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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国夺回来”“你们不会取代我们”，这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为表达对白人主体地位渐丧的不满，在8月11日开始的“团结右翼”集会抗议活动中喊出的口号。这场抗议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起因是该市市议会响应当地部分族裔居民要求，决议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包括新纳粹组织、光头党和3K党一些分支在内的多个右翼极端组织开展联合行动，现场的纳粹旗帜、举手礼和口号触目惊心。
这是过去十年在美国发生的最为恶劣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迅速演变成白人极端分子与左翼抗议者之间的激烈冲突。12日，“白人至上主义”者詹姆斯·菲尔茨驾驶汽车高速撞向抗议人群，当场造成1死19伤。截至14日，整个骚乱事件共造成近3死30多人伤，举世震惊，在全美更引发对新纳粹可能作为政治力量重新崛起的讨论。弗州在夏洛茨维尔市实施紧急状态，并将“团结右翼”集会定性为非法。
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迟至12日中午，正在新泽西州休假的特朗普才在推特上发声：“我们必须全体团结起来，谴责所有仇恨背后的东西。美国没有暴力行为的容身之地。让我们团结一心！”14日，特朗普再表态，明确谴责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是“令人憎恶的罪犯和恶棍”。然而15日，他第三度表态，指责“另类左翼”抗议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及新纳粹分子一样暴力，都有责任，参加集会的人并不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一边的团体很糟糕，那一边的团体也很暴力。”
就在特朗普接连表态的同时，华盛顿政治圈出现了与其含糊言论划清界限的“集体”动向。白宫新任幕僚长约翰·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美军四大现职高级将领（海军军令部长李察逊、海军陆战队司令尼勒尔、陆军参谋长米勒、空军司令戈芬）几乎同时发表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的声明。包括众议长保罗·瑞恩在内的数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包括福克斯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开表态反对特朗普的模糊言辞，有媒体直斥特朗普“抛弃了总统的道德责任”。七名商界领袖以“有责任必须对偏狭与极端主义表达立场”为由宣布从白宫制造业委员会辞职，由黑石集团、通用电气、摩根大通等十余家知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集体决定自行解散。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上形成了针对夏洛茨维尔骚乱中“白人至上主义”分子的人肉搜索、断绝亲友联系和拒绝提供法律辩护、互联网接驳等服务的声势，显示“白人至上主义”遭到明确而强烈的抵制。
骚乱发生约一周后的盖洛普等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在其执政满200天后不久仅为34%，创他上台以来新低，也创下任何一任总统任职第一年的新低。不过，同样的民调显示，相对于反对特朗普者的持续增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未见明显减少，每10名特朗普的拥趸中有6人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放弃对他的支持，各有53%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他们对特朗普的反对或支持。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特朗普坚持他的关于极端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反对者是“一丘之貉”的立场，拒绝在批判者面前示弱。8月16日，特朗普宣布解散他的两大经济顾问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紧接着，8月18日，白宫发言人宣布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
特朗普上台以来最重大的人事变动为今后一个阶段的白宫政策竖立了新的风向标，人们密切关注特朗普将会沿右翼保守道路硬着头皮走下去，还是进一步向共和党温和立场靠拢。无论如何，夏洛茨维尔事件绝非仅是一场种族骚乱，它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社会日益撕裂的客观事实，一方面喻示着华盛顿更为激烈的政治动荡期才刚刚开始。
那么，到底能从夏洛茨威尔事件看出美国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哪些问题呢？本刊特邀六位专家学者发表看法。
赵明昊：夏洛茨维尔事件实质上是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又一高潮。2008年，理查德·斯宾塞提出了“另类右翼”这一政治和社会运动理念。斯宾塞是国家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这家智库极力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并推动相应政治议程，“另类右翼”近年也在美发展成为一股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极端排外者、反全球化人士、新纳粹团体等的政治运动，他们多为中下层普通白人，反感民主党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理念，对共和党内的温和保守派也很不满。
在“另类右翼”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平权运动”“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对白人族群的“压迫”，有色族群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种族和性别平权理念及相应政策不断侵害美国白人的权益和“白人身份认同”，进而给美国带来深层政治和社会危机。班农以及他所创立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是“另类右翼”的一部分，班农高度认同所谓“白人民族主义”（white ethno-nationalism）。班农坚持认为，右翼民粹的美国白人选民是特朗普必须牢牢守住的“票仓”。随着特朗普问鼎总统宝座，班农及其他一批抱持右翼激进思想的人物如彼特·纳瓦罗担任白宫要职，成为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最异类的政客，他们为取得权力所鼓吹的“美国优先”理念和炒作的所谓“白人利益边缘化”现实对“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复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成晓河：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在美国，首先它是美国的一个突出的国内问题。美国的社会思潮自立国伊始就与种族主义如影随形。经过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包括充满血腥的废奴运动以及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有色人种争取到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虽然种族主义从合法转为非法、从公开转为隐蔽，但仍广泛存在。夏洛茨维尔事件是近年来种族主义矛盾尖锐的最新表现，只不过“攻守易位”，情绪激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把自己所在的族群看作了弱势群体。 尽管夏洛茨维尔事件属于美国的内政，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有损美国国际形象。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和人权卫道士。但特朗普上台后显示出“重利轻义”的政策取向，采取一系列令世界哗然的举措，包括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双边贸易安排、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禁止七个（后改为六个）穆斯林国家向美国移民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不仅彰显浓厚的利己主义色彩，而且带有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夏洛茨维尔事件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第二，增强美国种族问题的外溢效应。夏洛茨维尔事件并不意味着美国种族主义矛盾告一段落，实际上，这种矛盾还可能进一步发酵并导致更多暴力。特朗普针对此事件所做的前后不一的表态，以及2017年8月首次动用特赦权，豁免被反移民右翼视为英雄的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前警长乔-阿佩奥，释放出极其暧昧的信号，进一步加深美国的社会撕裂。
夏洛茨维尔事件后，越来越多城市决定摧毁或搬移邦联雕塑（参见资料链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甚至提议把邦联雕塑搬出国会山。对平等主义者而言，这些雕塑代表着仇恨、固执和分裂以及美国令人不齿的黑暗历史，但“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和臭名昭著的三K党联合起来反对摧毁或挪移邦联雕塑。围绕着这些雕塑及相关物，各色政治势力不仅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而且走上街头过招。原本如过街老鼠般的种族主义披着保护美国历史传承和文化的外衣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由于美国拥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它的种族矛盾无疑会外溢到欧洲，为那里推波助澜并助长世界各地各色种族主义。
有人认为，美国的“乱”是好事，越“乱”越好。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不可取。虽然美国的种族矛盾仍会持续发酵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但不太可能失去控制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系统有着约束特朗普的平衡机制，民主党、共和党部分大老和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监督与批评会阻止特朗普及其政府为所欲为。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制仍在起作用，且总统走得越极端制衡作用就越大。美国种族矛盾升温，在美华人当要预防被矛盾波及。美籍华人有四五百万之众，还有几十万在美求学工作的非美籍中国人。他们不仅容易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受害者，也易成为其他族裔对现状不满的泄愤对象。过去几年，华人在美遭受歧视的事例屡见不鲜。
