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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制度的真正目的是否应该像法律那样诱导受支配的人们求得自我的修行？目前整个波尔多共有5个葡萄酒分级，除去1855年列级酒庄分级，不同产区或组织的规则和条例各不相同。围绕着它们的争论也似乎从未真正停止过。
固若金汤的1855年列级酒庄分级
波尔多1855年的列级酒庄分级和勃艮第的葡萄酒分级完全不同，后者的级别仅限于葡萄园，跟酒庄无关，属于典型的“园在级在”；而前者却是直接把级别颁给了酒庄，只要酒庄还没毁掉，级别就在，也不管酒庄卖给了哪国人，庄主换了几波，葡萄园又扩张了几倍，它都可以安然若素地享用酒标上那个闪耀着光环的级别称号，正所谓“庄在级在”。波尔多的这种分级制度在注重“风土”概念的法国略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在过去160年的岁月里恪尽职守地维护着列级酒庄固若金汤般的秩序，如同一个严肃的大家长般默然地捍卫着自己孩子的尊严。普天之下貌似无人可以撼动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名誉，这项分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855年的东方，清王朝的顶戴花翎之下一片狼藉，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呼百应，如同燎原之火几乎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而彼时西方的法兰西也在闹腾，浪漫主义让道现实主义风潮后的西方社会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法国人不再执着于用枪支大炮争霸天下，而是希望用贸易交流打开世界的大门。巴黎要举行首届万国博览会的消息不胫相走，国王拿破仑三世誓要让各国人民都能通过这次博览会看到法国最光鲜亮丽的一面，法国最好的艺术品、最好的芝士、最好的机器……当然还有这个国家最引以为傲的葡萄酒，但是波尔多有8000多家酒庄，总不能都去参展吧？国王大人邀请波尔多商会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酒庄加以分级，商会的人虽然表面上欣然相许，同意“甄选出我们所有最好的葡萄酒，并分成五个级别”，但转身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叫“Syndicat of Courtiers”的中介商，要求他们起草一份“确切而完整的加龙河地区红葡萄酒的分级名单”。大家都知道，在波尔多酒庄不能直接把酒卖给酒商或客户，而是需要按照传统先把酒卖给中介商。所以中介商在整个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内至关重要。这个中介商接到任务后，一不做二不休仅花了两个礼拜就交差了，他们把从过去50年内市场上流通过的波尔多酒中挑选出了58家酒庄，由高及低地分成五级，其中包括4家一级酒庄，12家二级酒庄，14家三级酒庄，11家四级和17家五级酒庄。当时绝大多数的酒庄还未像现在这样习惯在名字前加上Chateau（城堡，或翻译成庄园）一词，被评选出的58家列级酒庄中只有5家名字中带有前缀。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份1855分级是在酒庄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当时没有人通知他们要送样品，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评委团队进行盲品，仅是依照市场价格和酒庄名望而定的一份名单。简言之，这不是专业人士考究的学术出品，只能算得上是一份江湖救急的酒庄名单。正如美国葡萄酒作家杰拉尔德·亚瑟（Gerald Asher）曾在他1982年出版的“On Wine”一书中所言：“波尔多的一级酒庄并不是在一场庞大的品鉴会上被挑选而出的，他们（当时的分级人员）选择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当然，中介商的人很坦承，他们交差的时候就表示争议在所难免。“你们跟我们一样清楚，先生们，这类分级制度是件很敏感的活儿，注定会引发问题，记住，我们并没有尝试去做一份官方分级，单单只是就当地最好的葡萄酒提供一份草图。”看，连当时分级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份名单会被顶礼膜拜到至今，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会斟酌良久才敢捅这个马蜂窝。
