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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59年,在威廉王岛上,弗兰西斯·麦克林托克第一个发现富兰克林探险的记录,此前,麦克林托克也参与了麦克卢尔完成西北航道探寻的活动。1851年春,他在梅尔维尔岛冬季港湾的一块石头下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的船只的冬季停泊位置。第二年春天,麦克卢尔发现了这张便条,意识到上面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就又添加“调查者”号在默西湾的位置和那里的严酷环境的信息。1852年秋,一个同行核实了麦克林托克的便条提供的信息,于是,这艘船的命运首次为人所知,人们准备1853年春前去救援。(1853年8月24日,皇家海军“菲尼克斯”供给船离开毕切岛回伦敦时,“调查者”舰上只有一个船员塞缪尔·克雷斯韦尔,幸运地搭乘该供给船。他于是成为“调查者”号上第一个穿越西北航道的人——该船的其他船员在北极又待了一个冬天。)1915年,在帕特里克王子岛北岸,史蒂芬森发现了麦克林托克留下的另一张便条,字迹依然清楚,于是在1921年寄给了他的寡妻。
在这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是我终生难忘的。
1900年,皮里在格陵兰岛东北海岸北纬82°37′的地方垒起了一个石堆纪念碑。在此前的二十五年中,丹麦人已对格陵兰岛遥远的东海岸做了系统勘察。他们的地图上唯一的空白,是皮里的石堆纪念碑与俾斯麦角(北纬76°45′)之间大约四百英里的区域。1906年8月,丹麦探险队到达俾斯麦角,完成了格陵兰岛的海岸勘察。1907年5月1日,米留斯·埃里克森、赫格·哈根和名叫约尔根 ·布朗伦德的一个因纽特同伴,在与J.P.科赫及其团队一起从俾斯麦角向北旅行一段路程后分道扬镳,前往不同方向勘探。科赫前往皮里的石堆纪念碑。埃里克森转而向西,前往独立峡湾,皮里宣称,该峡湾是可以通往格陵兰岛西海岸的一条海峡的东部入口。5月27日,分开的两个勘察队意想不到地相遇。科赫已发现皮里的石堆纪念碑,埃里克森也已行进了一百二十五英里,进入丹麦峡湾,并发现无法继续向前行进。他告诉科赫,他将沿独立峡湾北上到学院冰川附近,他想从那里他可以西进到皮里海峡勘探。他想这用不了几天时间。
埃里克森的勘察队再也没有回来。科赫和其他的人秋天去寻找他们,但没能找到;科赫返回时沿着海岸放置了紧急供给物品。第二年春天,他们开始仔细检查补给站。在兰伯特地海岸上用来贮藏给养的一个小型洞穴里,他们发现了布朗伦德的尸体。在死者的脚旁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哈根的所有地图和死者的日记,除了最后一页,其余各页都用因纽特音节主音写成。在日记最后一页,布朗伦德用丹麦语写道:
11月,试图越过内陆冰返回,经过七十九个峡湾后筋疲力竭。我在消失殆尽的微弱月光下到达这里,脚已冻僵,光线越来越暗,不能继续往前。其他人的尸体在冰川附近的峡湾当中(大约2.5里格)。哈根死于11月15日,米留斯大约十天后死去。
原来,他们三人在返回的路上遇上了暖和天气,因此无法穿越海冰。他们的食物耗尽了,狗全死了。他们遇到的地形与皮里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哈根在所带的地图上纠正了绘制错误,这些地图因纽特人布朗伦德一直保存到生命最后一息。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皮里海峡”。他们发现,皮里宣称的格陵兰海的冰封北部海域,实际上是两个面积广大的半岛,即王储基督徒地(Crown Prince Christian Land)和后來命名的埃里克森地。(皮里无可厚非,其他探险家也犯过此类错误,但极少是以这样一种惨重代价给指出来。)
皮里自己的旅程亦充满了绝望时刻,其中一个是极地文献所记录的最悲惨的时刻之一。1906年,皮里没有成功到达北极点,只好从海冰上向南回撤,但他发现,归途被半英里宽的冰间水道阻断了。他的勘察队在水道北侧扎营,派人向东和向西探寻,日复一日地期盼水道弥合或结冰。他们所带的给养即将告罄。他们最终杀狗充饥,拆散雪橇点燃取暖。冰间水道已增至两英里宽,但距营地一段距离的水面上,形成了一层薄冰。 冰还不能承载不穿雪鞋的人通行——蹒跚而行,甚至短暂停留,将意味着冰层断裂。他们小心翼翼地穿上雪鞋,并排站立,默默出发。每个人都有节奏地移动着。新结冰面还不坚硬,他们所踩的部分下沉,雪鞋前面的冰面涨起,整个冰面上下晃动。其中有两步,冰面都在后一只雪鞋的前端断裂,皮里感到生命要结束了。他听到身后有人大叫,但他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上帝救救他吧”,他心里默默祈祷。到达水道另一侧的坚固冰面时,所有人鸦雀无声。皮里听到离他最近的两个人的颤抖叹息声。刚才叫喊的那个人像皮里一样,其雪鞋下的冰断裂了。但每个人都安全地走了过来。
