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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美国汉学家的杰出代表，史景迁凭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从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展开其汉学研究。著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胡若望的疑问》中体现了史景迁对于17、18世纪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关注。史景迁借由书写胡若望在异国他乡的奇特遭遇体现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由此可以透过此书了解与探究史景迁对于异质文化交流之下所体现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史景迁 异质文化 胡若望的疑问
一、引言
作为一名拥有历史学背景的汉学家，史景迁的汉学研究之路大多是遵循着丰富的历史资料而展开的。通过对于细微的历史文本的发掘，史景迁往往能够找出小人物、独立个体背后所体现出的大时代下的社会环境。由小见大、以古观今，这恰是史景迁著书所作的汉学研究中迷人之所在。《胡若望的疑问》，这部由史景迁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记载，记述了17、18世纪一位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著名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看中，成为协助傅圣泽回法国担任翻译整理中国文书的助手。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整合，再现了胡若望启程前往西方异国旅途及在法国本土所做出的种种令西方人觉得匪夷所思之事，后胡若望因这些怪异的举动被判定为“疯子”而被送往法国的沙朗通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内待了两年之后最终被遣返回自己的故乡。由于史景迁所采用的是一种建立于历史文本与现在时陈述的语气，使得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切身体会到这个发生在四百年前的荒诞故事，再现了胡若望这个中国百姓的代表在18世纪试图去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渴望。古时中国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由此所激发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不断探索与了解。17、18世纪大批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东至中国，对这个国家进行考察与研究，实地的探究让他们对中国社会、人情和文化都有较深的了解与认识。传教士们自觉地以书信、札记、日记等形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各色形态。但与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东行中国发展汉学的大环境背景相比，彼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态度与探寻一直处于一种较为神秘而不为人知的状态。虽也有求知欲，然而自古自傲的国人却未能有较为全面与细致的对西方的探察，或未能引起国人的重视。胡若望通过《胡若望的疑问》一书，能让人比较直观地了解那个时候中国人想要认识欧洲、探寻异国文化的求知欲望，胡若望的个案可以说是东西方异质文化、理想与现实冲突之下的典型体现。由此可以试图透过此书了解与探究汉学家史景迁对于异质文化交流之下所体现的深层思考。
二、异质文化的探寻与书写
1.异质文化的探寻——胡若望的异乡之旅
1720年，一个中国基督徒胡若望作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助手前往巴黎的“蒙难记”。作者从梵蒂冈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和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的材料中拼出了这个故事，以类似日记的体例写成此书。挖掘“胡若望的疑问”，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探寻。一次莫名其妙、难以沟通的沮丧旅行所呈现的其实是当时冥顽不灵、难以开化的清朝统治与有着文化差异、旨在开疆扩土的西方世界所进行的一次鲁莽而直白的碰撞。史景迁将自己对于异质文化探寻的好奇心放在了胡若望的身上，历史故事被写得像亲临现场的报道，让现代读者读后自觉异质文化的交流在三四百年前是如此艰深曲折。
