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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婚姻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演变过程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生命的呐喊》作为张雅文女士的自传，在写作过程中采取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对恋爱、婚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加以考察，通过对人性与情感的刻画，揭露并批判时代文明的弊病，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婚姻 恋爱 时代文明 人文关怀
恩格斯认为，婚姻主要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相适应，比如群婚制与蒙昧时代、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与文明时代都互相适应。[1]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人类的进步往往会体现到婚姻形式的改变中来。
一.传统旧道德下的无奈妥协
《礼记·婚义》有言：“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一事，首先是为了告慰先祖，其次是为了延续血脉，情爱反倒不被列为参考因素。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长即权威”的话语体系下，本为主角的男女双方意愿受到忽视，往往成为传统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更残酷的是，在这样几近于强制性的结合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又要求人们对家庭负责。于是本为爱情之温床的婚姻反而沦落为自由之坟墓。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正是如此旧道德婚姻形态下的一个缩影，带有十分浓烈的悲剧色彩。人类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会急剧上升。然而，父亲与母亲却不曾相爱。两人在物质上或许相互扶持，在精神上却是无法互相慰藉。就好像母亲知道父亲的罗曼史，却始终没有尝试去解开他的心结。在双方的精神世界里，本应最亲密的枕边人反而是局外人。
比母亲足足小了六岁的父亲，“本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跟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却有着满脑子文人墨客的情调”。他在军中受到长官赏识、佳人青睐，却最终回归乡土。正如母亲说的：“你爸没丧良心。”面对人生的岔道口，父亲始终缺乏一丝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胆魄。他既是一名斗士，又是一個懦夫。
同样的，从富家小姐到苍老农妇，对大山外世界的隐秘渴望一直深埋在母亲心底，但是作者并没有赋予母亲这一形象与父亲相同的浓烈斗争色彩。母亲是一名典型的受到传统道德压迫的旧女性。自古以来，《女诫》、《内训》等对女性言行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规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观念深深麻痹了女性的思想。可以看到，母亲“只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从不外露而已”，不正是“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的真实写照吗？当然，不可否认，受到旧道德压迫的同时，母亲的身上也不无叛逆色彩，就像她在县衙门的大堂上发出一声惊天呐喊，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一角色的悲剧性恰恰体现于此。在拥有叛逆色彩和同时，母亲仍然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在“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甚至无从得知自己的命运究竟为何至此，只能徒劳地守着内心的一点不甘与渴望，糊里糊涂地过完一生。
二.社会转型期的无力挣扎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阵痛，处于这一时期的人们会因此感到彷徨且痛苦。在新社会呼吁“婚姻自主”的风潮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逐这一价值目标。然而，目标与手段脱节的问题也愈发严峻。张雅文对其兄弟姊妹们婚恋状况状似无意的介绍，事实上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虽然“我”的兄弟姊妹们各有其不幸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恰恰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教育之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比如“我”的大姐，她“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作者十分诗意地描绘了大姐的结局：“可惜（大姐夫）在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漫漫人生”。一个不识字的只会在街头卖冰棍的女人，要同时养活自己、因青光眼丢了书店工作的丈夫乃至于孩子们，生活想必不会好过。
再比如二姐，她有着自己的浪漫情怀，“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含情脉脉地等待着自己的情郎。最后等来的却是母亲对她的婚姻指派。
当然，最具典型性的还属三姐。只念了小学一年级的三姐辍学做了学徒工，她的丈夫是名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三十岁就去世。三姐在文中不止一次对“我”哭诉道：“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实际上，这也是张雅文女士于该书中所要传达的主旨之一。
恋爱、婚姻与家庭，本是两性幸福的根源。可惜的是，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转型期间，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自主”与“婚姻幸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总结来说，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没有意识到知识之于人的重要性。像大姐、三姐，她们在“婚姻自主”的新背景下，仍然受到“无才是德”的束缚，不知道要通过学习知识来提高自身素养，故在经济上完全处于附属地位。特别是三姐，仅仅因为拉不下面子和小孩子一起念书，便选择了辍学打工。那么当丈夫无法再负担经济重压时，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女人被生活压垮的结局似乎就成了必然;
第二，消极接受，不具备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意愿。二姐明白自己的爱情渴望，也对传统婚姻形态表现出明确的抗拒，但她从未想过走出大山、接收新世界的信息，哪怕这可能会改变她的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现代人公认的真理。可惜的是，在懵懂的转型时期，经受着阵痛的人们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在此情况下，他们既无法与伴侣进行良好的沟通，更难以摆脱贫困潦倒的生存现实。因为不明就里，即便有偶而的挣脱，也显得苍白无力。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叛逆”爱情