有趣的是，中介商所选择的红葡萄酒酒庄几乎全都来自梅多克（Medoc）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格拉夫的侯伯王（Haut-Brion），当然这并非别的产区不够优秀，事实上，格拉夫产区葡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圣爱美隆的白马酒庄和奥松等也都是19世纪初蜚声遐迩的大腕。只不过18世纪波尔多的葡萄酒革命主要集中在梅多克，这里也是改革最成功的一个产区。一直到1969年，波尔多出产的白葡萄酒都多过红葡萄酒，在酿造贵腐甜酒的奥秘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白葡萄酒就应该是甜美的，所以1855年的中介商特地为苏玳和巴萨克产区的甜酒庄制定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只有21家酒庄，起初只是简单地分为一级（Premier Cru）和二级（Second Cru），由于滴金酒庄的风评太高，又特意为它单列了个优级一级酒庄（Premier Cru Superieur）的级别，这可是梅多克那些簪缨大庄们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可想而知，当这份分级名单昭示天下时，整个波尔多是怎么的震惊，“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家没有被评上列级酒庄？”“凭什么，他家比我家级别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洪水猛兽一般涌向了当局，但是万国博览会举行在即，一切都已板上钉钉，所以只能“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吧”。接着后来的事儿就是博览会很成功，拿破仑三世脸上很有面子，参展的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波尔多有个把葡萄酒分为五个级别的列级酒庄分级，庄主们一看这下连外人都知道了，也就不怎么闹了，乖乖回家继续种葡萄去了。
只有两家酒庄没那么好摆平，一个是Cantermerle，有人说中介商当时把它家的名字给漏掉了，有的说是迫于压力后来改的。但次年的1856年，Cantermerle就被悄悄加入了五级酒庄的末尾。再者就是波亚克的木桐酒庄。比起幸运的前者，这家后来的一级酒庄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名字更上一层楼。大家都知道人类都有排外心理，总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而长期被沙文主义荼毒的法国人更是这么认为。其实，当时的木桐酒庄跟其他四家一级酒庄的价格和名望都不相上下，但问题是酒庄三年前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跟拉菲酒庄一个家族）的英国分支买走，正是因为庄主不是法国人，才会被屈居于二级酒庄位首，用木桐后来的庄主飞利浦男爵的话说就是“赤裸裸的不公平”。木桐酒庄很气愤，木桐酒庄要反抗，还特地为此发明了一个有意思的座右铭：一级，我做不成，二级，我不屑于，我是木桐。飞利浦男爵是一个很勤奋也很有手腕的人物，他上下求索，不辞辛劳地游说政府官员和商会，打通层层关节。最后不知是老天被他的赤诚所感动，还是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波尔多商会最终在1973年6月21日批准了木桐的晋升，一级酒庄才变成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酒庄”，酒庄的座右铭此后也改为了“一级，我现在是，二级，我曾经是，木桐故我”。 严格意义上讲，木桐酒庄是列级酒庄分级自1855年后的唯一一次修改，英国作家和教士罗·伯顿曾说“任何规章都有某些例外，绝对通用的规章是没有。”而诗人拜伦则表示“例外恰恰证明了规章的合理性”。木桐酒庄的破格晋升打破了1855列级酒庄的绝对性，更成就了这项分级制度的合理性。在财团富豪盘根错节的波尔多，特权阶级和后期新贵的关系风起云涌，任何一次改动都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酒庄盛名之下难符其实，表现欠佳，而有些酒庄兢兢业业，质量和信誉都超乎本身级别的定位。但或是由于1855分级制度背后强大的政治靠山，或者整个分级已经根深蒂固，或是不想重蹈其他分级协会的波折，总之没有人真正集合起来要去推翻它或重新分级，倒是有几位葡萄酒专家们在他们的书中发表过“非官方”的波尔多分级，这其中包括Alexis Lichene、Clive Coates MW、Robert Parker和David Peppercorn MW等。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世代以来列级酒庄们也习惯了循规蹈矩地在酒标上印下自家的级别。