寿慧生：在大部分情况下，族群冲突都是社会矛盾的表象而非根源。从表面上看，夏洛茨威尔冲突凸显了美国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但是族群矛盾在美国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事实，其起伏有赖于特定的现实条件。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结束后，至少从制度和政策上讲，美国族群关系一直被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2016年因为几起警察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尽管有种族背景，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关切的是改变美国的执法体系，因此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白人反弹和暴力冲突。
夏洛茨维尔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白人的愤怒成为导火索。而此次冲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不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而是白人之间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根本分歧。夏城的示威游行者是白人，反游行者中白人比例并不少，而驱车袭击事件中的肇事者和死者都是白人。事后公共舆论中白人群体对暴力的声讨力度超过其他族群。特朗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袒护导致他几乎与整个白人主流社会为敌。
过去几十年，“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日益边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下，几乎沦为一个历史概念，即使在美国南方的都市地带都难以引起足够注意。夏城冲突中三K党死灰复燃，造成轩然大波，不能不令人惊讶。显然不能把此事件视为白人群体的自我否定和政治反动。此次事件更是美国白人社会的一次身份认同危机，凸显美国社会在复杂现实环境中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艰难。
此次“白人至上主义”风潮可被视为2009年后兴起的茶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从此前的经济和政治层面蔓延到现在的种族层面，凸显美国社会中极右翼群体对美国社会在新环境中艰难调整过程中的失望和愤怒。与其说此事件是白人对其他族群的攻击，不如说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一次冲突，而这个冲突酝酿已久。
一方面，美国社会在国际环境中地位下降造成的冲击导致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自由民主、自由贸易和多元文化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开始受到质疑，源自19世纪、战后深埋在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民粹主义日渐抬头。
另一方面，更直接也更关键的冲击来自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日益深化，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无明显好转。在严重极化的美国政治中，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不仅没能扭转这些趋势，反倒推波助澜——例如产业调整、教育改革、再就业培训、公共健康、社区扶助等政策长期缺失或乏力，对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对高收入人群则政策倾斜。所有这些都令中下层群体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社区衰败等额外的心理冲击，其结果是造成社会价值观扭曲，中低收入人群对子女前途失去信心。
特朗普尽管投机善变，但他的价值观清晰可辨，难以动摇。“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的政治力量和价值理念是特朗普政治生存的救命稻草，同时也是他个人价值观的核心，他别无选择，即使鱼死网破，也无意退让。
资料链接：富有争议的李将军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斯特拉特福庄园，是独立战争英雄、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李三世（绰号“轻骑兵哈利”）第四子。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同时也是该校首位全優毕业生。因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期间表现超群而获攫升，此后成为西点军校校长。李将军与奴隶制度接触密切，但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他曾大量蓄奴。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曾希望李将军出任北部联邦军总指挥，但李拒绝了任命。他说：“我家乡的议员们正在辩论是否脱离联邦，我祈祷上帝不要让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但无论结局如何，我必须为弗吉尼亚服务，因为我生为弗吉尼亚人，永远是弗吉尼亚人。”他还给他的北方朋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无法与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园、我的家乡子弟兵戎相见。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歧能够和平解决……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预计这个国家将经历一场浩劫，这是对我们国家罪孽的必要清算。”
有人说，南方邦联军队如果没有李将军，在1862年夏就会战败，不可能坚持到1865年。1865年1月，李将军成为南方军总司令。1864年5月北方军指挥者格兰特将军率部直逼南方“首都”里士满，李虽指挥南方军在“荒原之战”和斯波奇尔韦尼亚、科尔德港三次血战中获胜，但损失惨重，兵员和后勤供应几乎耗尽。此时，北方军在西部战场接连获胜，南方军主力实际已被歼灭。1865年初，李将军力促通过让黑奴加入南方军以换取自由的构想，但未及实施。这一年年4月9日，李将军发布一句话军令：“收起你们的敌意，让你们的孩子继续当美国人。”随后，南方军投降。
战争结束后，李将军曾申请战后特赦，虽未获准，但此举鼓励许多前南方军官兵发起特赦申请恢复成为合众国公民。1975年，福特总统签署了对李将军的特赦令并恢复其公民权，从而了结了这桩持续100多年的历史“公案”。
李自1865年10月起在弗吉尼亚列克星敦担任华盛顿学院（今华盛顿与李大学）校长。1870年9月28日，李因中风引起的肺炎并发症去世，葬于他亲手创办的大学校园。
刁大明：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事实上并不是白人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之间直接肢体摩擦式的典型族裔冲突，而是白人内部发生的对抗，是由在族裔议题上水火难容的立场而引发的冲突，凸显了当今白人群体内部的分歧与焦虑。而当这些分歧被投射到特朗普政府特别是白宫政治生态上时，也就直接引出了班农离任的突发情况。
在竞选期间，或在某些次要议题上，特朗普的确还可以坚持无视“政治正确”的一贯作风，但在面对一个深深触及国家底线、道德“红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时，关乎“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显然是他无法避开的。这也是特朗普招致众多非议、甚至在白宫团队与顾问群体内部出现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
但总体而言，失当的应对表态并不足以将特朗普个人认定为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从以往言行观察，他极可能具有某些种族偏见倾向，但未必会走得那么远。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特朗普缺乏经验而对事态严重性的判断不足，再就是班农等人施加的负面影响。这样看来，让班农离开白宫算是一次“断尾止血”“弃将保帅”的无奈选择。
夏洛茨维尔事件本身并不会根本性改变公众对特朗普“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态势，但也的确可能导致一些以往倾向支持特朗普的中间选民流失，进一步拉低了特朗普的总体民调满意度，但不会影响其在共和党阵营或保守派群体内部所享有的相对稳定的民意支撑。
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为美国所面对的社会撕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而继续扩大着裂痕，甚至他本人就构成问题的一部分。在特朗普治下，特别是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源自经济处境不佳和身份认同瓦解的民怨情绪势必将持将积累并交互影响，以阶层和族裔为核心议题的抗争运动、冲突事件也必然会继续发生。这一趋势本质上是与所谓的“特朗普现象”相伴而生的，也就超出了特朗普能夠解决的范畴。
给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以及决策政治生态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其实还是班农的离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特朗普未来与班农的关系将如何铺展，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未来与班农所代表的具有反建制倾向和“白人至上”倾向的所谓“另类右翼”如何相处。从两人的初步表态看，班农离职后会重操旧业，利用极端派新锐媒体布雷特巴德新闻网（Breitbart）继续声援特朗普，作“外围的斗士”。但毕竟在特朗普的另一位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难以接棒的情况下，“另类右翼”在白宫内部失去了有权势的代言人，一旦特朗普政府推动明显无法令班农阵营接受的政策时，布雷特巴德网站调转枪口、将对白宫某些人（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的猛轰扩大到特朗普头上，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以反建制派形象示人的特朗普，如果遭遇“另类右翼”阻击，显然是十分尴尬甚至危险的状况。