皮里经历的那一紧张时刻,与一个叫理查德·柯林森的人成功完成但却不被称道的北极旅行,形成了鲜明对比。柯林森1850年1月乘皇家海军“进取”舰离开了英国,他的同伴麦克卢尔乘的是“调查”舰。绕过合恩角,经过夏威夷,在驶往白令海峡的航途中,麦克卢尔决定,这次去搜寻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的舰船应该成为穿越西北航道的第一艘船。他已经四十三岁,获得提升的前景不太乐观。于是,他没禀告上司,就悄悄地指挥舰船先行驶往目的地。
柯林森比麦克卢尔晚几周(麦克卢尔做了一个大胆决定,从阿留申群岛链无人勘测过的水域穿过)到达巴罗角,这时已太晚了,巴罗角附近海域已结冰,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又转而向南,驶往香港度过了冬天。1851年夏,他绕过了巴罗角,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沿着麦克卢尔1850年的航线北上到威尔士亲王海峡。在大公主群岛的一个岛上,柯林森发现了一个便条,上面简述麦克卢尔试图穿越梅尔维尔子爵海峡,前往帕里的冬季港湾,但由于厚重冰层阻遏未能成行。柯林森也尝试了,但也未能通过。他又转而向南航行,绕过尼尔森角,北上航行到班克斯岛的西海岸(又一次没想到,他仅仅比麦克卢尔晚两周抵达这一海岸)。然而,海冰又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他不得不再次转而向南。他驶往维多利亚岛的西南海岸,在那里停泊过冬。
二
1852年,柯林森展现令人称奇的船舶驾驶技术,熟练驾驶三百吨重的“进取”舰通过多尔芬·尤宁海峡,到位于维多利亚岛东南海岸的剑桥湾过冬。如果他带了翻译(翻译与麦克卢尔在一起),他就极可能会得知富兰克林发生悲剧的地方。不出所料,他仅仅从当地因纽特人那里收集到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一些遗物。1853年春,他又探寻了维多利亚岛的东海岸,一直探寻到远至盖茨海德岛的地方,结果发现1851年瑞伊曾先于他来到这里。(瑞伊1854年在佩利贝因纽特人那里收集的遗物,被带回英国,这比柯林森带着他收集到的遗物回到英国早了一年。)柯林森1853年夏季启程回英国。他再次以高超的技能,驾驶船舶通过维多利亚岛南部变幻莫测的浅水区,却被迫在阿拉斯加的卡姆登湾停泊过冬。1855年5月,他最终通过好望角回到英国。 在这五年中,柯林森率领的六十四人中只有三人死亡。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照顾船员的健康和鼓舞士气方面,柯林森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创新之一,是在剑桥湾的海冰上,用雪堆砌成台球桌娱乐,用以驱散冬日因无所事事而产生的倦怠。台球桌减震物用海象皮制成,用麻絮填充,桌面是精心修整过的一层淡水冰,台球用愈疮树木材削成。“我想这些船员以前都没打过台球”,柯林森写道,“因而他们就不会抱怨台球桌不好;但这一活动收到了极好效果。”
从旅行穿过的区域,航程距离,航行难度,遵守秩序,以及各类船员在归来时的整体健康状况等方面来看,柯林森的旅行是非凡的。然而,由于缺乏困难的映衬,他前所未有的成就就显得有些逊色,这反而助长了麦克卢尔那多少有点儿做作的名声。或许应当指出,贝尔彻非常清楚“调查者”舰所做的事情,于是在1854年背弃了柯林森,避免出现同样的命运。
1853年,柯林森向北行驶到维多利亚岛的东海岸时,他带有两个雪橇。他打算派一个雪橇跨越维多利亚海峡到威廉王岛,在那里他本来可能会找到麦克林托克六年后发现的证据——揭示富兰克林及其船员命运的骨骼、石堆纪念碑及丢弃的贮藏物。但是,五十五英里宽的海冰看上去令人生畏,于是他放弃派遣雪橇的意图。
1848年4月25日,富兰克林的副手,皇家海军“幽冥”舰的克罗泽舰长,在威廉王岛西北海岸的石堆纪念碑里放置便笺,上面明确说明,他带着一百零四名船员越过大约三十英里变幻莫测的海冰后来到这里。“幽冥”舰和“特罗尔”舰被冻结在维多利亚海峡已经两年了。富兰克林与其他二十三人已丧命。他打算带领这些幸存者向南、然后向东走,前往二百五十里外的巴克斯·菲什河河口。显然,他希望从那里前往一个居民点。
在威廉王岛南部海岸的约翰·赫歇尔角附近,克罗泽和约四十个饥饿、疲惫不堪的人,遇上了四户因纽特人。克罗泽走上前去,做手势乞求他们打开给养包裹。他们递给他一些海豹肉,他接过肉,开始吃起来,并示意因纽特人也应该给他的同伴一些些肉,他们照办了。他们和克罗泽一行人一起度过了一夜。次日早晨,克罗泽请求他们留下来,一遍遍地说着他认为是因纽特语里的“海豹”一词,但这几户人家还是走了。因纽特人清楚,北极的那个地区资源匮乏,不足以供养这四户人家和一支四十人的队伍。
克罗泽的恳求场面是北极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时刻之一;他恳求的细节是多年后从因纽特人那里得知的。克罗泽1845年从英国出发时满怀成功希望。这当然是一个军官所期望的。相关技术和英国海军的传统方式被证明不能保证实现目标时,他的自满情绪彻底崩溃了。他不得不向他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和道德水准比自己低的人乞讨,在他看来,无论从哪方面的成就来看,这些人与他自己的民族有天壤之别。