“胡若望是否疯了”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种疯癫的判断在当时并未能借助机器或科学依据，只是单凭个人的主观意愿而做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是西洋人对异邦文化所产生的异邦行为的不解与抗拒。书中曾记叙当胡若望乘船经历曲折旅途最终上岸至路易港时或偷或顺走了一匹马，而后又态度坚定地声称要做一名乞丐。“他想要当乞丐，他要一边行乞一边步行穿越法国。他不要马车也不要马匹，只要靠自己的双腿即可。傅圣泽感到大惑不解，但他认为胡若望想要靠着双脚走遍法国，可能与他想要写一本旅游回忆录有关。现在已没有时间迁就他的古怪念头，而且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太过危险。政府对于身体健康的流浪汉已公布了新的逮捕与流放规定，胡若望要是遭到警察拘捕，恐怕会被送到路易斯安那的法国殖民地，甚至是其他更危险的地方。”要知道，胡若望来欧洲游历除了想要了解欧洲之外，也还包含着个人的功利愿望：著西方游历之事以扬名中国。做乞丐穿越法国看似随心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古时中国文人迁客游历遍览祖国山河的模仿。然而这种模仿的私心放到欧洲人看来，却变成了古怪的念头，以乞丐身份流浪有可能会被拘捕与遣送流放。在中国看来浪漫而能抒个人之志的行为在西方世界遭遇了行不通的尴尬，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由此显现。
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冲突体现在对于女性的态度上。书中提到胡若望曾拒绝协助举行弥撒：“他向傅圣泽说教堂里女人太多，这点令他感到不悦。广州的耶稣会士遵循中国习俗，不让女性参与宗教仪式，而且中国人甚至也不让女性公然在街上行走。”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旧俗在胡若望意识中得到体现，尽管已在欧洲待了些许时日，胡若望仍保有这种古旧的层位观念，与欧洲彼时对于人的尊重、倡导人生而平等的先进思想发生了碰撞，却仍是接受不了。中国独自尊大的一厢情愿在此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异质文化间的不相融曲折地呈现了出来。
2.异质文化的书写——傅圣泽的东方书写
对于异质文化的探寻与碰撞之后的书写在书中主要以历史文本呈现，这些历史文本大多又出自傅圣泽这位西洋人之笔。
傅圣泽何许人也？根据资料记载，让·弗朗索瓦·富凯（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法国耶稣会会士，中国名傅圣泽，字方济。1699年来华，他竭力在中国早期著作中寻找基督教的证据。1720年回欧后，他发表了一个大事年表。他曾对两种《道德经》版本作过笺注，参加了“上帝、天、道”三种术语的讨论，提出“道”字系指基督教徒的最高神——造物主“上帝”，认为‘道’相当于“上帝”，也相当于天，对《道德经》作了如下评价：“整部《道德经》仅仅是经文，其中讲到智慧得到发展而形成了道德的模式。”代表作品有《论由尧至秦所谓统治中国的三代》《诸经研究绪说》《中国历史年表》。大历史背景下的傅圣泽就像彼时的其他传教士一样，致力于将中国古典文化介绍到西方。而在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中，作者则提到“刚升上主教的傅圣泽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于是针对自己与胡若望的关系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记述……称自己的记载为‘真实叙述’”。然而文本记叙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不同文化体系都会有各自不同建构界定客体对象的方式，而对于那些无法嵌入到正常分类秩序或图式中的人或物，文化主体则往往易于将之界定为危险、肮脏，并予以排斥”。胡若望在西方世界的种种“不适宜”行为在傅圣泽的记叙之下变成了疯子的举动，并力求摆脱胡。尽管在中国生活已久，并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傅圣泽还是摆脱不了西洋人的思维方式，也无法忍受或理解胡若望的这些异邦行为或异邦想法。傅圣泽彼时所书写异质文化的举动被史景迁以一种奇特的思想体系概括：“菲各主义（Figurism）—— 一种关于作品中的形象的思想，代表人物有白晋、傅圣泽等……菲各主义意味着在中国的文学作品或经典著作中找到可以证实基督教是真理的符码结构，这并不是为了深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深化其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而是要证实基督教的正确性……菲各主义被传教士们加以利用而形成早期汉学，彻底的无知与误解却可能产生敏锐的见解。”由此可见，傅圣泽对于异质文化的书写在或虚或实的情境中折射出了大历史的变迁与格局。 三、结语
胡若望是否是疯子这一贯穿全书的主线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引申一个深层的困惑：来自异国、东方文化的人在西方大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所谓“怪异”“疯子”行为实质上是异质文化交流的表现。可惜的是，这种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最终被多数西方群体认为是“mad/insanity”，从而被遣返回乡。当胡若望回到故乡，面对小孩子们疑问西方是何样时：“胡若望沉吟了一会儿，闭上眼睛。‘，’他说，‘是这样的。’”它就是你想的这样，这样的古怪、格格不入。17、18世纪有利玛窦等西洋人入中国传教而不畅，也有默默无闻的胡若望在西方异质文化生存的艰辛。史景迁以或真或假、虚幻朦胧的笔触倾泻而出的是对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深层担忧。
