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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一位叫贝熙业的法国医生，在中国书写了一段传奇。因为种种原因，他的这段传奇经历，直到今天才在人们的眼前清晰起来：贝熙业曾在中国度过41个年头，历经民国的动荡、抗战的烽火、新中国的诞生，自称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以精湛的医术给孙中山、袁世凯等风云人物看过病，也为普通百姓免费治过病；他力推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给周恩来等人当过体检医生；他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为抗日根据地输送急需药品；他在80岁高龄时娶一小他52岁的中国姑娘为妻，结下了深深的中国情结。《人民日报》载文称赞他为“无私援助中国人民的白求恩式医生”。
仁心仁术的“法国的白求恩”
贝熙业1872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20岁考入波尔多军医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以军医的身份先后到塞内加尔、印度、越南等国家，帮助抗击天花、鼠疫、霍乱疫情。
1913年4月，41岁的贝熙业随法国公使团抵达北京，在中国一住便是41年。他在法国使馆的公职是医官，但他更热衷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到北京后不久，他为腰部生疽生命垂危的某官员成功做了手术，使其两月之内康复。这在当时对西医持怀疑态度的京城達官贵人中轰动一时，贝熙业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上流社会争相邀请的西医大夫。
不久，北洋政府聘请贝熙业任总统府医师。期间，他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4位民国总统都看过病，被称为“皇帝的御医”。此外，贝熙业还为孙中山、段祺瑞、蔡元培、汪精卫、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看过病。妙手回春的医术使他迅速闻名于京畿。他身兼中法两国的多个公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请他担任校医，他还是协和医院大夫。资料显示，仅北京大学校医一职他的月薪就达200大洋。据此推测，他每月的收入相当可观。
正因为如此，贝熙业在为达官贵人看病的同时，又有了为百姓无偿治病的物质条件
1923年，贝熙业的妻子不幸病故，女儿患了肺病。作为医生，他深知清新的空气更有利于女儿病体的康复。于是，他在北京西山的一片山场上修建了一幢别墅“贝家花园”。既作女儿养病之所，亦为自己的休憩之地。
贝熙业心胸充满着炽热的人道情怀，他把贝家花园的碉楼改成为村民义务治病的诊所，周边村民患病经常找他医治，他有求必应，诊断后将药箱中的药品无偿送给村民。附近的老人至今说起贝大夫为村民免费医治疑难杂症的事迹仍如数家珍。五里坨村的纪文英双臂严重烧伤，无钱住院医治，贝熙业就将她的卧室彻底消毒当成病房，用德国进口药品治疗，挽救了她的生命；南安河村高秀明的母亲得了乳腺炎，他为她做了切除乳腺的大手术，分文未取；温泉村一农妇宫外孕，这病当时在农村是要死人的，经过他及时抢救，病人转危为安；温泉村的胡宝善老人，年幼时膝盖脓肿，贝熙业为他做了开刀手术，治好了腿病，至今疤痕还在。春天儿童容易传染天花、麻疹，贝熙业便到附近地区的学校为农村儿童免费注射疫苗。温泉中学临近贝家花园，师生有病也找他看。
贝熙业认为他这样做源自于一种本能，他说：“我本来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我和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当年，温泉村东边有一旧桥坍塌，行人和车辆进出不便，贝熙业就捐资修建一座新桥，百姓在桥栏板刻上“贝大夫桥”。温泉村至周家巷村的路上有一行洪沟壑，雨季涨水不能通行，他又捐资建桥，人称“贝大夫西桥”。
贝熙业在贝家花园一住就是30年，30年如一日地为附近的穷苦农民义务看病。镶嵌于贝家花园碉楼正门上的“济世之医”四个大字，表达了乡亲们的心声。
大家把这位讲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留着大胡子的法国医生视作乡亲，亲切称呼他“老贝”，把贝家花园叫“老贝家”。后来，乡亲们知道了白求恩的事迹，便称赞贝熙业是“法国的白求恩”。
勠力推进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贝熙业既是一位享誉京城的医生，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北京的两处住所——大甜水井胡同16号和西山贝家花园，都是中法两国知识精英经常聚集的“贝家沙龙”。每逢周三，贝家总是高朋满座，铎尔孟（《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翻译者之一）、德日进（“北京人”头盖骨的鉴定者之一）等法国人，蔡元培、李石曾等中国人都是这里的座上宾。中华与法兰西文明在沙龙里交融碰撞，结出了丰硕的中法文化交流之果。
“民国四老”之一、著名教育家李石曾首倡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穷学生也能留学海外，接受先进科学教育，这在当时世界教育界是一大震惊之举。
贝熙业是李石曾最亲密的法国合作伙伴，成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由于贝熙业在法国驻华使馆中官阶较高，在中法精英人群中备受尊重，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他牵头。
贝熙业与李石曾、蔡元培、铎尔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法大学，为赴法留学生提供行前培训。担任中法大学董事的贝熙业，说服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部分返款给予中法大学资金支持，并发动社会力量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行资。他代表法华教育会为赴法留学生签发推荐信。他还担任勤工俭学会医师，为所有从北方出发去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体检，由此他结识了周恩来等中国革命先驱。他争取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留法勤工俭学生，使其得以成行。
