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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两位从未晤面的大师，几乎同时铸造了戏剧丰碑《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且都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永恒的主题——爱情高于生命。难怪，上世纪30年代，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与优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别以为大师与优伶本该如此。要知道，在那个以权势和金钱论贵贱的时代，优伶——演员的地位只相当于奴婢。当昆山腔兴盛时，官僚士大夫和巨商蓄养家班成风，家班成员不过是供主人玩乐的工具，从来也不被看重。汤显祖却把他们视为戏剧艺术的实践者。从汤氏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道的名字，如屠隆、梅禹金、谢久紫、吕玉绳、姜耀先等，也有不少优伶，如罗章二、于采、王有信等。常常是这样，在欣赏了优伶上乘的演出后，汤显祖很高兴，立即赋诗为赠：“韵若笙箫气若丝，牡丹魂梦去来时。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销魂不遣知。”（《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不肯蛮歌逐队行，独身移向恨离情。来时动唱盈盈情，年少那堪数死生。”（《听于采唱牡丹》）在汤氏眼里，优伶们不啻是知音、知己。
他甚而直接给优伶写信。如著名的《与宜伶罗章二书》，不仅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信中还流露了他对艺人生活和经济收入的关切，叮嘱他们演出《壮丹亭》务必用原本，索取报酬和酒食招待不要过分等等。他还热忱为优伶们教曲：“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七夕醉答君东二首》），辅导演出，或者差遣他们去外地为他的友人演出（《遣宜伶汝宁为前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兴起时，自己也可以袍笏登场（《作紫襴戏衣二首》）。能主动地与演员交朋友，把与优伶的通信编入诗文集，这在士大夫中是很罕见的事，何况他又有那么高的才情。
汤显祖出身于江西临川的书香门第，他的名字本身就含有光宗耀祖的意思。科举入仕是汤显祖的主业，治国平天下是他的抱负，写作只是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时所做出的一个选择。后来，由于种种（包括性格）原因，他无奈辞去官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写作中。事实上，与优伶关系密切，除了艺术交流的因素，更由于他接受“左派王学”的思想。钱谦益《汤遂昌显祖小传》中提到，汤显祖少年时代的老师罗汝芳，是“左派王学”创立者王艮的再传弟子；释真可（达观大师）比汤氏年长七岁，相互友善。他们对汤显祖的一生影响很大，甚至在“临川四梦”中都能寻觅痕迹。“左派王学”蔑视传统礼教，倡导“百姓日用即道”，显然是无法为统治者接受的异端邪说，却让汤显祖的内心引起很大共鸣。他在遂昌知县任上“纵囚放牒，不废箫歌”，在玉茗堂“文史狼籍，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间咏歌，俯仰自得”，与优伶们亲密相处，诗文酬往，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志也者，情也。”汤显祖评点《西厢记》说的这句话，是他戏剧创作的主旨，同样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恰恰是最富有生命力，最具文化意义的。
再来看莎士比亚。他是一个小工匠的儿子，只受过初级教育，很小就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德镇，跑到首都伦敦去找出路。为了生存下去，他几乎什么苦活都干过，后来进了一家剧院打杂，登台跑龙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编剧天赋被人们发现，于是获得了写作权。他的写作无非出自经济利益的驱使。由编写脚本，成为戏班子的股东，继而有条件出入于宫廷、王府。赚到了钱，他就能让家庭摆脱困境，自己也能回家乡告老退隐。这个大剧作家，不仅跟演员亲近，本身就当过演员，而且是低微的“龙套”。然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加上天赋，让他的三十七件戏剧作品（包括与别人的合作）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显示独有的艺术功力与社会价值。
如果说，汤显祖不能摆脱传统士大夫“立言”的模式，在作品中注入了许多的理想和抱负，莎士比亚则为了生存而写作，藉以糊口，才干上编剧的行当，观众满意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在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他的创作恰好与那个时代相合拍。其实，这个曾经的剧院杂役，并不懂得400年后的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更无从理解今天的批评家解剖死人活人的标新立异的理论。我们该如何诠释他的写作？凭藉内心充溢的激情，继承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没错，但似乎不尽然。
在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说过这样一番话：“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这正是莎士比亚的心声。他不过是借着哈姆雷特的嘴说出来而已。同时，他又谆谆告诫伶人甲：“要是表演得过火了，或者是拖泥带水了，尽管会博得外行人开怀，只能使明眼人痛心，你们把这种行家一个人的意见必须估计到重于一院子其他听众的信口雌黄……”这跟汤显祖在夜色阑珊中一遍遍拍打檀板，教优伶们拍曲，如出一辙。
关于优伶，莎氏在《第十二夜》中，也有这样一段说白：“这个人去做个傻子是够聪明的了。干这个营生，真是很需要一点聪敏，他必得观察他们所取笑的人的心情，那人的人品，与时间的当否。并且还要似未受过训练的苍鹰，对于面前的每一个飞禽都要追逐，这是一种工作与智慧的精心艺术，像能工巧匠一样充满了辛苦。因为他用聪明表现的愚蠢才是恰当的，但是聪明人若跃在愚蠢里，就要把聪明污损了。”
终究是大师，优伶们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以愚蠢为聪明的人生，他揭示得形象而又深刻。
