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奠基人。1901年至1902年间，他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部著作，对我国近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把西方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认为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社会愈变愈进步。据此，他提出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 传说中的黄帝至秦统一为上世界，是为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中国之中国”，意思是说，这一时期中国与外国没有什么交往，是中国内部各民族由斗争到统一的时期。
　　秦统一到乾隆末年为中世史，是为第二阶段，特点是“亚洲之中国”，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与亚洲各民族互相交涉，互为竞争的时代，同时也是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
　　乾隆末年以后为近世史，是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世界之中国”，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与亚洲民族联合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时代，同时也是君主专制日趋衰落、灭亡的时代。
　　抨击封建史学，首倡“史学革命”。梁启超还列了四大罪状：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记述的只是“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因此，二十四史也是地球上“空前绝后”的“相斫书”。作史者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供君臣浏览，为封建统治提供“资鉴”。没有一本书是为一般国民编著的。封建正史认为朝廷就是国家，事实上是混淆了国家和朝廷的区别。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的封建正史，不是把人物作为历史材料，而是把历史变成人物的“画像”；不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的代表来论列，而是把时代变成人物的“附属物”。
　　“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封建正史仅仅是以往历史的呆板的记录，不能密切地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四曰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中国封建史书，就像偶像一样，死气沉沉。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其气势之雄伟，锋芒之犀利，是空前的。
　　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在《新史学》中，他明确提出“史学革命”，即对封建史学实行革命的口号，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梁启超阐述了治史原则，并认为研究历史应该寻求历史进化的规律。梁启超认为，作为一個史学家，应该具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治史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反对封建王朝历史，建立国民的历史：反对个人的历史，建立群体的历史；历史不仅记载过去，还要有意于今天，为现在服务；历史不仅应该“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而且还必须“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
　　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梁启超进而认为历史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这就是说，历史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探索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因果联系。梁启超承认历史有着自己的规律，也承认必须探索和发现这种规律，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道路，一直到最后仍未得出正确的结论。加之他对历史的唯心观点，使他既无法找到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也不能坚持历史进化的规律去说明历史，这就使他距离真正的历史科学，还相差遥远。
　　梁启超的一生不仅是为反对封建史学，建立资产阶级史学而努力，而且撰写了一批享有盛名、激动人心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批声名赫赫的学生。学术著作方面著名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这些著作后编成《饮冰室合集》，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料。此外，在他服务于政治斗争的许多政治文章中，也镶嵌着不少熠熠闪光的学术珍珠。
　　梁启超曾担任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致力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梁启超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坛上的一颗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