1919年3月17日，日本轮船“因幡丸”号从上海黄浦江码头起锚，搭载首批89名中国学子去法国，由此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大门。众多渴求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为探求“供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的良方，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从1919年到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生共有17批近2000人。 贝熙业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推进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诞生了一批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等一批在中国革命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
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贝熙业较为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但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南迁，一直留在了北平，并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
时任法国驻北平领事机构医官的贝熙业，代表外国驻北平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他与武官塞内克戴少校一同前往宛平视察。一到城里，他就开始救治受伤的无辜平民。29岁的中国农民李清来胸部被日军子弹击伤，倒在路边动弹不得，贝熙业马上为他处理、包扎伤口，还将他送到北平继续医治。
贝熙业还在贝家花园设立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伤病员。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少伤员北上求医，贝熙业来者不拒，尽心尽力予以救治。他用简洁的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在西山下的诊所，來自南口地区受伤的中国百姓，我的助手和修女们轮班施救。所有应该送到北平的伤员都得到了救治，一个都没有落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北平城通往西山的路上层层设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物资封锁。中共秘密组织“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承担了打破敌人封锁、为根据地采购运输药品的艰巨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一所小学的校长，还是新街口教堂的“长老”。
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与贝熙业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认为贝熙业是把药品运到西山，再转交游击队的最理想委托人。因为贝熙业曾秘密帮助八路军救治过伤员，有时还进山出诊，绝对可靠；他常经过日本人的几道关卡往来于北平城与西山之间，不会引起日本人怀疑；他是法国人，又是医生，日本人不敢随便对他搜身，即便被查，医生携带药品也属正常。而且位于城外西山的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连，可做秘密转运场所。
1939年初，黄浩试探着向贝熙业谈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贝熙业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知道那里的人们饱受战争的摧残，药品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一人道主义行动，而不是相反。”
按照晋察冀根据地转来的白求恩大夫提供的药单，黄浩以教会的名义已经采购了一批紧缺的医药物资。他立即将这些物资秘密送往贝熙业城内住所大甜水井胡同16号。
第二天，一辆雪铁龙轿车开进了西直门城门，关卡里的日本人都认识这是贝熙业大夫的车，便挥手放行。车开到大甜水井胡同16号，贝熙业把药品和医疗器械放进车里，再运送到西山的贝家花园。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秘密交通员取到药品和器械后，马不停蹄地翻过妙峰山，送到平西司令部，几天后又转运到晋察冀边区。
当白求恩拿到这些稀缺的药品时，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两位身份不同、信仰各异的外国医生，在不曾谋面的情况下，“联手”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便于工作，秘密党组织派出秘密党员王月川到贝家花园当管家。这样，贝熙业城内城外的两处住所都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站，在日军枪口下，一条连接平西、晋察冀、乃至延安根据地的秘密通道搭建起来。
后来，由于日本人把汽油作为战略物资，实施配额供应，汽车缺油不能用了。贝熙业不顾年近古稀，亲自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贝家花园有近40公里路，需要横穿整个北平城，闯过层层关卡。蓄着八字白胡子的贝熙业，自行车的行李架上载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骑行在崎岖的山路上。若遇雨天，他便推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土路上艰难跋涉，让人肃然起敬。
那个时期，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两国联合开辟新的“驼峰航线”，从而保证了大量援华军备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战场。而贝熙业与秘密党组织紧密配合，数年如一日，以七旬之躯，骑着自行车源源不断地把紧缺物资转运到抗日根据地。后来人们形象地把这条地下运输通道誉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自行车“驼峰航线”还是一条安全转移通道，贝家花园则是重要节点。北平城里转移出来的人员，从贝家花园翻越妙峰山，由交通员护送，到涧沟村，再经田庄，过永定河，一站一站像接力赛一样，到达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再由此转至太行山麓的晋察冀司令部，然后转到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抓捕抗日师生。贝熙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了其中的不少人脱离险境。1943年8月7日黄浩暴露，贝熙业帮助他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转移到了贝家花园，黄浩从那里奔赴延安。此后，不少爱国青年学生，也出北平城到贝家花园，翻越妙峰山，奔赴平西、晋察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