那次与因纽特人在海滩相遇之后,克羅泽一行人在各方面变得更匮乏了。他们继续赶路,但可悲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面临什么处境,就迷迷糊糊地在路上倒毙了。后来,麦克林托克在海滩上发现了一条遗弃的小船,船里有一只小山羊皮手套,每个套指上都沾有一些火药,一本《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个用草编织的烟盒、一幅折叠起来放在锡盒里的蓝色太阳镜、一双系着红丝带的牛皮衬里的卧室拖鞋、几个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陶瓷茶杯、一枚1831年的六便士币。
在他们中的最后三十人一起死亡的地方,有迹象表明,他们试图杀死并食用从南方飞来的第一批雪雁。
这一地点位于阿德莱德半岛上的巴罗因莱特附近,后来被称为饿死湾(Starvation Cove)。1923年,库纳德·拉斯穆森在此地短暂停留,为这些人举行了葬礼仪式。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遇难探险队员的日记,这些日记被水浸泡过,被风吹散,已经无法辨读。
在拉斯姆森之后,其他人也探寻了能解释这次重大失败的线索。基于因纽特人的证词,可以推测,其中一艘舰船在维多利亚海峡沉没,其余舰船沿阿德莱德半岛的格兰特角沉没。1967年,加拿大军方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搜索,以便能发现一些记录、遗迹和不为人知的坟地。结果一无所获。然而,在北方依然存在着想给这一不幸事件写一个准确评述的愿望。
大约在1856年,也就是对富兰克林的搜寻活动正式结束的两年后,一个叫基拉尔苏亚克的萨满教徒确信,在遥远北方的某些地方,生活着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因纽特人,于是就带着大约四十人离开巴芬岛向北前进。他们行进到萨默塞特岛,越过巴罗海峡至康沃利斯岛,然后沿着德文岛的海岸向东。一路上一多半的人又返回了。沿途打猎很困难,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凯拉苏克的看法。基拉尔苏亚克仅凭自己脑海中所装的地图,带着追随者行进了数年,最终在1863年从埃尔斯米尔岛的萨宾角越过海冰,到达格陵兰岛海岸,在这里他们确实遇到了一些人。他们在伊塔附近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阿卡塔,他有一只木腿,那是英国捕鲸者送给他的礼物。巴芬岛因纽特人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因而感到非常惊讶。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巴芬岛因纽特人生活在极地因纽特人当中,通常在肖拉帕卢克一带居住。这两个因纽特人群体,在被称作新北方气候期或小冰期(1450—1850)的气候期中分开了。随着气候回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了变化,但极地因纽特人在捕猎方面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在小冰期失去了必要的捕猎技能。巴芬岛因纽特人重新教他们如下技能:建造和驾驶皮划艇,这种艇像只篮子一样轻,一个人仅把前臂插进驾驶座舱处就可携带;使用弓箭远射北美驯鹿;捕迁徙中的嘉鱼。
三
欧洲人在探索北极时,因纽特人也在探索并重新适应他们自己的土地,欧洲人对此毫无意识。欧洲人认为北极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片原始景观,一幅画,居民稀少。他们把这里的寂静和寒冷误解为生物学上的静止。他们认为这里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变化。他们认为这里是荒凉之地,是荒原。
史蒂芬森等人责怪克罗泽没能在一个“充满猎物”的地区幸存,他们的论据是,后来一个美国骑兵部队的中尉在这一地区成功幸存。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有启迪作用。如果说克罗泽了解打猎的话,他仅仅知道这是一种“户外运动”,而不是一种严肃的谋生本领。除非是在一个确实充满驯鹿和麝牛的地方,克罗泽和随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幸存,显然在威廉王岛—阿德莱德半岛一带不存在这种先决条件。这里唯一能够供养他们的食物是海豹,但是他们没有捕猎海豹的技巧——而且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海豹让这么多人生存。这就是这个地区因纽特人极少的首要原因。史蒂芬森夸大其词,把北极各地区都说成是遍布动物,显示了他对这一地区极不了解,这与英国人误认为该地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荒原如出一辙;斯蒂芬森也曾公开批评格里利没能用当地的动物供养他的船员。
