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有扩大化倾向。这既是以往信息封闭的后遗症，也和初次实施的动物疫情公布制度尚不完善有关。尽管如此，信息公开将最终减少经济损失
　　
　　2月3日傍晚，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农民黄生德提着蔬菜和一尾鱼默默走进家门。不谙世事的小女儿欢呼雀跃，妻子则抱着熟睡的儿子静静迎着他，一脸忧郁。
　　因自家养鸭场爆发了中国第一起H5N1禽流感疫情，黄生德一家被隔离了整整10天，一天前刚获“自由”。但他们位于镇上电灌站的养鸭场仍被封锁。
　　1月23日，黄生德的鸭场突然死了20多只鸭，当地兽医部门将其作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迅速上报。1月24日凌晨，从这个鸭场剩余的1223只鸭子开始，一场迅速而决绝的禽流感防疫战打响了。丁当镇电灌站周围3公里被划为疫区，在一天时间里，镇政府的13个扑杀组将疫区内的13596只禽鸟全部扑杀。同时，疫区周围3～5公里范围内的家禽全部被强制注射禽流感疫苗。
　　1月27日，丁当镇被国家农业部确认并公布为中国第一个爆发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地区。截至2月14日，全国14个省区直辖市相继公布禽流感疫情，包括34个确诊疫情区和13个疑似疫情区。
　　这是中国首次公报重大动物疫情，也是中国首次依照国际惯例采取扑杀和强制免疫措施。事实表明，及时公布疫情及采取果断防控措施，使中国有力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但与此同时，市场也对这场空前的疫情作出激烈反应，除了因扑杀疫区家禽而造成的损失，更大的经济损失来自疫区之外——公众的紧张情绪令所有家禽销量大减、价格剧跌，部分地区的过度防控令健康家禽的流通经营严重受阻。
　　所有这些经济损失也许是我们为公布疫情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进一步完善疫情公报制度，并由此建立起良好的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无疑既有助于在疫情爆发之前未雨绸缪，又有助于在疫情爆发之后将经济损失降至最小。
　　
　　比扑杀更大的损失
　　作为今年首个爆发H5N1禽流感的地区，广西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首先来自疫区隆安县丁当镇。为防控疫情，截至2月5日，隆安县政府已向丁当镇拨发了14万元专款，其中12万余元作为扑杀家禽的补偿款，向疫区农户发放。
　　但广西全区因疫情而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一数字，也远远超出了疫区的范围。
　　1月29日，距农业部公布丁当镇爆发禽流感疫情仅两天，与丁当镇疫区相距千里的玉林市容县黎村镇已感受到疫情的冲击波。当天，黎村镇最大的和睦养殖场的场主黄扬传收到来自广东两个批发档口的消息：“暂时不能再卖来自广西的鸡”。紧接着，深圳多个农贸市场也先后停止收购广西鸡。黄传扬的养殖场因此积压了五六天的鸡只无法销售。
　　黎村镇是广西著名的三黄鸡养殖基地，据当地家禽业协会负责人何剑介绍，2003年黎村镇活鸡养殖存栏量为1100万只，销售800万只，其中的90％销往邻省广东。
　　外销受阻的同时，肉鸡批发价也不断下滑，一度由每斤8元～9元下跌到3元多。因销售广东受阻，黄传扬将三黄鸡全部转向消费力较低的广西市场，以维持销量。但是由于削价销售，损失巨大，卖一只鸡要亏七八元钱，与黄的养殖场合作的农户因此无力偿还预供鸡苗、疫苗、饲料和兽药的款项。1月29日之后的十来天，黄扬传的账上被压了五六十万元的未收款。
　　不但黎村镇的养鸡户遭受重创，整个广西的养禽业也遭受重挫。来自自治区水产畜牧局的信息称，自治区内所有禽类的市场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了30％～50％，而销量更是减少了80％。
　　根据广西家禽业协会提供的数字，广西每年家禽存栏约6亿羽，出栏4亿羽，家禽业产值约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18％。家禽业协会的龙先生告诉记者，这次禽流感虽然在广西只有两个疫点，但却给广西全区的家禽业造成巨大损失。他介绍说，该协会下属一个存栏量达500万羽的鸡场，仅爆发疫情后的10多天损失就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
　　同样遭受重创的还有广东省。作为中国活禽出口量第一位的广东省，每年仅经由广东省检验检疫局报检过关的供港澳活禽就超过1500万羽，出口额逾3000万美元。广东出现禽流感疫情后，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命令，从1月31日起，广东省已全面停止了对香港的活禽出口。在广东省检验检疫局登记的140多家为香港供应活禽的养殖场，将在近期为产品找出路。广东省检验检疫局的意见是可以在内部市场“自行处理”。
　　但内部市场并不乐观。在2003年成交规模超过1亿羽的广州百兴三鸟批发市场，1月28日的销售量从正常的26万羽骤减至4万羽，占市场1/3的外地档口甚至出现歇业的状况，目前尚未完全恢复。禽鸟批发价格也平均下跌40％～45％。
　　来自广东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的信息显示，到2月11日，广东全省鸡鸭鹅的市场批发价格约下跌50％左右，销量下跌约50％～60％。
　　截至发稿时，两广地区乃至全国在此次禽流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不容置疑，市场所承受的间接经济损失，已远远超出疫区扑杀家禽的直接经济损失。“公开疫情需要付出代价”的观点，获得事实印证。不过，经济上的损失显然并不能全归咎于新近实施的疫情公报制度，更多的是以往保密制度的后遗症。
　　
　　保密制度后遗症
　　知情人士向《财经》介绍，在此次重大动物疫情公报之前，禽流感在我国一直属于需保密的动物疫病。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收集的学术报告资料显示，至少从1975年开始，国内包括香港地区的学者便多次从各地家养和野生禽鸟中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但绝大多数为不致病的低毒力病毒株，未引起禽流感的大流行。
　　1992年，从广东病鸡群中分离出中等偏下毒力的H9N2毒株，禽流感开始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防治措施。当年，国家农业部指定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对禽流感进行诊断、研究，并建立起动物流感中心。
　　此后，各地陆续报告禽流感疫情。1998年，研究人员报道称，从某单位1996年送检的鹅体中分离到两株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