烽烟不断的中级酒庄分级
先来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在1997年，英国酒商Farr Vintners一箱1996年份的Les Ormes de Pez的期酒售价为155欧元，同年份的拉菲为950欧元。14年后，同为2010年份的前者售价是240欧元，而后者则为12500欧元，可见Les Ormes de Pez的价格几乎都赶不上通货膨胀，拉菲的价钱却增长了13倍！而这或许正是中级酒庄有别于列级酒庄的魅力所在，一般人认为中级酒庄的级别低于列级酒庄，殊不知当近几年大多数的列级酒庄以迪拜高楼的速度涨价时，而剩下的那部分的质量却又良莠不齐时，实在禁不住怀疑现在是否还应该执着于波尔多。级别介于列级酒庄和普通AOC之间的中级酒庄实际上“藏龙卧虎”，很多酒庄质量不凡，价格实惠，可谓是波尔多性价比的代名词，唯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近年来它一波三折的分级制度令其整体形象减色不少。
“Cru Bourgeois”一词最早指12世纪时居住在波尔多“Bourg”镇的居民，镇上的人多是富裕的手工艺者和商人。当波尔多还归属于英国政权时，他们享有一系列特权和优惠，包括无需为出售葡萄酒而交税。15世纪他们获权可以在波尔多购买酒庄和葡萄园，这些酒庄被称为“Crus Bourgeois”，意为“中产阶级的酒庄”，所以，现在名字中的“中级”指的只是以前酒庄主人们的身份阶级而已，而非指酒款本身的质量次居“中级”。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巧合，并没有一家中级酒庄入选1855年的分级制度，1932年在波尔多工商协会和农业部的支持下出台了自己的“中级酒庄分级”，地理范围囊括8个梅多克法定产区，级别分为普通中级酒庄、Superieur中级酒庄和Exceptionnel中级酒庄三种，起初共有444家酒庄入选。后在1966年、1978年进行了更新，表现良好者或晋级或保持原来的级别，而质量下滑者则被降级或踢出局。
可以说这算是一个蛮人性化的等级制度。而正是这种“人性化”使它招致了“杀身之祸”，2003年的改版仅有247家酒庄入选，78家不满意的酒庄群起发难，抗议中级酒庄联盟（The Cru Bourgeois Alliance）在评选过程中徇私舞弊，因为18个评委中有4个跟名单中的酒庄有商业上的往来，存在偏袒的可能性。至此律师和法官开始介入到中级酒庄分级的审查之中。官司驳了又打，折腾了好几年，最后爱较真的波尔多庄主们彻底激怒了当局，任何分级制度都必须服从于法律，上诉法院在2007年宣判2003年的中级酒庄评选无效，后来甚至废除了最高级别Exceptionnel和第二级别Superieur，并且还取缔了“中级酒庄”这个古老的标识。
好在这段荒唐的历史在2009年得以平息，在中级酒庄联盟的努力之下再次恢复中级酒庄分级制度，只是新的分级每年都必须进行一次评审，评委会会在葡萄酒陈酿两年之后进行品鉴，即2008年份的分级于2010年推出，2019年份的分级则由2011年推出。对此，Sociado-Mallet酒庄的庄主Jean Gautreau曾提出异议：现在每年中级酒庄都要递送酒款给评委会，这已经失去了一个分级制度应有的持续性。重生后的中级酒庄分级只剩下初级中级酒庄这一个级别，也就是没有了早前的Exceptionnel和Superieur两个高等级别。因而之前的9家Exceptionnel中级酒庄纷纷退出了参选，要知道这些酒庄可是中级酒庄分级制度的顶梁柱，其中Chateau Chasse Spleen、Chateau Les Ormes de Pez、Chateau de Pez、Chateau Potensac、Chateau Poujeaux和Chateau Siran还特意成立了一个叫“Les Exceptionnels”的组织，共同进行市场推广，显然，这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级酒庄分级制度着实打击不小。但是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分级制度最终还是在争议和批评的漩涡之中支撑了过来。据悉，中级庄酒庄联盟正在计划恢复早前的三种级别鼎力的等级状态，“我们已经从我们过往的历史学到了如何避免利益的冲突，温暖将继续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级酒庄联盟的主席Dutheillet de Lamothe说。可想而知，一旦恢复，势必又会是一场闹腾。
