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创作谈是我的脚后跟，虽然如果以小说为肉体，我身上大部分地方都没在冥河里浸过，我是一个失败的阿喀琉斯。
　　谈论创作，最终话题不免落到一个现实的自我身上，这其中有很多让我惶恐的地方，比如要避免自我重复，我在最近的一次创作谈中引入了齐奥朗《解体概要》中对于“痛苦”的论点，我最初的写作动机，是想通过思考与归纳，把对世界的一种不痛不痒的厌倦（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扩大，转化成一份更有质感的痛苦，激发其中的价值。而我不能再次把类似的观点列为新创作谈的主旨，即便截止至今它仍然真实。
　　再比如我对语言的不信任，威廉特雷弗写过一篇《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一位盲人调音师过去常在第一位妻子的陪伴下外出，作为对他视觉缺陷的弥补，那位妻子会给他描述周围的世界。不幸的是妻子早逝，在他续弦并仍以旧日方式生活时，他发现第二位妻子对世界的描述，和前任妻子完全不同。撇开情感因素，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语言构架的世界的能力与那个世界的真实性，假如把对盲点的定义扩大（不仅限于盲人的视觉障碍），我们会发现，任何一句简单的语言都可能欺骗我们，与之相对，我们也可能误解任何一句话。虽然我因此不喜欢谈论自己，但这也恰是语言的魅力所在，让人不知疲倦地在小说的神秘迷宫中行走摸索。
　　《暴雨如注》是我回忆斯里兰卡的行程所写的，我在斯里兰卡常遇到短暂的暴雨，发生在傍晚，当我从形形色色的饭店里出门时，雨就这样来了。一些流浪汉躺在屋檐下，他们身上破碎的布料都湿透了，所幸雨也足够大，对贫穷富有一视同仁，无论撑多大的伞都会被那股强势的水流弄得湿漉漉的。
　　那是2016年12月，我一个人在斯里兰卡待了两个礼拜，25岁的冬天我就在那样的地方，白天大地是一块滚烫的烟熏砧板，夜里泡一泡剧烈的雨水。如今回想那些旅行，所有细节都被放大了，科伦坡成了一个独立的经过加工的世界。最后两天，我从科伦坡到加勒，坐沿海的绿皮火车，在我左侧是蓝得惊心动魄的印度洋。当时我在读布罗茨基的两篇评论，我所发现的问题是，我一直刻意说服自己人都是复杂的几何体，没有人能轻易被概括，是因为假如我不小心认清了他人，假如我确认了他人的某种动机、某个卑劣行为背后的想法，那意味着此后需要对他付出非凡的耐心与容忍——那样的话，还不如让他们成为一个谜。
　　这篇小说也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何况由于我对“爱”的观念非常狭隘，我觉得它是单向的（即爱的客体未必要有回应，爱的主体从爱中能自给自足）、它意味着牺牲与超脱世俗，过于纯净，与宗教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写现实中的爱情对我来说非常困难，这更像是一种尝试。但爱情并不是小说的主题，我更想构建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难以定义的关系，短暂而无望，并且这一切都是在理性地控制之内的，我们潜意识之中都有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生存欲，使我们对于生活道路总能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
　　今年三月，亲戚中一位舅舅去世了，刚过五十，心肌梗塞，死亡時间不过十分钟。
　　理性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为了接近它，我习惯性地将情感熨烫磨平。在灵堂里坐的三天中，我把舅舅的人生等分成几份，计算他人生过半、人生过四分之三时都在做什么。我回想我们过去的交流，都是非常简单的，他问我最近怎样，我说好，又问我工作怎样，我说适应得很好。亲人之间的羁绊反而阻止了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只能把话题架在日常生活之上，超出这个范围就显得造作。
　　去年暑假，我的舅舅去欧洲玩，回来让我一定去一次那不勒斯，他说从那不勒斯到威尼斯的那段特别美，他看了都想写作。在回想之中我忽然明白，他并不是想说写作可以分享美，而是面对美这种高于我们的东西时，我们更容易反思自己。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也恰是“反思”，构建出一个更宽阔的空间，让自己在反思中探索自我、世界、所有事物的形状与它们之间的边界。
　　我逐渐才意识到舅舅去世对我而言很难承担，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痛苦。虽然我们平时没什么交流，但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能让我安心，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人是可以理解我的，现在这种存在瓦解了。我去每个地方旅行，买带刺的碗、丑陋的面具、小刀，却再也找不到能达成怪异趣味共识的赠送者。从这个层面来说，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寻求被理解的渠道，建立一个未知的可能性。
　　三三，1991年出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律师，草莓味少女，简介困难户，一个全年出现的圣诞老人。青年作家，作品发表于《花城》 《上海文学》 《萌芽》 《one·一个》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