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五四"以降的新文学总是无法绕开启蒙的话题,开启新文学的先驱们大都是思想启蒙的先行者,他们究竟是怎样的启蒙?思想文化启蒙和文学启蒙是何关系?启蒙运动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新时期以来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关于"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此说至今20多年过去,问题仍未结论,许多新锐的中青年学者仍在质疑此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还在进行。这里邀请了四位学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张志忠教授《暧昧的启蒙暧昧的自我》借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狂人日记》、《沉沦》的再解读,阐明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杨联芬教授《"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深入历史的深处来诠释启蒙,她认为,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对立,更多来自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的历史想象。中国现代史上启蒙与革命的关系,由于民族主义的共同动因与目标,而实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谋";至少,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在目的论层面,未能形成差异悬殊的二元紧张。这也是中国启蒙运动难以深入的原因。青年教授高玉《"启蒙"与"救亡"》坦率地指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启蒙"与"救亡"不是二元对立概念,"启蒙"只是与"救亡"实践相对立,而与救亡思想不相对立,救亡思想属于整个"启蒙"的一个方面。"启蒙"与"救亡"有关系,但"压倒"是一个不适用的概念,"压倒"是一个伪问题。中国近现代任何时候救亡思想启蒙与救亡政治实践都是共生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段从学博士《悖论与困境》则从启蒙思想的源头论起,他认为梁启超关于新国民与现代民族国家之关系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启蒙思想,"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实践与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之间的现代性关联,就发生在这一启蒙思想内部。文章以西方理性主义和后现代启蒙思想为参照,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和鲁迅的《呐喊.自序》为个案,深入剖析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启蒙与西方理性主义启蒙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启蒙思想的内在困境,进而探讨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重新恢复启蒙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四位学者的论说拓宽了文学与启蒙话语的理解,也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值得各位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