每十年就“折腾”一次的圣爱美隆
波尔多右岸的圣爱美隆也有一部血泪分级史，这个右岸村庄在1954年首次推出了自家的分级制度，不同于1855分级制度的巍然不动，为了避免已有级别酒庄的懈怠，加强酒庄之间的竞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会依照十年内酒庄的酒款价格、品质和葡萄园的状况重新分级，优胜劣出，因而，圣爱美隆的酒单每十年就要更新一次。在随后的1969年、1986年、1996年、2006年和2012年都有过改版。然而2006年的分级却闹得不可开交，最终被取消，2006年份和2009年份的圣爱美隆依然沿袭的是1996年的老分级。
如同米其林星是一个厨师毕生追求的最高荣誉，能够晋升每十年一次的列级酒庄之列则是圣爱美隆庄主们最开心的事情。反之，降级则是最令人恼火的事情。2006年的评选结果出台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5家被降级的酒庄中有四家酒庄（La Tour du Pin Figeac、Cadet Bon、Guadet和Chateau de laMarzelle）无法接受这种几近耻辱般的安排，他们愤而向商业法庭控诉评委会的“不公正”，并指出有个别评委属于特权阶级，跟有些酒庄牵扯有利益关系，几乎跟2003年中级酒庄联盟被控告时的理由非常相似。最终使得整个2006年的分级都以悲剧色彩收尾。
流言止于智者
任何分级制度都有它独特的规则和级别，而每次分级的公布都会造成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不服者与评委会对薄公堂的事情也是在所难免之事，相信流言止于智者，而各种级别之争也正反映出波尔多酒庄们对于品质的推崇，以及他们渴望得到相应尊重的信心。不过，或许令你想不到的是，在级别之争如此强烈的波尔多，还有一个永远对分级制度不屑一顾的异类产区，那就是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这里没有任何分级制度，但是柏图斯（Petrus）和里鹏（Le Pin）等酒庄的价位和名望并不比左岸任何一家顶级酒庄逊色，这里被酒评家称为“波尔多的民主之地”。或许波美侯早就明白“那些强加于人的规章都不过是以‘合理’为外衣”，那又何必去折腾？
固若金汤的1855年列级酒庄分级
波尔多1855年的列级酒庄分级和勃艮第的葡萄酒分级完全不同，后者的级别仅限于葡萄园，跟酒庄无关，属于典型的“园在级在”；而前者却是直接把级别颁给了酒庄，只要酒庄还没毁掉，级别就在，也不管酒庄卖给了哪国人，庄主换了几波，葡萄园又扩张了几倍，它都可以安然若素地享用酒标上那个闪耀着光环的级别称号，正所谓“庄在级在”。波尔多的这种分级制度在注重“风土”概念的法国略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在过去160年的岁月里恪尽职守地维护着列级酒庄固若金汤般的秩序，如同一个严肃的大家长般默然地捍卫着自己孩子的尊严。普天之下貌似无人可以撼动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名誉，这项分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855年的东方，清王朝的顶戴花翎之下一片狼藉，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呼百应，如同燎原之火几乎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而彼时西方的法兰西也在闹腾，浪漫主义让道现实主义风潮后的西方社会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法国人不再执着于用枪支大炮争霸天下，而是希望用贸易交流打开世界的大门。巴黎要举行首届万国博览会的消息不胫相走，国王拿破仑三世誓要让各国人民都能通过这次博览会看到法国最光鲜亮丽的一面，法国最好的艺术品、最好的芝士、最好的机器……当然还有这个国家最引以为傲的葡萄酒，但是波尔多有8000多家酒庄，总不能都去参展吧？国王大人邀请波尔多商会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酒庄加以分级，商会的人虽然表面上欣然相许，同意“甄选出我们所有最好的葡萄酒，并分成五个级别”，但转身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一个叫“Syndicat of Courtiers”的中介商，要求他们起草一份“确切而完整的加龙河地区红葡萄酒的分级名单”。