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人应当怎样活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伟大的剧作家时刻在思考的问题。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用手中传神之笔，通过不同的途径探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自己的理解，也让优伶们替代自己，在舞台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与优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别以为大师与优伶本该如此。要知道，在那个以权势和金钱论贵贱的时代，优伶——演员的地位只相当于奴婢。当昆山腔兴盛时，官僚士大夫和巨商蓄养家班成风，家班成员不过是供主人玩乐的工具，从来也不被看重。汤显祖却把他们视为戏剧艺术的实践者。从汤氏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道的名字，如屠隆、梅禹金、谢久紫、吕玉绳、姜耀先等，也有不少优伶，如罗章二、于采、王有信等。常常是这样，在欣赏了优伶上乘的演出后，汤显祖很高兴，立即赋诗为赠：“韵若笙箫气若丝，牡丹魂梦去来时。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销魂不遣知。”（《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不肯蛮歌逐队行，独身移向恨离情。来时动唱盈盈情，年少那堪数死生。”（《听于采唱牡丹》）在汤氏眼里，优伶们不啻是知音、知己。
他甚而直接给优伶写信。如著名的《与宜伶罗章二书》，不仅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信中还流露了他对艺人生活和经济收入的关切，叮嘱他们演出《壮丹亭》务必用原本，索取报酬和酒食招待不要过分等等。他还热忱为优伶们教曲：“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七夕醉答君东二首》），辅导演出，或者差遣他们去外地为他的友人演出（《遣宜伶汝宁为前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兴起时，自己也可以袍笏登场（《作紫襴戏衣二首》）。能主动地与演员交朋友，把与优伶的通信编入诗文集，这在士大夫中是很罕见的事，何况他又有那么高的才情。
汤显祖出身于江西临川的书香门第，他的名字本身就含有光宗耀祖的意思。科举入仕是汤显祖的主业，治国平天下是他的抱负，写作只是在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时所做出的一个选择。后来，由于种种（包括性格）原因，他无奈辞去官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写作中。事实上，与优伶关系密切，除了艺术交流的因素，更由于他接受“左派王学”的思想。钱谦益《汤遂昌显祖小传》中提到，汤显祖少年时代的老师罗汝芳，是“左派王学”创立者王艮的再传弟子；释真可（达观大师）比汤氏年长七岁，相互友善。他们对汤显祖的一生影响很大，甚至在“临川四梦”中都能寻觅痕迹。“左派王学”蔑视传统礼教，倡导“百姓日用即道”，显然是无法为统治者接受的异端邪说，却让汤显祖的内心引起很大共鸣。他在遂昌知县任上“纵囚放牒，不废箫歌”，在玉茗堂“文史狼籍，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间咏歌，俯仰自得”，与优伶们亲密相处，诗文酬往，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志也者，情也。”汤显祖评点《西厢记》说的这句话，是他戏剧创作的主旨，同样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恰恰是最富有生命力，最具文化意义的。
再来看莎士比亚。他是一个小工匠的儿子，只受过初级教育，很小就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德镇，跑到首都伦敦去找出路。为了生存下去，他几乎什么苦活都干过，后来进了一家剧院打杂，登台跑龙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编剧天赋被人们发现，于是获得了写作权。他的写作无非出自经济利益的驱使。由编写脚本，成为戏班子的股东，继而有条件出入于宫廷、王府。赚到了钱，他就能让家庭摆脱困境，自己也能回家乡告老退隐。这个大剧作家，不仅跟演员亲近，本身就当过演员，而且是低微的“龙套”。然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加上天赋，让他的三十七件戏剧作品（包括与别人的合作）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显示独有的艺术功力与社会价值。
如果说，汤显祖不能摆脱传统士大夫“立言”的模式，在作品中注入了许多的理想和抱负，莎士比亚则为了生存而写作，藉以糊口，才干上编剧的行当，观众满意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在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他的创作恰好与那个时代相合拍。其实，这个曾经的剧院杂役，并不懂得400年后的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更无从理解今天的批评家解剖死人活人的标新立异的理论。我们该如何诠释他的写作？凭藉内心充溢的激情，继承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没错，但似乎不尽然。
在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说过这样一番话：“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这正是莎士比亚的心声。他不过是借着哈姆雷特的嘴说出来而已。同时，他又谆谆告诫伶人甲：“要是表演得过火了，或者是拖泥带水了，尽管会博得外行人开怀，只能使明眼人痛心，你们把这种行家一个人的意见必须估计到重于一院子其他听众的信口雌黄……”这跟汤显祖在夜色阑珊中一遍遍拍打檀板，教优伶们拍曲，如出一辙。
关于优伶，莎氏在《第十二夜》中，也有这样一段说白：“这个人去做个傻子是够聪明的了。干这个营生，真是很需要一点聪敏，他必得观察他们所取笑的人的心情，那人的人品，与时间的当否。并且还要似未受过训练的苍鹰，对于面前的每一个飞禽都要追逐，这是一种工作与智慧的精心艺术，像能工巧匠一样充满了辛苦。因为他用聪明表现的愚蠢才是恰当的，但是聪明人若跃在愚蠢里，就要把聪明污损了。”
终究是大师，优伶们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以愚蠢为聪明的人生，他揭示得形象而又深刻。
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人应当怎样活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伟大的剧作家时刻在思考的问题。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用手中传神之笔，通过不同的途径探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自己的理解，也让优伶们替代自己，在舞台上回答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