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著成就的一流作家，是现代白话散文（亦称美文或小品散文）的最早提倡者和开创者。同时，他还是重要的散文理论家，他的散文理论和创作给予过同代人和后来者不小的影响。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对散文文体的革新是分不開的的。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文体
　　纵观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包括散文理论），不难发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是其重要的支撑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叙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的“平民文学”一文中也有所体现。“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文学观的建立离不开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同样，散文理论和创作也离不开他的文学观。
　　周作人阐释过多种散文文体，也创作过多种散文形式，例如美文、随笔、小品、杂文、笔记等都是他倾心的对象。其在文体方面的革新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在熟练运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基础上，应适当加入古文、方言、外来语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和思想。周作人在“国语的改造”一文中曾表明“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他主张白话文一方面应该“欧化”（语法严密化），另一方面应该采用便于创作且没有复古意义的文言文。他认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之所以用白话创作，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提倡白话文学，是因为思想的更新和言志的需要，并不等于完全抛弃古文。相反，古文中利于散文创作的部分还应积极学习和引用。例如用典一事，胡适曾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有所论述：“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可见，胡适虽然声称古文是死文字，也并没有完全与之割裂。古文中的譬喻（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成语（退避三舍、舍本逐末、虚怀若谷等）和史事等皆可引用至现代散文中，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可以产生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在《药堂杂文》的序里，他解释说：“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起做起古文来了。”这正如他在1939年所说的，写文章重在有话要说并且把话说好，并没有一定的写法。可见周作人古文的功底是比较深厚的，并且已经融入到他的写作技法中。除此之外，周作人对方言和俗语一直保持浓厚兴趣，并且方言的适当引用也利于加强文章的地方色彩和审美特性。他指出：“普遍提起方言似乎只注意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方言进入现代汉语，不仅可以扩大词汇量，还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周作人还重视外来语的采纳，认为外来语的融入助于加强汉语的逻辑性、准确性和明晰度。其实，西方词语和语法的输入，不仅对中国的语言具有改造意义，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更加注重科学分析。可见，周作人对散文创作语言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前卫性的。
　　二是注重拓展散文的描写领域，丰富散文的书写形式。1920年代，周作人开创了现代小品散文的先河，标志着“散文从传统的无韵非骈偶的混沌认识中剥离出来，并确立了散文与诗和小说同样的文学地位”，中国小品文的繁荣和周作人的倡导和创作是分不开。当大量追随者开始模仿周作人的小品文形式的同时，周作人又进行了新的散文形式的探索，这就是抄书（即将别人文章抄录于自己文章之内）。抄书可以看做是周作人对散文形式的丰富，也是他对现代散文文体的创造。在大量抄录中，周作人既讲究抄录方法又注重文章的谋篇布局，这一文体的特点在其民俗散文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1930年代，周作人的写作方向发生变化，写作内容也由关注社会开始转向花鸟虫鱼、河水鬼怪之类的了，但是抄书的体式依旧适应这类内容。除此之外，周作人在散文文体方面做出的试验还有尺牍和笔记体。这几种体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小品散文的文体，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发展。
　　三是借鉴吸收中国古代散文“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重视感情和思想的传达，为散文营造出深广厚实的意蕴。周作人认为写白话文比写古文更加有难度，因为白话文的内容必须承载着作家的感情或思想，胡编乱造或无病呻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但古文中却不乏套用旧调和空洞无物之作，用周作人的话则是“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周作人坚持“文以言志”的理想而反对“文以载道”的旧说。他非常赞成鲁迅“有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句话，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可算是遵命的文学，例如清代的八股文和桐城派文章。所以，他十分欣赏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公安派。现在看来，周作人将“言志”和“载道”截然对立的说法未免稍显片面，虽然他曾说“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却仍可见其对载道的芥蒂。但不可忽视的是，周作人的“言志”說确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散文的创作，提升了散文的美感和意蕴。
　　周作人“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其散文写作时间跨度之大，题材范围之广，作品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同时他在散文体制的开拓上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散文的文体特色在于变中求胜，周作人的散文尤其如此。这要求我们研究周作人散文的文体特征，最好是用动态的方式去把握其变化中的动态，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尽可能尊重其变化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2]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4]霍秀全：《周作人散文理论爬梳》，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