另一棘手问题是，班农所代表的具有鲜明排外特征的“本土主义”政策议程在白宫内部是否也失去了推进力量。一种可能是，特朗普个人会延续“本土主义”议程，但一定会遭遇白宫内部其他派系的修正，进而还是可能产生与班农反目的风险。另一种可能是，特朗普彻底拥抱所谓“全球主义”，回到传统共和党最熟悉的政策轨道上来。目前看，由于稳固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作为“必争之地”的重要战略意义，特朗普大概率地会延续班农的某些政策，当然被其他立场群体修正也在所难免。这就意味着，特朗普与班农的所谓“切割”，其实只是为了显示与极端“白人至上主义”划清界限，完全不是针对“本土主义”倾向的趋势性改变；但由于缺少了直接倡导者，“本土主义”政策议程的完成度也就产生了新的更大变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重装上阵的白宫仍旧会继续上演“宫斗”戏。美国媒体最近对所谓将军“四剑客”（即本文开篇提及的同时就夏洛茨维尔事件表态的四位军方高级将领）的吹捧，加里·科恩以及国务卿蒂勒森被传出再生退意，都是这段斩不断的暗线释放出的的信号。一方面，虽然商人和军人势力在白宫的存在正好映射到共和党内部商业利益和军工利益两个主流派系诉求，从而“机械性地符合了共和党的传统审美”，但两者间的争斗从未停歇，将始终是特朗普正值的一大内耗源。
另一方面，特朗普家庭成员势力的上升和多个新设机构的交叠存在，导致白宫中的所有外人都对“一仆多主”感到疲惫不堪，这也是白宫内部权力关系始终无法理顺的难题所在。可以试想，虽然先后赶走了斯卡拉穆齐（原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和班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立威有余，但当接下来需要他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闯国会关时，缺乏人脉和经济政策知识积累的凯利将如何面对白宫同僚们的竞争呢？再如，虽然家庭成员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尊重凯利的管理权威，但作为“外人”的凯利在实际操作中显然不大可能对家庭成员与总统的“亲密互动”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管理”。 印证以上这些推测的一个重要试金石，是即将登场的税收改革博弈，其中白宫内外的各方将扮演的各色角色，势必更为清晰地勾勒出“后班农”白宫的权力生态。
赵明昊：班农去职并非意外，此前已有不少征兆，夏洛茨维尔事件是压倒班农的“最后一根稻草”。
班农虽是特朗普政府的“灵魂人物”，但他的去职也有一定必然性。2016年7月，作为美国“另类右翼”的旗手，班农正式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为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立下汗马功劳，后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首席战略师。但班农始终充满争议，正如他自己今年8月接受《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主编库特纳专访时所言，他一直在和建制派等白宫内部的其他权势集团“作斗争”。
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后，由于班农等人的劝阻，特朗普在其最初表态中并没有立场鲜明地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引发众怒，美国国内各界纷纷要求将右翼民粹政客班农逐出白宫。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事件的不当处置，甚至遭致众议长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其他资深共和党议员的公开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班农不走人不足以平公愤，加之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等人的坚持，班农在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两年之际被迫离开白宫。
班农的去职并不能完全缓解特朗普的执政困局。首先，在意识形态、种族矛盾、贫富差距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内部的“分立”和“极化”对特朗普执政构成根本性的挑战。其次，特朗普与国会的关系更趋恶化，白宫内斗导致行政部门的权威受损明显。一方面，“通俄门”调查犹如一条始终勒紧特朗普的政治绳索，很多共和党议员也开始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民主党议员更是坚持对特朗普说“不”，摆出一副要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夺回多数党地位的架势。第三，特朗普政府面临突出的低效运转问题。不仅300多个需要参议院批准的高官职位处于空缺状态，中层官员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他们甚至不惜向媒体“泄密”，给特朗普制造舆论压力。
对特朗普而言，更麻烦的事在于，随着班农被排挤出白宫，极右翼阵营对特朗普的不满在上升。班农去职后，白宫内一些属于班农阵营的高官或将难逃“走人”下场，建制派和稳健派也将抓住机会“夺权”。班农在离职后发表了“继续战斗”的宣言，声称“对于我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重回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我已经拿回武器，将重启战斗机器”。如此一来，离开白宫的班农或许会成为一张“野牌”，对特朗普执政是祸是福也未可知。
班农去职之后，特朗普既要面对白宫、国会和政府中建制派势力带来的压力，又要在驾驭“另类右翼”和弥合美国社会“裂痕”之间寻求平衡，加之身边忠臣良将不多，未来执政前景的确不乐观。
牛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又是个幅员辽阔、资源富足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不断输入移民在经济上是必然的。既然这个孕育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国家一开始就以“自由”“平等”以及道德之“善”界定自己的国家特性，以“山巅之城”自居，那么除了把自己建成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别无他途。美利坚的“合众”，在相当程度上是承认与包容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间的差异，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合众为一”；一些人以种族、族裔、宗教和文化界线贬低和排斥另一些人，与这个国家最核心、最基本的道德信念和政治价值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上，诸多族裔的“美国化”绝不是轻松愉快的过程。“文明的”的移民驱除和屠杀“野蛮的”原住民，先来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贬抑和歧视其他族群，新教中一些教派驱赶另外教派，都在美国史书中留下斑驳字迹。到了19世纪，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都已广泛废止奴隶制的时候，美国还在以国家手段维持和强化着对黑人的奴役。经济上依靠黑奴劳动力的南方白人不仅大大扩展奴隶制，而且还开发出一种“文化氛围”，使得奴隶制在其中被想象成是合乎天理人情，甚至是良善优美的。奴隶制还和州权观念混合在一起，威胁和否定美国的政治团结和统一。
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输入移民的范围逐渐由歐洲扩展到非西方世界，针对非白人移民的歧视和排斥长久存在，在白人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时尤为强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形成所谓“进步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呼吁扩大社会公正和平等，开启现代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但在种族正义方面并无诉求，不少进步主义者同时也是种族主义者，尤其是针对非白人族裔。在天主教和犹太教被接纳为“美国正宗”之后，重新组合出的“白人至上主义”经常指向非西方族群。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上的和文化上的区隔、排斥和歧视仍大量存在并不断翻新，甚至有时以“科学”名义加以强化。
“多元文化主义”的名号在20世纪最后20年才在美国流行开来。它是文化态度，也是社会诉求，寻求族群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把权利公平的价值推向族群关系领域，要求重构美国“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重新定义美国文化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兴起是美国自由主义在20世纪逐渐脱离原来的狭隘族裔基础后的必然发展。应当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并最终压倒“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价值的内生和外来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它在美国历史当中有深厚渊源。美国文明当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其中不乏对歧视、排斥和压迫予以缓释、纠正和抗拒的道德要素和智识力量，蕴含对“他者”的欣赏和尊重。19世纪初，在南方奴隶制猖獗施行的同时，美国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怀抱人道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信念，以强有力的方式揭露奴隶制的绝对不道德，成为美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遗产。20世纪以来，美国人类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申述“文化相对主义”，致力于在内削弱美国所谓“主流”文化的霸权、对外抗拒西方和美国中心主义，要求更加平等、公正地对待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异文化。