大家都知道，在波尔多酒庄不能直接把酒卖给酒商或客户，而是需要按照传统先把酒卖给中介商。所以中介商在整个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内至关重要。这个中介商接到任务后，一不做二不休仅花了两个礼拜就交差了，他们把从过去50年内市场上流通过的波尔多酒中挑选出了58家酒庄，由高及低地分成五级，其中包括4家一级酒庄，12家二级酒庄，14家三级酒庄，11家四级和17家五级酒庄。当时绝大多数的酒庄还未像现在这样习惯在名字前加上Chateau（城堡，或翻译成庄园）一词，被评选出的58家列级酒庄中只有5家名字中带有前缀。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份1855分级是在酒庄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仓促完成的，当时没有人通知他们要送样品，也没有一个专业的评委团队进行盲品，仅是依照市场价格和酒庄名望而定的一份名单。简言之，这不是专业人士考究的学术出品，只能算得上是一份江湖救急的酒庄名单。正如美国葡萄酒作家杰拉尔德·亚瑟（Gerald Asher）曾在他1982年出版的“On Wine”一书中所言：“波尔多的一级酒庄并不是在一场庞大的品鉴会上被挑选而出的，他们（当时的分级人员）选择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当然，中介商的人很坦承，他们交差的时候就表示争议在所难免。“你们跟我们一样清楚，先生们，这类分级制度是件很敏感的活儿，注定会引发问题，记住，我们并没有尝试去做一份官方分级，单单只是就当地最好的葡萄酒提供一份草图。”看，连当时分级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份名单会被顶礼膜拜到至今，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会斟酌良久才敢捅这个马蜂窝。
有趣的是，中介商所选择的红葡萄酒酒庄几乎全都来自梅多克（Medoc）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格拉夫的侯伯王（Haut-Brion），当然这并非别的产区不够优秀，事实上，格拉夫产区葡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圣爱美隆的白马酒庄和奥松等也都是19世纪初蜚声遐迩的大腕。只不过18世纪波尔多的葡萄酒革命主要集中在梅多克，这里也是改革最成功的一个产区。一直到1969年，波尔多出产的白葡萄酒都多过红葡萄酒，在酿造贵腐甜酒的奥秘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白葡萄酒就应该是甜美的，所以1855年的中介商特地为苏玳和巴萨克产区的甜酒庄制定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只有21家酒庄，起初只是简单地分为一级（Premier Cru）和二级（Second Cru），由于滴金酒庄的风评太高，又特意为它单列了个优级一级酒庄（Premier Cru Superieur）的级别，这可是梅多克那些簪缨大庄们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可想而知，当这份分级名单昭示天下时，整个波尔多是怎么的震惊，“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家没有被评上列级酒庄？”“凭什么，他家比我家级别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洪水猛兽一般涌向了当局，但是万国博览会举行在即，一切都已板上钉钉，所以只能“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吧”。接着后来的事儿就是博览会很成功，拿破仑三世脸上很有面子，参展的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波尔多有个把葡萄酒分为五个级别的列级酒庄分级，庄主们一看这下连外人都知道了，也就不怎么闹了，乖乖回家继续种葡萄去了。