作品中传教士傅圣泽对中国典籍的态度，宗教事务的运作与小人物胡若望的个人见闻等等交织在一起。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我们却可以管窥他想要借一个小人物的欧游经历展示早期传教历史的野心。胡若望到底疯了没有不是重点，至于他为什么疯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撇开生理上的原因不谈，进入欧洲的震动，自己的出名愿望等等都或多或少起过作用。一个中国人试图探寻西方宗教信仰文明借此实现自己的残缺梦，最终却在文化冲突下惨败而归的故事，可以看出大历史的进展是有充分的文化必然性。
虽然胡若望的欧洲之行是一个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失败的案例，但就中西文化交流尚浅的历史背景之下所遭遇失败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外来者对新环境所产生水土不服的尴尬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细小而不可或缺的因素。之后的中西交流、冲突甚至战争其实都可以在胡若望身上找到些许投影。
如何透过那些经年累月的不断阐释累积，带着更为开放的眼光、更为灵活的心态去阅读与探索中西异质文化的问题，自17、18世纪的历史文本中得出现代性的解读，这是史景迁通过本书带给人们的思考。“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总是隔着壁垒，东西方几百年不断的摩擦，使这些障碍渐渐消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中间又有几次冲突，更是增加障碍。汉学家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用自己的学术作品，使西方民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尽管书写与探寻之间的沟通、交流遇到不可调和的障碍，难能可贵的是双方都有敢于踏出一步的勇气；史景迁或许想借由此书观照当下，希望能在异质文化存在的情况下得到理解与交流，从而在将来拥有更为广阔与科学的认知领域。
参考文献：
[1] [美]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M].陈信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谭旭虎.看与被看——史景迁的中国图景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2009（4）
[3] [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M].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5-27.
[4] 赵.源于本土的“海外中国”——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读后感[J].法律史评论，2012（00）.
关键词：史景迁 异质文化 胡若望的疑问
一、引言
作为一名拥有历史学背景的汉学家，史景迁的汉学研究之路大多是遵循着丰富的历史资料而展开的。通过对于细微的历史文本的发掘，史景迁往往能够找出小人物、独立个体背后所体现出的大时代下的社会环境。由小见大、以古观今，这恰是史景迁著书所作的汉学研究中迷人之所在。《胡若望的疑问》，这部由史景迁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记载，记述了17、18世纪一位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著名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看中，成为协助傅圣泽回法国担任翻译整理中国文书的助手。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整合，再现了胡若望启程前往西方异国旅途及在法国本土所做出的种种令西方人觉得匪夷所思之事，后胡若望因这些怪异的举动被判定为“疯子”而被送往法国的沙朗通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内待了两年之后最终被遣返回自己的故乡。由于史景迁所采用的是一种建立于历史文本与现在时陈述的语气，使得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切身体会到这个发生在四百年前的荒诞故事，再现了胡若望这个中国百姓的代表在18世纪试图去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渴望。古时中国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由此所激发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不断探索与了解。17、18世纪大批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东至中国，对这个国家进行考察与研究，实地的探究让他们对中国社会、人情和文化都有较深的了解与认识。传教士们自觉地以书信、札记、日记等形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各色形态。但与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东行中国发展汉学的大环境背景相比，彼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态度与探寻一直处于一种较为神秘而不为人知的状态。虽也有求知欲，然而自古自傲的国人却未能有较为全面与细致的对西方的探察，或未能引起国人的重视。胡若望通过《胡若望的疑问》一书，能让人比较直观地了解那个时候中国人想要认识欧洲、探寻异国文化的求知欲望，胡若望的个案可以说是东西方异质文化、理想与现实冲突之下的典型体现。由此可以试图透过此书了解与探究汉学家史景迁对于异质文化交流之下所体现的深层思考。
