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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沿江、沿海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巴黎”。但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等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同时，新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全球化，也为中国战略性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从容与世界经济对话提供了机遇。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開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对外宣布，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会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从事相关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开放度的探索，不仅有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的艰辛探索。
1987年7月，爱国美籍华人、预应力专家林同炎教授，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交给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重要几个领域的专家。汪道涵任小组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樑任副组长。我作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选入了小组。
我们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小小一角做实验，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
对这个小组来讲，是平地起高楼，研究人员全部是业余时间工作，没有人是全职。而办公条件很有限，就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的一排铁皮房中的一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大家的工作充满激情。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要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也就是今天迪士尼乐园一带。“一线”就是沿着东方路一线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同志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开放程度和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与海南一样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巴黎”的声誉恢复起来。汪道涵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
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吸引外资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确定具备，方向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研讨会的作用是巨大的。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1990年7月初，中央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朱镕基同志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随行。为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这五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廷刚，还有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的我。我们五个人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仍然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程度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于1990年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在座谈会上有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登在报纸上，也就巴掌大的篇幅，何以推进浦东的开发开放？没有法制的保障，外国的企业不敢来。朱镕基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实施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又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
对浦东开发开放以及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来说，首先应当做的都是立法。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其他机构和部门来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经过不断探索，到2000年，终于确定，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也不能长久，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 2000年8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我从外贸学院副院长的职位调任至浦东新区做副区长。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予我極大的信任。我当时分管3个方面：一是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二是外高桥保税区，也就是现在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发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同志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第四才是资金，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国家发展到最关键时刻，唯有改革。而改革必须与世界潮流相吻合。浦东开发开放的作用，简而言之：一是化解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二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打造了样板，树立了标杆，为中国入世作了物质准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三是改革要同心，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激情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我是2001年底离开浦东的。虽然今天看来我在浦东任职时间很短，但收获和感悟极其深刻。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要有激情，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起抓下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嘱托——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開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对外宣布，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会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从事相关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开放度的探索，不仅有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的艰辛探索。
1987年7月，爱国美籍华人、预应力专家林同炎教授，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交给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重要几个领域的专家。汪道涵任小组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樑任副组长。我作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选入了小组。
我们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小小一角做实验，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
对这个小组来讲，是平地起高楼，研究人员全部是业余时间工作，没有人是全职。而办公条件很有限，就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的一排铁皮房中的一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大家的工作充满激情。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要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治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也就是今天迪士尼乐园一带。“一线”就是沿着东方路一线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同志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开放程度和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与海南一样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巴黎”的声誉恢复起来。汪道涵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
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吸引外资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确定具备，方向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研讨会的作用是巨大的。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1990年7月初，中央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朱镕基同志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随行。为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这五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廷刚，还有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主任的我。我们五个人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仍然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程度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于1990年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在座谈会上有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登在报纸上，也就巴掌大的篇幅，何以推进浦东的开发开放？没有法制的保障，外国的企业不敢来。朱镕基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实施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又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
对浦东开发开放以及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来说，首先应当做的都是立法。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其他机构和部门来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经过不断探索，到2000年，终于确定，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也不能长久，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 2000年8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我从外贸学院副院长的职位调任至浦东新区做副区长。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予我極大的信任。我当时分管3个方面：一是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二是外高桥保税区，也就是现在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发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同志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十周年，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第四才是资金，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国家发展到最关键时刻，唯有改革。而改革必须与世界潮流相吻合。浦东开发开放的作用，简而言之：一是化解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二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打造了样板，树立了标杆，为中国入世作了物质准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三是改革要同心，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激情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我是2001年底离开浦东的。虽然今天看来我在浦东任职时间很短，但收获和感悟极其深刻。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要有激情，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起抓下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嘱托——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