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消夏造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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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熟悉清朝历史的人,都很容易发现:清朝皇帝对园林的迷恋,超过了汉、唐、宋、元、明,清朝的宫廷,确实有一种“园林情结”。这个“情结”从何而来呢?电影《圆明园》的开头介绍,康熙建造圆明园,是因为清朝的皇帝来自北方,不耐北京的酷暑,一到夏天就想出宫避暑,所以特别想造园林式的离宫,这是符合历史状况的。
  
  我们从史料中看到,从顺治朝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光绪、宣统,每个朝代都耗费大量钱财造园、修园,为的就是要躲过北京城里的夏天。紫禁城里没有一棵树,一条河,溽热之外,还单调乏味,清朝的皇帝是能逃就逃。清朝灭亡以后,好事者算了一下,关内十个皇帝,有六个都是死在圆明园,或者承德避暑山庄。真正死在紫禁城里的清朝皇帝只有顺治、乾隆、同治、光绪四人,顺治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造园,同治、光绪则是因为圆明园被毁,清朝太乱,不能离开宫廷,只有“太上皇”乾隆实在太老,不想避暑了,将就便宜地死在养心殿。
  清代的交通条件,不能让满族皇帝随意回到满洲“龙兴之地”去消夏,也不可能每到七、八、九月就长途跋涉去北戴河海边避暑。这样,离开西直门二十华里的海淀一带,上风上水,地势高爽,从燕山上下来的水流汇聚,形成湖泊渊坛,适合造园休憩,成为清朝建造园林的上上之选。
  其实,汉族官员士大夫从一开始就不主张耗用国库,动用民脂民膏,修建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最近读魏特的《汤若望传》,知道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不耐北京紫禁城的酷暑,已经准备大兴土木,在京畿修建园林。这比现在大家知道的康熙皇帝修园时间要早三四十年。当时清朝还没有完全统一,建国平乱,耗费很多,财政空虚,汉族官员敢忧不敢言,希望有人出来阻止多尔衮。结果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挺身而出,他用星象和风水理论,阻止了多尔衮的造园计划。可见满人一入关,就存着要建造自己园林的想法。后来康熙建造畅春园、圆明园,并不是首创,只是遵循了清朝的“祖训”而已。
  汉、唐以降的皇帝,迷恋于宫殿建造,是“宫殿情结”。秦始皇造了“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以后,汉未央、唐大明,历朝历代的皇帝总是千方百计地要造出宏大的宫殿,压过前朝,现出自己的巍峨。清朝有点特别,它不是“宫殿情结”,而是“园林情结”。“清承明制”,清朝并没有建造自己的宫殿,他们只是修复了明朝留下来的紫禁城,住了进去。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是焚毁了前朝的宫殿,建造起自己的宫殿,弄得我们在“六大古都”里,并不能看到真正的古代宫殿,只能看到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遗址。清朝将就地住进明朝的宫殿,确实委屈了,所以他们是一定要造自己的园林的。
  满族文化落后,是从草原的木屋和帐篷里走出来的简陋民族。然而,园林却是比宫殿更难建造的高雅建筑,清朝面临文化难关。文化落后,固然是缺点。可是,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有勇气承认落后,那就是莫大的优点了。清朝承认了自己的落后,就能认真地向先进文化学习。在建造园林的时候,清朝不遗余力地向南方汉族文化学习,向欧洲西洋文化学习,这使得他们能够造出第一流的园林。圆明园设计采用最多的是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康熙任用的设计师叶洮(字金城,号云川),就是来自江南地区青浦人。康熙、乾隆十几次下江南,沿途看到好风景,就设法搬到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去。海宁的安澜园、江宁的瞻园、苏州的狮子林、无锡的惠园、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苏堤……“圆明园四十景”中最多的是江南园林,没有一景是满族自己的。
  清朝宫廷还专门从澳门觅来不少西洋人耶稣会士,像王致诚、蒋友仁、郎世宁、马国贤等人,他们是“供奉内廷”的“洋顾问”,精通工艺、建筑、绘画和设计。圆明园的建造,包含了他们的心血。圆明园三园中,最壮观的要数长春园。长春园中,最华美的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洋楼”。“西洋楼”前的“大水法”,是法国耶稣会士从巴黎大喷泉直接拷贝下来的,精致异常。因为结合了中国江南园林和法国园林的精华,欧洲人称圆明园为“万园之园”,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已经名扬西方,甚至压过了同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建造的凡尔赛宫。(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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