二、异质文化的探寻与书写
1.异质文化的探寻——胡若望的异乡之旅
1720年，一个中国基督徒胡若望作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助手前往巴黎的“蒙难记”。作者从梵蒂冈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和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的材料中拼出了这个故事，以类似日记的体例写成此书。挖掘“胡若望的疑问”，实际上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探寻。一次莫名其妙、难以沟通的沮丧旅行所呈现的其实是当时冥顽不灵、难以开化的清朝统治与有着文化差异、旨在开疆扩土的西方世界所进行的一次鲁莽而直白的碰撞。史景迁将自己对于异质文化探寻的好奇心放在了胡若望的身上，历史故事被写得像亲临现场的报道，让现代读者读后自觉异质文化的交流在三四百年前是如此艰深曲折。
“胡若望是否疯了”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种疯癫的判断在当时并未能借助机器或科学依据，只是单凭个人的主观意愿而做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是西洋人对异邦文化所产生的异邦行为的不解与抗拒。书中曾记叙当胡若望乘船经历曲折旅途最终上岸至路易港时或偷或顺走了一匹马，而后又态度坚定地声称要做一名乞丐。“他想要当乞丐，他要一边行乞一边步行穿越法国。他不要马车也不要马匹，只要靠自己的双腿即可。傅圣泽感到大惑不解，但他认为胡若望想要靠着双脚走遍法国，可能与他想要写一本旅游回忆录有关。现在已没有时间迁就他的古怪念头，而且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太过危险。政府对于身体健康的流浪汉已公布了新的逮捕与流放规定，胡若望要是遭到警察拘捕，恐怕会被送到路易斯安那的法国殖民地，甚至是其他更危险的地方。”要知道，胡若望来欧洲游历除了想要了解欧洲之外，也还包含着个人的功利愿望：著西方游历之事以扬名中国。做乞丐穿越法国看似随心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古时中国文人迁客游历遍览祖国山河的模仿。然而这种模仿的私心放到欧洲人看来，却变成了古怪的念头，以乞丐身份流浪有可能会被拘捕与遣送流放。在中国看来浪漫而能抒个人之志的行为在西方世界遭遇了行不通的尴尬，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由此显现。
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冲突体现在对于女性的态度上。书中提到胡若望曾拒绝协助举行弥撒：“他向傅圣泽说教堂里女人太多，这点令他感到不悦。广州的耶稣会士遵循中国习俗，不让女性参与宗教仪式，而且中国人甚至也不让女性公然在街上行走。”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旧俗在胡若望意识中得到体现，尽管已在欧洲待了些许时日，胡若望仍保有这种古旧的层位观念，与欧洲彼时对于人的尊重、倡导人生而平等的先进思想发生了碰撞，却仍是接受不了。中国独自尊大的一厢情愿在此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异质文化间的不相融曲折地呈现了出来。
2.异质文化的书写——傅圣泽的东方书写
对于异质文化的探寻与碰撞之后的书写在书中主要以历史文本呈现，这些历史文本大多又出自傅圣泽这位西洋人之笔。
傅圣泽何许人也？根据资料记载，让·弗朗索瓦·富凯（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法国耶稣会会士，中国名傅圣泽，字方济。1699年来华，他竭力在中国早期著作中寻找基督教的证据。1720年回欧后，他发表了一个大事年表。他曾对两种《道德经》版本作过笺注，参加了“上帝、天、道”三种术语的讨论，提出“道”字系指基督教徒的最高神——造物主“上帝”，认为‘道’相当于“上帝”，也相当于天，对《道德经》作了如下评价：“整部《道德经》仅仅是经文，其中讲到智慧得到发展而形成了道德的模式。”代表作品有《论由尧至秦所谓统治中国的三代》《诸经研究绪说》《中国历史年表》。大历史背景下的傅圣泽就像彼时的其他传教士一样，致力于将中国古典文化介绍到西方。而在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中，作者则提到“刚升上主教的傅圣泽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于是针对自己与胡若望的关系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记述……称自己的记载为‘真实叙述’”。