只有两家酒庄没那么好摆平，一个是Cantermerle，有人说中介商当时把它家的名字给漏掉了，有的说是迫于压力后来改的。但次年的1856年，Cantermerle就被悄悄加入了五级酒庄的末尾。再者就是波亚克的木桐酒庄。比起幸运的前者，这家后来的一级酒庄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名字更上一层楼。大家都知道人类都有排外心理，总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而长期被沙文主义荼毒的法国人更是这么认为。其实，当时的木桐酒庄跟其他四家一级酒庄的价格和名望都不相上下，但问题是酒庄三年前刚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跟拉菲酒庄一个家族）的英国分支买走，正是因为庄主不是法国人，才会被屈居于二级酒庄位首，用木桐后来的庄主飞利浦男爵的话说就是“赤裸裸的不公平”。木桐酒庄很气愤，木桐酒庄要反抗，还特地为此发明了一个有意思的座右铭：一级，我做不成，二级，我不屑于，我是木桐。飞利浦男爵是一个很勤奋也很有手腕的人物，他上下求索，不辞辛劳地游说政府官员和商会，打通层层关节。最后不知是老天被他的赤诚所感动，还是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波尔多商会最终在1973年6月21日批准了木桐的晋升，一级酒庄才变成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酒庄”，酒庄的座右铭此后也改为了“一级，我现在是，二级，我曾经是，木桐故我”。 严格意义上讲，木桐酒庄是列级酒庄分级自1855年后的唯一一次修改，英国作家和教士罗·伯顿曾说“任何规章都有某些例外，绝对通用的规章是没有。”而诗人拜伦则表示“例外恰恰证明了规章的合理性”。木桐酒庄的破格晋升打破了1855列级酒庄的绝对性，更成就了这项分级制度的合理性。在财团富豪盘根错节的波尔多，特权阶级和后期新贵的关系风起云涌，任何一次改动都很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酒庄盛名之下难符其实，表现欠佳，而有些酒庄兢兢业业，质量和信誉都超乎本身级别的定位。但或是由于1855分级制度背后强大的政治靠山，或者整个分级已经根深蒂固，或是不想重蹈其他分级协会的波折，总之没有人真正集合起来要去推翻它或重新分级，倒是有几位葡萄酒专家们在他们的书中发表过“非官方”的波尔多分级，这其中包括Alexis Lichene、Clive Coates MW、Robert Parker和David Peppercorn MW等。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世代以来列级酒庄们也习惯了循规蹈矩地在酒标上印下自家的级别。
烽烟不断的中级酒庄分级
先来看一组有意思的数据，在1997年，英国酒商Farr Vintners一箱1996年份的Les Ormes de Pez的期酒售价为155欧元，同年份的拉菲为950欧元。14年后，同为2010年份的前者售价是240欧元，而后者则为12500欧元，可见Les Ormes de Pez的价格几乎都赶不上通货膨胀，拉菲的价钱却增长了13倍！而这或许正是中级酒庄有别于列级酒庄的魅力所在，一般人认为中级酒庄的级别低于列级酒庄，殊不知当近几年大多数的列级酒庄以迪拜高楼的速度涨价时，而剩下的那部分的质量却又良莠不齐时，实在禁不住怀疑现在是否还应该执着于波尔多。级别介于列级酒庄和普通AOC之间的中级酒庄实际上“藏龙卧虎”，很多酒庄质量不凡，价格实惠，可谓是波尔多性价比的代名词，唯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近年来它一波三折的分级制度令其整体形象减色不少。
“Cru Bourgeois”一词最早指12世纪时居住在波尔多“Bourg”镇的居民，镇上的人多是富裕的手工艺者和商人。当波尔多还归属于英国政权时，他们享有一系列特权和优惠，包括无需为出售葡萄酒而交税。15世纪他们获权可以在波尔多购买酒庄和葡萄园，这些酒庄被称为“Crus Bourgeois”，意为“中产阶级的酒庄”，所以，现在名字中的“中级”指的只是以前酒庄主人们的身份阶级而已，而非指酒款本身的质量次居“中级”。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巧合，并没有一家中级酒庄入选1855年的分级制度，1932年在波尔多工商协会和农业部的支持下出台了自己的“中级酒庄分级”，地理范围囊括8个梅多克法定产区，级别分为普通中级酒庄、Superieur中级酒庄和Exceptionnel中级酒庄三种，起初共有444家酒庄入选。后在1966年、1978年进行了更新，表现良好者或晋级或保持原来的级别，而质量下滑者则被降级或踢出局。