极地动物的行动路线并不明确。然而,考古研究发现,北极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像白令海和福克斯湾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稳定的动物种群。但即使在这些地区,动物的出现也是季节性的。北美驯鹿有其祖传的产崽区,鸟类也有其祖传的群栖地。独角鲸一定会去阿德默勒尔蒂湾。但如果你选错了观察时间,这些地方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
这片土地的一些地方的确是空无一物,而另一些地方却貌似空无一物。在对动物迁移不感兴趣的人眼里,整个地区似乎是空无一物。他们不能领悟一个重要事实——这里生活着极少数的半游牧民族就暗示着动物本身也在游动。要么是动物不会在一个地区久留,要么是动物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要么是捕杀这些动物非常不易。否则的话,这儿会有很多居民,而且会住在相对稳定的居住点。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物,但这里的动物只能供养一定数量、非常有限的人群。要想明白这一点,你要么需住在那里,要么需听从住在那里的人的忠告。
克罗泽及其船员的死因在于,他们事实上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们赖以旅行的种种防护设备完全碎裂,让他们直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此,他们熟知的权威知识失去效用。他们人数太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北极,因纽特人愿意伴随像皮里和拉斯姆森那样与众不同的人,这类人鼓舞人心的领导才能和驾驭狗的技能,令因纽特人敬佩。因纽特人喜欢与打猎的人和能融入这片土地的人同行。在这些旅行中,对他们来说唯一奇怪的时段是,当他们行进到空无一物的地域,也就是在去北极点的途中,以及跨越格陵兰冰盖的途中,他们不得不吃锡罐装的食物。他们对这些地方并无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对这些地方还充满恐惧。他们一同前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敬佩与其同行的那些人。
回到海岸,回到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因纽特人体验到了无比强烈的如释重负之感。许多这样的场面都洋溢着动人、奇妙的情愫。第二次图勒探险结束后回到乌马纳克镇时,拉斯姆森这次饥饿之旅的因纽特同伴之一阿亚扣,第一个走到水边。“阿亚扣弯下腰”,拉斯姆森写道,“手捧峡湾里的水,举到自己的脸前,去感受并吸入海水带着咸味的清爽气息。在这些水滴中,他嗅到了海象、独角鲸和海豹的肉味——所有这些富含脂肪动物的鲜肉将会使我们的日子美好起来。美丽的大海!我认出了你,现在我到家了。”
1909年4月7日,罗伯特·皮里离开地理北极点附近地区,前往埃尔斯米尔岛的哥伦比亚海角以及他的“罗斯福”号船,他的船停泊在更远的谢里丹角附近。他带着五个人,五个雪橇,三十八只狗于前一天到达北极点。后来,他被严格地询问;因为没有能保证他确定纬度的太阳观测者随行,皮里受到批评。对此他回应说 ,他不打算与没有像他那样赢得了有处在那里的权力的人分享荣耀——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
那天和他一起到达北极点的人,他认为无人会对他的威望构成威胁。在一张照片中,那五个人站在一片海冰前的冰丘上,皮里已在上面插上了美国国旗。邬奎举着海军联盟的旗帜。邬塔手中拿着皮里大学生联谊会的旗帜。埃荆瓦举着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旗帜,西格卢拿着一面红十字旗。皮里的黑人男仆马修·亨森举的一面旗帜,对皮里来说意义很可能最为重大;这是一面自制的北极旗帜,在此之前的九年中,皮里从这面旗帜上裁下来几小片,放置在他到达的其他四个“最远的北方之地”。