然而文本记叙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不同文化体系都会有各自不同建构界定客体对象的方式，而对于那些无法嵌入到正常分类秩序或图式中的人或物，文化主体则往往易于将之界定为危险、肮脏，并予以排斥”。胡若望在西方世界的种种“不适宜”行为在傅圣泽的记叙之下变成了疯子的举动，并力求摆脱胡。尽管在中国生活已久，并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傅圣泽还是摆脱不了西洋人的思维方式，也无法忍受或理解胡若望的这些异邦行为或异邦想法。傅圣泽彼时所书写异质文化的举动被史景迁以一种奇特的思想体系概括：“菲各主义（Figurism）—— 一种关于作品中的形象的思想，代表人物有白晋、傅圣泽等……菲各主义意味着在中国的文学作品或经典著作中找到可以证实基督教是真理的符码结构，这并不是为了深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深化其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而是要证实基督教的正确性……菲各主义被传教士们加以利用而形成早期汉学，彻底的无知与误解却可能产生敏锐的见解。”由此可见，傅圣泽对于异质文化的书写在或虚或实的情境中折射出了大历史的变迁与格局。 三、结语
胡若望是否是疯子这一贯穿全书的主线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引申一个深层的困惑：来自异国、东方文化的人在西方大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所谓“怪异”“疯子”行为实质上是异质文化交流的表现。可惜的是，这种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最终被多数西方群体认为是“mad/insanity”，从而被遣返回乡。当胡若望回到故乡，面对小孩子们疑问西方是何样时：“胡若望沉吟了一会儿，闭上眼睛。‘，’他说，‘是这样的。’”它就是你想的这样，这样的古怪、格格不入。17、18世纪有利玛窦等西洋人入中国传教而不畅，也有默默无闻的胡若望在西方异质文化生存的艰辛。史景迁以或真或假、虚幻朦胧的笔触倾泻而出的是对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深层担忧。
作品中传教士傅圣泽对中国典籍的态度，宗教事务的运作与小人物胡若望的个人见闻等等交织在一起。作者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我们却可以管窥他想要借一个小人物的欧游经历展示早期传教历史的野心。胡若望到底疯了没有不是重点，至于他为什么疯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撇开生理上的原因不谈，进入欧洲的震动，自己的出名愿望等等都或多或少起过作用。一个中国人试图探寻西方宗教信仰文明借此实现自己的残缺梦，最终却在文化冲突下惨败而归的故事，可以看出大历史的进展是有充分的文化必然性。
虽然胡若望的欧洲之行是一个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失败的案例，但就中西文化交流尚浅的历史背景之下所遭遇失败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外来者对新环境所产生水土不服的尴尬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细小而不可或缺的因素。之后的中西交流、冲突甚至战争其实都可以在胡若望身上找到些许投影。
如何透过那些经年累月的不断阐释累积，带着更为开放的眼光、更为灵活的心态去阅读与探索中西异质文化的问题，自17、18世纪的历史文本中得出现代性的解读，这是史景迁通过本书带给人们的思考。“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总是隔着壁垒，东西方几百年不断的摩擦，使这些障碍渐渐消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中间又有几次冲突，更是增加障碍。汉学家们功不可没，是他们用自己的学术作品，使西方民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尽管书写与探寻之间的沟通、交流遇到不可调和的障碍，难能可贵的是双方都有敢于踏出一步的勇气；史景迁或许想借由此书观照当下，希望能在异质文化存在的情况下得到理解与交流，从而在将来拥有更为广阔与科学的认知领域。
参考文献：
[1] [美]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M].陈信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谭旭虎.看与被看——史景迁的中国图景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2009（4）
[3] [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M].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5-27.
[4] 赵.源于本土的“海外中国”——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读后感[J].法律史评论，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