　　199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物防疫法》颁布。1999年2月，农业部根据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公布了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高致病性禽流感被列入一类动物疫病，即“对人畜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疫病。根据要求，一旦发生可疑禽流感疫情，必须划定疫区、严格封锁，扑杀受感染的禽类并彻底消毒。1999年10月，根据动物防疫法的要求，又制定了《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规定一旦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必须“快报”，但“快报”的范围仅限于“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长期不为公众所了解。
　　上述对重大动物疫情的“系统内保密制度”，在客观上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疫情以及防疫措施仅在畜牧行政系统的有限传播，令公众缺乏统一认识和引导，客观上导致消费者乃至其他政府部门对疫病本身及其影响无法作出理性判断，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加大经济损失。《2003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中的信息表明，市场对于禽流感的过度敏感和恐慌，在疫情公报制度尚未实施的2002年就曾经造成了严重影响：“2002年4月后受香港发布‘禽流感’信息的影响，优质黄鸡从每公斤8元急跌至每公斤5.5元，跌幅45.45％。鸡混合苗从一季度每只1.5元跌至二季度每只1元，跌幅50％。”
　　其次，“保密制度”也妨碍了禽流感的事前防疫。一旦疫情发生，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显然远远大于事前注射疫苗的成本。
　　再者，系统内的指定检测及科研机制，也不利发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共同以科学手段就对禽流感。
　　据知情人透露，2003年11月，农业部在辽宁召开了全国动物防疫工作会议。其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决定自2004年年中之前逐步建立动物疫情公报制度。而此次禽流感的爆发，使得这一制度得以提前实施。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理事长甘孟侯告诉记者，以前发生禽流感疫情也要采取扑杀措施，但只是扑杀染病的家禽及与染病家禽同群的家禽，并未按照国际惯例扑杀疫点周围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家禽。此外，以往也未明确规定要求政府补偿农户的损失。甘孟侯认为，此次中国及时公布疫情，依照国际惯例扑杀家禽，并对农户进行补偿，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防疫体系仍需完善
　　不过，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动物防疫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两广地区的经验表明，疫情公报制度的配套制度尚不完善，政府防控手段尚不成熟，在客观上加大了疫情公报的经济代价。
　　从广西隆安疫情爆发开始，中央及各地政府普遍设立由党政领导人挂帅的禽流感防疫指挥部，协同各部门合力防范疫情蔓延。也许因为防疫工作压倒一切，有关政府部门一时间甚至无暇汇总分析市场信息，为疫情发生后的市场调控决策作依据。广东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直到2月11日，才开始向各市县发出通知，落实定点市场价格、销量等情况的定时汇报制度。而此时，在生产环节上，许多养殖户已经根据剧烈变动的市场行情大幅降低投苗量，甚至销毁40％～50％的种鸡。作为广东最大的禽畜养殖企业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便一度减少投苗量30％。广东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办公室资料组负责人郑洪预计，根据目前减产的幅度，肉鸡市场将在五六月份出现严重短缺。
　　更为严重的损失是在流通环节上——健康家禽的省际流通一度受阻，并导致大规模的经济损失。在禽流感爆发期间，四川、海南等省的政府部门曾禁止一切外省鸡只入境。还有许多省份为严防死守，有意无意地将“疫区”概念扩大化。
　　2月上旬，明显来自非疫区的温氏集团的鸡只在深圳、东莞及广州市场遭遇强行退场，温氏集团在事后送交国家发改委的《关于禽流感对温氏的影响及其对策的情况汇报》中指出，“市场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抗击禽流感为名，无论检疫与否，都不准外地鸡进入。”
　　再以广西容县黎村镇为例，当地90％的鸡出口广东，在隆安县丁当镇发生疫情后，当地鸡只只能内销广西，仅1/3“经过严格的检疫”的鸡只可在广东流通。和睦养殖场黄扬传说： “2月4日晚，我们运出的两车鸡在广东被拦，要求原车返回广西”。被拦截的地方在广东罗定，那里2月4日发生了疑似禽流感疫情。至少到2月8日，和睦养殖场一直没有再往广东运过鸡。
　　上述情况得到广东工商管理部门内部人士的印证，因为事态严重，有工作人员因为担心无法准确把关而造成不能承担的严重后果，对区分“疫区”采取了宁紧勿松的态度。而有关保护非疫区合格健康鸡只进入市场的政策，直到2月10日广东省农业厅接到国家农业部发布的《关于维护禽类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紧急通知》后，才得以在省内21个农业部的定点农贸市场贯彻。
　　尽管重大动物疫情公报制度在实施之初给社会及经济带来了震荡，但随着信息公开的深入，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此次禽流感疫情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已在逐渐减小。《广州百兴三鸟批发市场当日情况》中的数据显示，从2月8日开始，该市场禽类成交量已经恢复到21万羽，价格每公斤普遍升高1元～2元，原因之一便是“政府防疫措施严格且得以落实，使市民对安全、放心禽类的信息增强，大开吃戒，交易猛增。”
　　事实证明，疫情公报制度的实施，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将最终有利于降低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