随着新时代、新文明的到来，个性化得到解放，人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与需求，同时也具备了达到目标的相应能力。不过，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群体的变革总要通过个人的先锋行为来实现。而这将对个体的发展造成一定困难。在《生命的呐喊》一文中，作者以真挚的笔触和浓烈的情感刻画了自己和丈夫周贺玉的动人爱情故事。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我”的爱情之路十分坎坷。在相对保守的大环境下旗帜鲜明地追求自身所爱，致使“我”的形象带有十分浓厚的叛逆色彩。
关键词：婚姻 恋爱 时代文明 人文关怀
恩格斯认为，婚姻主要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相适应，比如群婚制与蒙昧时代、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与文明时代都互相适应。[1]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人类的进步往往会体现到婚姻形式的改变中来。
一.传统旧道德下的无奈妥协
《礼记·婚义》有言：“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一事，首先是为了告慰先祖，其次是为了延续血脉，情爱反倒不被列为参考因素。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长即权威”的话语体系下，本为主角的男女双方意愿受到忽视，往往成为传统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更残酷的是，在这样几近于强制性的结合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又要求人们对家庭负责。于是本为爱情之温床的婚姻反而沦落为自由之坟墓。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正是如此旧道德婚姻形态下的一个缩影，带有十分浓烈的悲剧色彩。人类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会急剧上升。然而，父亲与母亲却不曾相爱。两人在物质上或许相互扶持，在精神上却是无法互相慰藉。就好像母亲知道父亲的罗曼史，却始终没有尝试去解开他的心结。在双方的精神世界里，本应最亲密的枕边人反而是局外人。
比母亲足足小了六岁的父亲，“本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跟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却有着满脑子文人墨客的情调”。他在军中受到长官赏识、佳人青睐，却最终回归乡土。正如母亲说的：“你爸没丧良心。”面对人生的岔道口，父亲始终缺乏一丝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胆魄。他既是一名斗士，又是一個懦夫。
同样的，从富家小姐到苍老农妇，对大山外世界的隐秘渴望一直深埋在母亲心底，但是作者并没有赋予母亲这一形象与父亲相同的浓烈斗争色彩。母亲是一名典型的受到传统道德压迫的旧女性。自古以来，《女诫》、《内训》等对女性言行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规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观念深深麻痹了女性的思想。可以看到，母亲“只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从不外露而已”，不正是“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的真实写照吗？当然，不可否认，受到旧道德压迫的同时，母亲的身上也不无叛逆色彩，就像她在县衙门的大堂上发出一声惊天呐喊，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一角色的悲剧性恰恰体现于此。在拥有叛逆色彩和同时，母亲仍然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在“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甚至无从得知自己的命运究竟为何至此，只能徒劳地守着内心的一点不甘与渴望，糊里糊涂地过完一生。
二.社会转型期的无力挣扎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阵痛，处于这一时期的人们会因此感到彷徨且痛苦。在新社会呼吁“婚姻自主”的风潮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逐这一价值目标。然而，目标与手段脱节的问题也愈发严峻。张雅文对其兄弟姊妹们婚恋状况状似无意的介绍，事实上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虽然“我”的兄弟姊妹们各有其不幸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恰恰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教育之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比如“我”的大姐，她“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作者十分诗意地描绘了大姐的结局：“可惜（大姐夫）在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漫漫人生”。一个不识字的只会在街头卖冰棍的女人，要同时养活自己、因青光眼丢了书店工作的丈夫乃至于孩子们，生活想必不会好过。
再比如二姐，她有着自己的浪漫情怀，“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含情脉脉地等待着自己的情郎。最后等来的却是母亲对她的婚姻指派。
当然，最具典型性的还属三姐。只念了小学一年级的三姐辍学做了学徒工，她的丈夫是名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三十岁就去世。三姐在文中不止一次对“我”哭诉道：“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实际上，这也是张雅文女士于该书中所要传达的主旨之一。
恋爱、婚姻与家庭，本是两性幸福的根源。可惜的是，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转型期间，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自主”与“婚姻幸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总结来说，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没有意识到知识之于人的重要性。像大姐、三姐，她们在“婚姻自主”的新背景下，仍然受到“无才是德”的束缚，不知道要通过学习知识来提高自身素养，故在经济上完全处于附属地位。特别是三姐，仅仅因为拉不下面子和小孩子一起念书，便选择了辍学打工。那么当丈夫无法再负担经济重压时，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女人被生活压垮的结局似乎就成了必然;
第二，消极接受，不具备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意愿。二姐明白自己的爱情渴望，也对传统婚姻形态表现出明确的抗拒，但她从未想过走出大山、接收新世界的信息，哪怕这可能会改变她的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现代人公认的真理。可惜的是，在懵懂的转型时期，经受着阵痛的人们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在此情况下，他们既无法与伴侣进行良好的沟通，更难以摆脱贫困潦倒的生存现实。因为不明就里，即便有偶而的挣脱，也显得苍白无力。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叛逆”爱情
随着新时代、新文明的到来，个性化得到解放，人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与需求，同时也具备了达到目标的相应能力。不过，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群体的变革总要通过个人的先锋行为来实现。而这将对个体的发展造成一定困难。在《生命的呐喊》一文中，作者以真挚的笔触和浓烈的情感刻画了自己和丈夫周贺玉的动人爱情故事。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我”的爱情之路十分坎坷。在相对保守的大环境下旗帜鲜明地追求自身所爱，致使“我”的形象带有十分浓厚的叛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