没有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囊括美好社会的一切内容或者预设它的最佳状态，“至善”只能在多种价值的沟通互动、辩论质疑和微妙平衡中逐渐地、不可完成地趋近。“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了美国建设美好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方面，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限度，也和许多伦理和文化主张一样自身就蕴含着过度、极端化和被滥用的危险，它的道德优势和政治建设性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下才能得到呈现和发挥。近来美国有“白人至上主义”复举、“多元文化主义”受挫之势。但无论如何，凝聚多种历史动能、已在美国都市和智识阶层中占据优势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应被看成美国的道德和政治进步，并从中发见世界性的意义。我们作为外人，应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抱有理解和同情，而不是像“白人至上主义”者那样把包容性看成“困局的根源”。
庞中英：夏洛茨维尔骚乱在美国掀起的波澜绝非孤立的美国国内现象，需要看到在“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翻云覆雨的“经济民族主义”魅影。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并不知道班农为何人。今天，班农已是家喻户晓，可以说，班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批人包括特朗普，更包括那些声称自己是美国的“爱国者”或“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人。这些人为自己设立了对手，他们通过向所谓“全球主义者”（原来叫做“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发起激烈抨击、把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全球主义者推行的政策”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也不满足于与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者”的内斗，在外直言不讳要与中国等经济竞争者“开战”，就像《美国展望》杂志前不久发表的班农访谈中说的：“我们正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他们（中国）将终成霸主。”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就任第45届美国总统的演讲是一篇“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此前和此后，特朗普不知鼓吹了多少此类观点，“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就是集大成者。如果熟悉美国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和实践，就知道特朗普团队宣扬的并非什么新东西。18世纪末期的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鼻祖且不乏传人。在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工业（产业）化、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的早期思想與实践在欧洲和美国分别产生。在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进化为经济自由主义，后又传导至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力推“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过他同时支持多边主义、强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与班农或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又有所不同。实质上，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情况下，“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
目前一个公认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在后退。在美国，全球化后退的一个原因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特朗普上台后，“经济民族主义”真正成了政治关键词。两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古典思维难道仍适用于21世纪？美国投身国际主义久矣，在20世纪后期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领袖国家，为何“经济民族主义”会被拾起来当做解决内外经济挑战的方案？这难道是美国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问题的单子可以更长。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认知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发出与中国打“贸易战”甚至“经济战”的叫嚣。
民族主义在中国耳熟能详，但“经济民族主义”却不大能为人理解，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绝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理性的。但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并不影响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一次次被政治人物成功利用。在评价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内外政策时，有些人就是不愿去认识美国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把它看成笑话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有人呼吁“要严肃看待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也把“经济民族主义”称作“进击的经济民粹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主张民族国家保护和扶植暂时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昨日和今天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特朗普不仅一上台就退出奥巴马政府谈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一度考虑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扬言与任何被认定“欺诈美国”的国家展开贸易战。
然而，当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遇到美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我们美国”还存在吗？班农和特朗普指责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以及来自各种溯源地的移民，难道意味着他们认为只有白人才属于“美国民族”？其他族群即使属于“美国民族”，也不能与白人一起“至上”？今天美国的人口结构已同立国时相比截然不同，从“全球主义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各个人口群体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多元的。与此同时，即使特朗普政府要与美国的贸易伙伴重谈贸易协定，大多数国家还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兼顾公平的全球自由贸易的。这就决定了，特朗普等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无论在美国内部还是国际上都难以长期立足，
这可能是一个“沉渣泛起”的时代。有的“渣”只是“沉”了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差点遗忘了它们，现在又“泛起”了，“经济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的“沉渣”。这到底是世界的进步，还是退步？近代以来，几乎各种“主义”在一度兴起后就衰落了，再难重振。唯有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却起起伏伏持续至今。不能把它简单看作“不合时宜”，“非理性”，“注定失败”。“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博弈目前看来是全球性的力量处于守势。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到底该如何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奉行的与“全球主义”背道而驰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全球挑战中的挑战。
资料链接：夏洛茨维尔
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小城，临里万纳河，人口不到5万。1737年前后英国殖民者在此始建居民点，1888年设市，棉毛纺织业发达。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出生地。此地还有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故居。
在夏洛茨维尔有一座杰斐逊亲自设计建造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与不远之处杰斐逊在1819年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一道于198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夏洛茨维尔遍布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精品店和高档餐厅，有“美国最快乐的城市”之称，也是美国美食家、品酒者心目中的天堂。夏洛茨维尔中心街上有众多古典建筑和精美公园，西进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刘易斯和克拉克、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联盟总司令罗伯特·李和著名南军将领杰克逊的雕像均矗立于此，
夏洛茨维尔的罗伯特·李雕像是分布在美国各地的纪念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1500座雕像之一。这些雕像大多分布在当年支持蓄奴的南方州。夏洛茨维尔的李将军雕像立于1924年。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曾兴起一股雕像建造热。上世纪60年代起，这些雕像的合理性开始受到民间质疑。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生了9名非洲裔美国人在教堂被一白人极端分子枪杀的惨烈事件，此后南方邦联纪念物合法性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南卡州长下令将南方邦联旗帜（该旗帜在美国内战期间被南方各州使用）从政府办公场所撤除，一些平权人士则要求将南方各州的所有邦联遗迹拆除。