皮里到达北极点时五十三岁,留着八字胡,蓝眼睛,金棕色头发,身体健壮。从近处看,这张眯着眼睛、饱经风霜的面孔,显示了在北极活动二十三年的岁月留下的印记。他毕生渴望取得一个能使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成就,一件了不起的、别人无法超越的业绩。他实现了这样的愿望。但是这个如此陶醉于功名、渴望被羡慕的人,也渴望受到人們的喜爱。他从鲍登学院毕业后,曾给心爱的女人写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拥有迷人的个性,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有此想法,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喜欢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年龄增长,由于他总是交厄运,在探险旅程中总是遇上坏天气,他变得比较刻板,比较孤僻。他表现出了那些妄自尊大的人常有的那种愠怒,这些人暗自认为他们也许没有成功。由于弗雷德里克·库克声称比他早十二个月到达北极点,皮里受到了精神伤害,伤害之深无人知晓,因而在晚年,他变得极其自负和暴躁。
皮里的私人日记已经出版了,其中一小部分显示,皮里不仅仅是个追逐功名的人和自负的人,他还有另一面——关爱妻子,在婚姻生活早期,无疑是体贴、怜惜妻子的。他知道,由于经常置家庭于不顾,持续地去探寻北极点,由于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和义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会被认为是“毫无意义地犯傻”。他被自我怀疑困扰,而且至少有一次,似乎考虑过自杀,当时,他成名的前景显得太渺茫了。
同所有伟大人物一样,皮里遭遇了一些怪人的纠缠和一些不满的人的烦扰。他开始痛恨对他进行的那些拙劣模仿,这些模仿是从他众多的公共演讲和访谈中衍生出来的。尽管他不屑一顾,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尽管他尽量视而不见,也想尽办法,但仍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感动之下,人们开始以比较宽容的方式看待他的生活。他内心里的一些东西也许只有他的妻子能理解。1902年以后,由于冻伤,十个脚趾头的关节都不灵敏了,即使走过参议院走廊,穿过华盛顿特区的街道时,他也是以独特方式拖滑着脚前行。他争取成功的决心,他对探险的迷恋深度和强度,毫无疑问,是所有面对他所旅行过的地方的人无法想象的。 皮里和威廉摩尔·史蒂芬森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北极探险家,他们在一些方面很相似。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把一生的声誉都建立在北极探险的功绩上。两人都干劲十足,有时为了事业和成就会显得肆无忌惮。两人都认为,为了北极探险屠杀动物无可厚非。两人都屡遭小人诽谤。在成名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善于言说而不善于倾听的人,他们忘记或否定成就他们声望的人的生命牺牲和艰辛工作。实际上,和其他许多探险者一样,他们的成功不仅是聪敏和精心计划的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运气好。
史蒂芬森对北极生物和气候的理解有偏颇,但是他武断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想法。这些想法在其《友善的北极》这本书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该书中,他宣称,人,特别是白人,可以到北极的任何地方旅行,这片土地能够供养得起。这本书的出版使史蒂芬森名声大噪,他陶醉于自己的观点,因而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其观点与这片土地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了向那些质疑它的人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每到一处都屠杀动物,只放过那些不易运输的动物。
史蒂芬森还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相信种族优越论和经济注定论。1908年,去北极的途中,他被阿萨巴斯卡河岸的天然气火焰深深吸引。“这是科学的火炬”,史蒂芬森写道,“照亮了文明和经济发展向未知的北方推进的道路。”对他来说,苔原是北美大草原的延伸,他为“数十亿吨的可食用植被”不能喂牛,每年都浪费在北方草原上的事实感到惋惜。他以为,像北美驯鹿之类的野生动物“妨害了这片土地”,必须被清除,因为它们阻碍了大牧场的经营和农业的发展。西奥多·罗斯福只努力挽救被捕食的动物,而斥责食肉动物;同罗斯福一样,史蒂芬森想让自然符合他关于人类使命的信念。尽管他广受欢迎,但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是有选择性的和以服务自我为目的的。
張建国 河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