可以说这算是一个蛮人性化的等级制度。而正是这种“人性化”使它招致了“杀身之祸”，2003年的改版仅有247家酒庄入选，78家不满意的酒庄群起发难，抗议中级酒庄联盟（The Cru Bourgeois Alliance）在评选过程中徇私舞弊，因为18个评委中有4个跟名单中的酒庄有商业上的往来，存在偏袒的可能性。至此律师和法官开始介入到中级酒庄分级的审查之中。官司驳了又打，折腾了好几年，最后爱较真的波尔多庄主们彻底激怒了当局，任何分级制度都必须服从于法律，上诉法院在2007年宣判2003年的中级酒庄评选无效，后来甚至废除了最高级别Exceptionnel和第二级别Superieur，并且还取缔了“中级酒庄”这个古老的标识。
好在这段荒唐的历史在2009年得以平息，在中级酒庄联盟的努力之下再次恢复中级酒庄分级制度，只是新的分级每年都必须进行一次评审，评委会会在葡萄酒陈酿两年之后进行品鉴，即2008年份的分级于2010年推出，2019年份的分级则由2011年推出。对此，Sociado-Mallet酒庄的庄主Jean Gautreau曾提出异议：现在每年中级酒庄都要递送酒款给评委会，这已经失去了一个分级制度应有的持续性。重生后的中级酒庄分级只剩下初级中级酒庄这一个级别，也就是没有了早前的Exceptionnel和Superieur两个高等级别。因而之前的9家Exceptionnel中级酒庄纷纷退出了参选，要知道这些酒庄可是中级酒庄分级制度的顶梁柱，其中Chateau Chasse Spleen、Chateau Les Ormes de Pez、Chateau de Pez、Chateau Potensac、Chateau Poujeaux和Chateau Siran还特意成立了一个叫“Les Exceptionnels”的组织，共同进行市场推广，显然，这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级酒庄分级制度着实打击不小。但是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分级制度最终还是在争议和批评的漩涡之中支撑了过来。据悉，中级庄酒庄联盟正在计划恢复早前的三种级别鼎力的等级状态，“我们已经从我们过往的历史学到了如何避免利益的冲突，温暖将继续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级酒庄联盟的主席Dutheillet de Lamothe说。可想而知，一旦恢复，势必又会是一场闹腾。
每十年就“折腾”一次的圣爱美隆
波尔多右岸的圣爱美隆也有一部血泪分级史，这个右岸村庄在1954年首次推出了自家的分级制度，不同于1855分级制度的巍然不动，为了避免已有级别酒庄的懈怠，加强酒庄之间的竞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会依照十年内酒庄的酒款价格、品质和葡萄园的状况重新分级，优胜劣出，因而，圣爱美隆的酒单每十年就要更新一次。在随后的1969年、1986年、1996年、2006年和2012年都有过改版。然而2006年的分级却闹得不可开交，最终被取消，2006年份和2009年份的圣爱美隆依然沿袭的是1996年的老分级。
如同米其林星是一个厨师毕生追求的最高荣誉，能够晋升每十年一次的列级酒庄之列则是圣爱美隆庄主们最开心的事情。反之，降级则是最令人恼火的事情。2006年的评选结果出台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5家被降级的酒庄中有四家酒庄（La Tour du Pin Figeac、Cadet Bon、Guadet和Chateau de laMarzelle）无法接受这种几近耻辱般的安排，他们愤而向商业法庭控诉评委会的“不公正”，并指出有个别评委属于特权阶级，跟有些酒庄牵扯有利益关系，几乎跟2003年中级酒庄联盟被控告时的理由非常相似。最终使得整个2006年的分级都以悲剧色彩收尾。
流言止于智者
任何分级制度都有它独特的规则和级别，而每次分级的公布都会造成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不服者与评委会对薄公堂的事情也是在所难免之事，相信流言止于智者，而各种级别之争也正反映出波尔多酒庄们对于品质的推崇，以及他们渴望得到相应尊重的信心。不过，或许令你想不到的是，在级别之争如此强烈的波尔多，还有一个永远对分级制度不屑一顾的异类产区，那就是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这里没有任何分级制度，但是柏图斯（Petrus）和里鹏（Le Pin）等酒庄的价位和名望并不比左岸任何一家顶级酒庄逊色，这里被酒评家称为“波尔多的民主之地”。或许波美侯早就明白“那些强加于人的规章都不过是以‘合理’为外衣”，那又何必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