这是过去十年在美国发生的最为恶劣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迅速演变成白人极端分子与左翼抗议者之间的激烈冲突。12日，“白人至上主义”者詹姆斯·菲尔茨驾驶汽车高速撞向抗议人群，当场造成1死19伤。截至14日，整个骚乱事件共造成近3死30多人伤，举世震惊，在全美更引发对新纳粹可能作为政治力量重新崛起的讨论。弗州在夏洛茨维尔市实施紧急状态，并将“团结右翼”集会定性为非法。
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迟至12日中午，正在新泽西州休假的特朗普才在推特上发声：“我们必须全体团结起来，谴责所有仇恨背后的东西。美国没有暴力行为的容身之地。让我们团结一心！”14日，特朗普再表态，明确谴责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是“令人憎恶的罪犯和恶棍”。然而15日，他第三度表态，指责“另类左翼”抗议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及新纳粹分子一样暴力，都有责任，参加集会的人并不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一边的团体很糟糕，那一边的团体也很暴力。”
就在特朗普接连表态的同时，华盛顿政治圈出现了与其含糊言论划清界限的“集体”动向。白宫新任幕僚长约翰·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美军四大现职高级将领（海军军令部长李察逊、海军陆战队司令尼勒尔、陆军参谋长米勒、空军司令戈芬）几乎同时发表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的声明。包括众议长保罗·瑞恩在内的数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包括福克斯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开表态反对特朗普的模糊言辞，有媒体直斥特朗普“抛弃了总统的道德责任”。七名商界领袖以“有责任必须对偏狭与极端主义表达立场”为由宣布从白宫制造业委员会辞职，由黑石集团、通用电气、摩根大通等十余家知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集体决定自行解散。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上形成了针对夏洛茨维尔骚乱中“白人至上主义”分子的人肉搜索、断绝亲友联系和拒绝提供法律辩护、互联网接驳等服务的声势，显示“白人至上主义”遭到明确而强烈的抵制。
骚乱发生约一周后的盖洛普等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在其执政满200天后不久仅为34%，创他上台以来新低，也创下任何一任总统任职第一年的新低。不过，同样的民调显示，相对于反对特朗普者的持续增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未见明显减少，每10名特朗普的拥趸中有6人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放弃对他的支持，各有53%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他们对特朗普的反对或支持。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特朗普坚持他的关于极端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反对者是“一丘之貉”的立场，拒绝在批判者面前示弱。8月16日，特朗普宣布解散他的两大经济顾问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紧接着，8月18日，白宫发言人宣布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
特朗普上台以来最重大的人事变动为今后一个阶段的白宫政策竖立了新的风向标，人们密切关注特朗普将会沿右翼保守道路硬着头皮走下去，还是进一步向共和党温和立场靠拢。无论如何，夏洛茨维尔事件绝非仅是一场种族骚乱，它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社会日益撕裂的客观事实，一方面喻示着华盛顿更为激烈的政治动荡期才刚刚开始。
那么，到底能从夏洛茨威尔事件看出美国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哪些问题呢？本刊特邀六位专家学者发表看法。
是种族骚乱，更凸显美国白人分裂
赵明昊：夏洛茨维尔事件实质上是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又一高潮。2008年，理查德·斯宾塞提出了“另类右翼”这一政治和社会运动理念。斯宾塞是国家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这家智库极力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并推动相应政治议程，“另类右翼”近年也在美发展成为一股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极端排外者、反全球化人士、新纳粹团体等的政治运动，他们多为中下层普通白人，反感民主党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理念，对共和党内的温和保守派也很不满。
在“另类右翼”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平权运动”“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对白人族群的“压迫”，有色族群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种族和性别平权理念及相应政策不断侵害美国白人的权益和“白人身份认同”，进而给美国带来深层政治和社会危机。班农以及他所创立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是“另类右翼”的一部分，班农高度认同所谓“白人民族主义”（white ethno-nationalism）。班农坚持认为，右翼民粹的美国白人选民是特朗普必须牢牢守住的“票仓”。随着特朗普问鼎总统宝座，班农及其他一批抱持右翼激进思想的人物如彼特·纳瓦罗担任白宫要职，成为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最异类的政客，他们为取得权力所鼓吹的“美国优先”理念和炒作的所谓“白人利益边缘化”现实对“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复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成晓河：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在美国，首先它是美国的一个突出的国内问题。美国的社会思潮自立国伊始就与种族主义如影随形。经过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包括充满血腥的废奴运动以及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有色人种争取到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虽然种族主义从合法转为非法、从公开转为隐蔽，但仍广泛存在。夏洛茨维尔事件是近年来种族主义矛盾尖锐的最新表现，只不过“攻守易位”，情绪激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把自己所在的族群看作了弱势群体。 尽管夏洛茨维尔事件属于美国的内政，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有损美国国际形象。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和人权卫道士。但特朗普上台后显示出“重利轻义”的政策取向，采取一系列令世界哗然的举措，包括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双边贸易安排、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禁止七个（后改为六个）穆斯林国家向美国移民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不仅彰显浓厚的利己主义色彩，而且带有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夏洛茨维尔事件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第二，增强美国种族问题的外溢效应。夏洛茨维尔事件并不意味着美国种族主义矛盾告一段落，实际上，这种矛盾还可能进一步发酵并导致更多暴力。特朗普针对此事件所做的前后不一的表态，以及2017年8月首次动用特赦权，豁免被反移民右翼视为英雄的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前警长乔-阿佩奥，释放出极其暧昧的信号，进一步加深美国的社会撕裂。
夏洛茨维尔事件后，越来越多城市决定摧毁或搬移邦联雕塑（参见资料链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甚至提议把邦联雕塑搬出国会山。对平等主义者而言，这些雕塑代表着仇恨、固执和分裂以及美国令人不齿的黑暗历史，但“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和臭名昭著的三K党联合起来反对摧毁或挪移邦联雕塑。围绕着这些雕塑及相关物，各色政治势力不仅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而且走上街头过招。原本如过街老鼠般的种族主义披着保护美国历史传承和文化的外衣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由于美国拥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它的种族矛盾无疑会外溢到欧洲，为那里推波助澜并助长世界各地各色种族主义。
有人认为，美国的“乱”是好事，越“乱”越好。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不可取。虽然美国的种族矛盾仍会持续发酵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但不太可能失去控制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系统有着约束特朗普的平衡机制，民主党、共和党部分大老和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监督与批评会阻止特朗普及其政府为所欲为。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制仍在起作用，且总统走得越极端制衡作用就越大。美国种族矛盾升温，在美华人当要预防被矛盾波及。美籍华人有四五百万之众，还有几十万在美求学工作的非美籍中国人。他们不仅容易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受害者，也易成为其他族裔对现状不满的泄愤对象。过去几年，华人在美遭受歧视的事例屡见不鲜。
