《大唐新语》（一名《唐世说新语》）十三卷，宋代王谠《唐语林》八卷，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元代杨瑀《山居新语》四卷，……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新世说》。”
四
《世说新语》问世后，就受到世人的关注，刘孝标注文中时见“一本”“一作”“诸本”“众本”等语，说明当时就流传有不同的版本。前述唐人所录也有八卷本与十卷本之别，但遗憾的是，这些版本今皆不可见。
今见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残卷，是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为罗振玉影印回国。宋代以来，《世说新语》开始盛行。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当时流行有十多种版本：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这些版本虽没有直接保存下来，但其中的一些很可能是后世版本的祖本。譬如，晏氏本经晏殊删定，后经董氏整理的三卷三十六篇本，成为后世影响广泛的通行本。至明代有袁褧嘉趣堂本，清代有周心如纷欣阁本，及王先谦思贤讲舍本，民国时期又出现《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朱子集成》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