寿慧生：在大部分情况下，族群冲突都是社会矛盾的表象而非根源。从表面上看，夏洛茨威尔冲突凸显了美国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但是族群矛盾在美国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事实，其起伏有赖于特定的现实条件。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结束后，至少从制度和政策上讲，美国族群关系一直被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2016年因为几起警察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尽管有种族背景，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关切的是改变美国的执法体系，因此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白人反弹和暴力冲突。
夏洛茨维尔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白人的愤怒成为导火索。而此次冲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不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而是白人之间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根本分歧。夏城的示威游行者是白人，反游行者中白人比例并不少，而驱车袭击事件中的肇事者和死者都是白人。事后公共舆论中白人群体对暴力的声讨力度超过其他族群。特朗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袒护导致他几乎与整个白人主流社会为敌。
过去几十年，“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日益边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下，几乎沦为一个历史概念，即使在美国南方的都市地带都难以引起足够注意。夏城冲突中三K党死灰复燃，造成轩然大波，不能不令人惊讶。显然不能把此事件视为白人群体的自我否定和政治反动。此次事件更是美国白人社会的一次身份认同危机，凸显美国社会在复杂现实环境中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艰难。
此次“白人至上主义”风潮可被视为2009年后兴起的茶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从此前的经济和政治层面蔓延到现在的种族层面，凸显美国社会中极右翼群体对美国社会在新环境中艰难调整过程中的失望和愤怒。与其说此事件是白人对其他族群的攻击，不如说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一次冲突，而这个冲突酝酿已久。
一方面，美国社会在国际环境中地位下降造成的冲击导致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自由民主、自由贸易和多元文化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开始受到质疑，源自19世纪、战后深埋在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民粹主义日渐抬头。
另一方面，更直接也更关键的冲击来自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日益深化，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无明显好转。在严重极化的美国政治中，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不仅没能扭转这些趋势，反倒推波助澜——例如产业调整、教育改革、再就业培训、公共健康、社区扶助等政策长期缺失或乏力，对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对高收入人群则政策倾斜。所有这些都令中下层群体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社区衰败等额外的心理冲击，其结果是造成社会价值观扭曲，中低收入人群对子女前途失去信心。
特朗普尽管投机善变，但他的价值观清晰可辨，难以动摇。“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的政治力量和价值理念是特朗普政治生存的救命稻草，同时也是他个人价值观的核心，他别无选择，即使鱼死网破，也无意退让。
资料链接：富有争议的李将军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斯特拉特福庄园，是独立战争英雄、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李三世（绰号“轻骑兵哈利”）第四子。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同时也是该校首位全優毕业生。因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期间表现超群而获攫升，此后成为西点军校校长。李将军与奴隶制度接触密切，但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他曾大量蓄奴。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曾希望李将军出任北部联邦军总指挥，但李拒绝了任命。他说：“我家乡的议员们正在辩论是否脱离联邦，我祈祷上帝不要让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但无论结局如何，我必须为弗吉尼亚服务，因为我生为弗吉尼亚人，永远是弗吉尼亚人。”他还给他的北方朋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无法与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园、我的家乡子弟兵戎相见。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歧能够和平解决……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预计这个国家将经历一场浩劫，这是对我们国家罪孽的必要清算。”
有人说，南方邦联军队如果没有李将军，在1862年夏就会战败，不可能坚持到1865年。1865年1月，李将军成为南方军总司令。1864年5月北方军指挥者格兰特将军率部直逼南方“首都”里士满，李虽指挥南方军在“荒原之战”和斯波奇尔韦尼亚、科尔德港三次血战中获胜，但损失惨重，兵员和后勤供应几乎耗尽。此时，北方军在西部战场接连获胜，南方军主力实际已被歼灭。1865年初，李将军力促通过让黑奴加入南方军以换取自由的构想，但未及实施。这一年年4月9日，李将军发布一句话军令：“收起你们的敌意，让你们的孩子继续当美国人。”随后，南方军投降。
战争结束后，李将军曾申请战后特赦，虽未获准，但此举鼓励许多前南方军官兵发起特赦申请恢复成为合众国公民。1975年，福特总统签署了对李将军的特赦令并恢复其公民权，从而了结了这桩持续100多年的历史“公案”。
李自1865年10月起在弗吉尼亚列克星敦担任华盛顿学院（今华盛顿与李大学）校长。1870年9月28日，李因中风引起的肺炎并发症去世，葬于他亲手创办的大学校园。
压倒班农的“最后稻草”，也置特朗普于更深执政尴尬
刁大明：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事实上并不是白人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之间直接肢体摩擦式的典型族裔冲突，而是白人内部发生的对抗，是由在族裔议题上水火难容的立场而引发的冲突，凸显了当今白人群体内部的分歧与焦虑。而当这些分歧被投射到特朗普政府特别是白宫政治生态上时，也就直接引出了班农离任的突发情况。
在竞选期间，或在某些次要议题上，特朗普的确还可以坚持无视“政治正确”的一贯作风，但在面对一个深深触及国家底线、道德“红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时，关乎“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显然是他无法避开的。这也是特朗普招致众多非议、甚至在白宫团队与顾问群体内部出现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
但总体而言，失当的应对表态并不足以将特朗普个人认定为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从以往言行观察，他极可能具有某些种族偏见倾向，但未必会走得那么远。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特朗普缺乏经验而对事态严重性的判断不足，再就是班农等人施加的负面影响。这样看来，让班农离开白宫算是一次“断尾止血”“弃将保帅”的无奈选择。
夏洛茨维尔事件本身并不会根本性改变公众对特朗普“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态势，但也的确可能导致一些以往倾向支持特朗普的中间选民流失，进一步拉低了特朗普的总体民调满意度，但不会影响其在共和党阵营或保守派群体内部所享有的相对稳定的民意支撑。
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为美国所面对的社会撕裂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而继续扩大着裂痕，甚至他本人就构成问题的一部分。在特朗普治下，特别是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源自经济处境不佳和身份认同瓦解的民怨情绪势必将持将积累并交互影响，以阶层和族裔为核心议题的抗争运动、冲突事件也必然会继续发生。这一趋势本质上是与所谓的“特朗普现象”相伴而生的，也就超出了特朗普能夠解决的范畴。
给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以及决策政治生态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其实还是班农的离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特朗普未来与班农的关系将如何铺展，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未来与班农所代表的具有反建制倾向和“白人至上”倾向的所谓“另类右翼”如何相处。从两人的初步表态看，班农离职后会重操旧业，利用极端派新锐媒体布雷特巴德新闻网（Breitbart）继续声援特朗普，作“外围的斗士”。但毕竟在特朗普的另一位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难以接棒的情况下，“另类右翼”在白宫内部失去了有权势的代言人，一旦特朗普政府推动明显无法令班农阵营接受的政策时，布雷特巴德网站调转枪口、将对白宫某些人（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的猛轰扩大到特朗普头上，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以反建制派形象示人的特朗普，如果遭遇“另类右翼”阻击，显然是十分尴尬甚至危险的状况。
另一棘手问题是，班农所代表的具有鲜明排外特征的“本土主义”政策议程在白宫内部是否也失去了推进力量。一种可能是，特朗普个人会延续“本土主义”议程，但一定会遭遇白宫内部其他派系的修正，进而还是可能产生与班农反目的风险。另一种可能是，特朗普彻底拥抱所谓“全球主义”，回到传统共和党最熟悉的政策轨道上来。目前看，由于稳固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作为“必争之地”的重要战略意义，特朗普大概率地会延续班农的某些政策，当然被其他立场群体修正也在所难免。这就意味着，特朗普与班农的所谓“切割”，其实只是为了显示与极端“白人至上主义”划清界限，完全不是针对“本土主义”倾向的趋势性改变；但由于缺少了直接倡导者，“本土主义”政策议程的完成度也就产生了新的更大变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重装上阵的白宫仍旧会继续上演“宫斗”戏。美国媒体最近对所谓将军“四剑客”（即本文开篇提及的同时就夏洛茨维尔事件表态的四位军方高级将领）的吹捧，加里·科恩以及国务卿蒂勒森被传出再生退意，都是这段斩不断的暗线释放出的的信号。一方面，虽然商人和军人势力在白宫的存在正好映射到共和党内部商业利益和军工利益两个主流派系诉求，从而“机械性地符合了共和党的传统审美”，但两者间的争斗从未停歇，将始终是特朗普正值的一大内耗源。
另一方面，特朗普家庭成员势力的上升和多个新设机构的交叠存在，导致白宫中的所有外人都对“一仆多主”感到疲惫不堪，这也是白宫内部权力关系始终无法理顺的难题所在。可以试想，虽然先后赶走了斯卡拉穆齐（原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和班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立威有余，但当接下来需要他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闯国会关时，缺乏人脉和经济政策知识积累的凯利将如何面对白宫同僚们的竞争呢？再如，虽然家庭成员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尊重凯利的管理权威，但作为“外人”的凯利在实际操作中显然不大可能对家庭成员与总统的“亲密互动”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管理”。 印证以上这些推测的一个重要试金石，是即将登场的税收改革博弈，其中白宫内外的各方将扮演的各色角色，势必更为清晰地勾勒出“后班农”白宫的权力生态。
赵明昊：班农去职并非意外，此前已有不少征兆，夏洛茨维尔事件是压倒班农的“最后一根稻草”。
班农虽是特朗普政府的“灵魂人物”，但他的去职也有一定必然性。2016年7月，作为美国“另类右翼”的旗手，班农正式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为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立下汗马功劳，后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首席战略师。但班农始终充满争议，正如他自己今年8月接受《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主编库特纳专访时所言，他一直在和建制派等白宫内部的其他权势集团“作斗争”。
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后，由于班农等人的劝阻，特朗普在其最初表态中并没有立场鲜明地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引发众怒，美国国内各界纷纷要求将右翼民粹政客班农逐出白宫。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事件的不当处置，甚至遭致众议长瑞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其他资深共和党议员的公开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班农不走人不足以平公愤，加之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等人的坚持，班农在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两年之际被迫离开白宫。
班农的去职并不能完全缓解特朗普的执政困局。首先，在意识形态、种族矛盾、贫富差距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内部的“分立”和“极化”对特朗普执政构成根本性的挑战。其次，特朗普与国会的关系更趋恶化，白宫内斗导致行政部门的权威受损明显。一方面，“通俄门”调查犹如一条始终勒紧特朗普的政治绳索，很多共和党议员也开始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民主党议员更是坚持对特朗普说“不”，摆出一副要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夺回多数党地位的架势。第三，特朗普政府面临突出的低效运转问题。不仅300多个需要参议院批准的高官职位处于空缺状态，中层官员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他们甚至不惜向媒体“泄密”，给特朗普制造舆论压力。
对特朗普而言，更麻烦的事在于，随着班农被排挤出白宫，极右翼阵营对特朗普的不满在上升。班农去职后，白宫内一些属于班农阵营的高官或将难逃“走人”下场，建制派和稳健派也将抓住机会“夺权”。班农在离职后发表了“继续战斗”的宣言，声称“对于我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重回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我已经拿回武器，将重启战斗机器”。如此一来，离开白宫的班农或许会成为一张“野牌”，对特朗普执政是祸是福也未可知。
班农去职之后，特朗普既要面对白宫、国会和政府中建制派势力带来的压力，又要在驾驭“另类右翼”和弥合美国社会“裂痕”之间寻求平衡，加之身边忠臣良将不多，未来执政前景的确不乐观。
“白人至上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间的根本冲突
牛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又是个幅员辽阔、资源富足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不断输入移民在经济上是必然的。既然这个孕育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国家一开始就以“自由”“平等”以及道德之“善”界定自己的国家特性，以“山巅之城”自居，那么除了把自己建成多族裔、多文化的国家，别无他途。美利坚的“合众”，在相当程度上是承认与包容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间的差异，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合众为一”；一些人以种族、族裔、宗教和文化界线贬低和排斥另一些人，与这个国家最核心、最基本的道德信念和政治价值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历史上，诸多族裔的“美国化”绝不是轻松愉快的过程。“文明的”的移民驱除和屠杀“野蛮的”原住民，先来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贬抑和歧视其他族群，新教中一些教派驱赶另外教派，都在美国史书中留下斑驳字迹。到了19世纪，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都已广泛废止奴隶制的时候，美国还在以国家手段维持和强化着对黑人的奴役。经济上依靠黑奴劳动力的南方白人不仅大大扩展奴隶制，而且还开发出一种“文化氛围”，使得奴隶制在其中被想象成是合乎天理人情，甚至是良善优美的。奴隶制还和州权观念混合在一起，威胁和否定美国的政治团结和统一。
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输入移民的范围逐渐由歐洲扩展到非西方世界，针对非白人移民的歧视和排斥长久存在，在白人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时尤为强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形成所谓“进步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呼吁扩大社会公正和平等，开启现代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但在种族正义方面并无诉求，不少进步主义者同时也是种族主义者，尤其是针对非白人族裔。在天主教和犹太教被接纳为“美国正宗”之后，重新组合出的“白人至上主义”经常指向非西方族群。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上的和文化上的区隔、排斥和歧视仍大量存在并不断翻新，甚至有时以“科学”名义加以强化。
“多元文化主义”的名号在20世纪最后20年才在美国流行开来。它是文化态度，也是社会诉求，寻求族群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把权利公平的价值推向族群关系领域，要求重构美国“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重新定义美国文化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兴起是美国自由主义在20世纪逐渐脱离原来的狭隘族裔基础后的必然发展。应当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并最终压倒“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价值的内生和外来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它在美国历史当中有深厚渊源。美国文明当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其中不乏对歧视、排斥和压迫予以缓释、纠正和抗拒的道德要素和智识力量，蕴含对“他者”的欣赏和尊重。19世纪初，在南方奴隶制猖獗施行的同时，美国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怀抱人道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信念，以强有力的方式揭露奴隶制的绝对不道德，成为美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遗产。20世纪以来，美国人类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申述“文化相对主义”，致力于在内削弱美国所谓“主流”文化的霸权、对外抗拒西方和美国中心主义，要求更加平等、公正地对待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异文化。
没有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囊括美好社会的一切内容或者预设它的最佳状态，“至善”只能在多种价值的沟通互动、辩论质疑和微妙平衡中逐渐地、不可完成地趋近。“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了美国建设美好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方面，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限度，也和许多伦理和文化主张一样自身就蕴含着过度、极端化和被滥用的危险，它的道德优势和政治建设性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下才能得到呈现和发挥。近来美国有“白人至上主义”复举、“多元文化主义”受挫之势。但无论如何，凝聚多种历史动能、已在美国都市和智识阶层中占据优势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应被看成美国的道德和政治进步，并从中发见世界性的意义。我们作为外人，应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抱有理解和同情，而不是像“白人至上主义”者那样把包容性看成“困局的根源”。
不只“白人至上主义”，还有“经济民族主义”
庞中英：夏洛茨维尔骚乱在美国掀起的波澜绝非孤立的美国国内现象，需要看到在“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翻云覆雨的“经济民族主义”魅影。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并不知道班农为何人。今天，班农已是家喻户晓，可以说，班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批人包括特朗普，更包括那些声称自己是美国的“爱国者”或“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人。这些人为自己设立了对手，他们通过向所谓“全球主义者”（原来叫做“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发起激烈抨击、把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全球主义者推行的政策”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也不满足于与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者”的内斗，在外直言不讳要与中国等经济竞争者“开战”，就像《美国展望》杂志前不久发表的班农访谈中说的：“我们正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他们（中国）将终成霸主。”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就任第45届美国总统的演讲是一篇“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此前和此后，特朗普不知鼓吹了多少此类观点，“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就是集大成者。如果熟悉美国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和实践，就知道特朗普团队宣扬的并非什么新东西。18世纪末期的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鼻祖且不乏传人。在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工业（产业）化、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的早期思想與实践在欧洲和美国分别产生。在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进化为经济自由主义，后又传导至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力推“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过他同时支持多边主义、强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与班农或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又有所不同。实质上，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情况下，“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
目前一个公认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在后退。在美国，全球化后退的一个原因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特朗普上台后，“经济民族主义”真正成了政治关键词。两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古典思维难道仍适用于21世纪？美国投身国际主义久矣，在20世纪后期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领袖国家，为何“经济民族主义”会被拾起来当做解决内外经济挑战的方案？这难道是美国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问题的单子可以更长。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认知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发出与中国打“贸易战”甚至“经济战”的叫嚣。
民族主义在中国耳熟能详，但“经济民族主义”却不大能为人理解，主流社会科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绝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理性的。但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在内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并不影响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一次次被政治人物成功利用。在评价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内外政策时，有些人就是不愿去认识美国当下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把它看成笑话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有人呼吁“要严肃看待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也把“经济民族主义”称作“进击的经济民粹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主张民族国家保护和扶植暂时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昨日和今天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特朗普不仅一上台就退出奥巴马政府谈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一度考虑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扬言与任何被认定“欺诈美国”的国家展开贸易战。
然而，当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遇到美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我们美国”还存在吗？班农和特朗普指责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以及来自各种溯源地的移民，难道意味着他们认为只有白人才属于“美国民族”？其他族群即使属于“美国民族”，也不能与白人一起“至上”？今天美国的人口结构已同立国时相比截然不同，从“全球主义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各个人口群体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多元的。与此同时，即使特朗普政府要与美国的贸易伙伴重谈贸易协定，大多数国家还是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兼顾公平的全球自由贸易的。这就决定了，特朗普等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无论在美国内部还是国际上都难以长期立足，
这可能是一个“沉渣泛起”的时代。有的“渣”只是“沉”了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差点遗忘了它们，现在又“泛起”了，“经济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的“沉渣”。这到底是世界的进步，还是退步？近代以来，几乎各种“主义”在一度兴起后就衰落了，再难重振。唯有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却起起伏伏持续至今。不能把它简单看作“不合时宜”，“非理性”，“注定失败”。“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博弈目前看来是全球性的力量处于守势。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到底该如何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奉行的与“全球主义”背道而驰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全球挑战中的挑战。
资料链接：夏洛茨维尔
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小城，临里万纳河，人口不到5万。1737年前后英国殖民者在此始建居民点，1888年设市，棉毛纺织业发达。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出生地。此地还有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故居。
在夏洛茨维尔有一座杰斐逊亲自设计建造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与不远之处杰斐逊在1819年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一道于198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夏洛茨维尔遍布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精品店和高档餐厅，有“美国最快乐的城市”之称，也是美国美食家、品酒者心目中的天堂。夏洛茨维尔中心街上有众多古典建筑和精美公园，西进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刘易斯和克拉克、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联盟总司令罗伯特·李和著名南军将领杰克逊的雕像均矗立于此，
夏洛茨维尔的罗伯特·李雕像是分布在美国各地的纪念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1500座雕像之一。这些雕像大多分布在当年支持蓄奴的南方州。夏洛茨维尔的李将军雕像立于1924年。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曾兴起一股雕像建造热。上世纪60年代起，这些雕像的合理性开始受到民间质疑。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生了9名非洲裔美国人在教堂被一白人极端分子枪杀的惨烈事件，此后南方邦联纪念物合法性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南卡州长下令将南方邦联旗帜（该旗帜在美国内战期间被南方各州使用）从政府办公场所撤除，一些平权人士则要求将南方各州的所有邦联遗迹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