黄浩走后，贝熙业继续与秘密党组织合作，用自行车为八路军转运药品等物资，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延绵不断的中国情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1948年底，通往西山的路被切断，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人心惶惶，法国驻华领事机构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
贝熙业不想离开北平，甚至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打算终老于此。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他春秋身着长袍大衫，夏天则麻衫布鞋，手摇蒲扇，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与周围百姓相处融洽，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更不想离开中国了。因为他对新的政权充满了信心。新中国的领导人中不少都和他有一面之缘。然而，形势并没有朝贝熙业所期待的方向发展。那时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法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贝熙业失去了教授和校医等职务，只能当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即便如此，贝熙业仍希望留在中国。因为他在北京收获了一份甜蜜的忘年爱情。他在中国过了27年单身生活后，于1950年遇到26岁的中国姑娘吴似丹。她是北京的一大家闺秀，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由于患了严重的肺病，她慕名找贝熙业治疗。贝熙业认为她需要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养病。于是吴似丹应邀到贝家花园休养，并在西山写生作画，她的病渐渐地好了。毕业后，她常去西山采风，也常出入贝家花园。 一次，年近八旬的贝熙业在院子里不慎摔倒，幸亏被吴似丹及时发现。于是，她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他。渐渐地，他们彼此互生好感。吴似丹作画，贝熙业在画上题款，显得是那样的自然、浪漫、亲密。他们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
一个是年届八旬的法国老人，一个是青春芳华的中国大家闺秀，1952年他们登记结婚。这一年，他整整80岁，她才28岁。中国情缘已然在贝熙业的心里深深扎根，他也想在中国扎根。
可贝熙业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他过往交友甚多，新中国成立后破获的多起间谍案的主犯，都曾与他有过密的往来。1954年6月，他的行医执照被卫生部门吊销，他的行动也受到秘密监视。两名中国警察来到贝家花园，带来一份公函。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他的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
这对贝熙业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他热爱中国，但他也爱法国，他视放弃法国国籍为背叛自己的祖国。
为了能留在中国，这年7月，贝熙业给周恩来写信坦陈心迹：“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当中国抵抗我们共同敌人的侵略时，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的检查站，提供药品，治療共产党战士，给他们做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冒着最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
他还措辞恳切地写道：“根据我过去41年之所作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贝熙业的愿望是难以达成的。1954年10月，82岁的贝熙业不得不离开生活了41年的中国。吴似丹不能与他同行，她只能送他到天津港。就在夫妻俩将要天各一方的关头，有关方面送来了周恩来的批件，允许吴似丹跟贝熙业一同去法国。
贝熙业喜极而泣，夫妇俩终于可以一起离开了。他们带走了手稿、照片、奖章、证书、书信、书籍，以及一个装着蒙古云雀的鸟笼。
回到法国后，夫妇俩仅剩30美元，生活十分窘迫。贝熙业带着吴似丹回到乡下，用法国国防部补发的退休金买下一片林地。他放下手术刀拿起斧头，伐木砍柴，和中国妻子过起了地道的农民生活。他们造了一座小木屋住下，吴似丹喜欢坐在屋前眺望远处的山，她觉得那山很像北京的西山。
令他们高兴的是，第二年他们的儿子路易出生。贝熙业以83岁的髙龄得子，堪称人间奇迹，这给他的晚年带来少有的慰藉。吴似丹给儿子起了中文名“贝石涛”，因为清初的石涛是她最喜爱的画家。
1958年，86岁的贝熙业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吴似丹34岁，儿子才3岁。但她终身再未嫁人，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把儿子拉扯大。2013年，吴似丹去世，享年89岁。因为生活拮据，路易选择了军校，子承父业，终成心脏病专家，亦被称为贝大夫。
2014年3月26日下午，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戴高乐基金会会见友好人士时，会见了路易，并说：“你父亲的事迹我都知道。”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抗日战争时期，贝熙业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不仅经常给当地农民免费诊疗，还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提供帮助。”
几天后，路易飞到北京，参与中国中央电视台4集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的拍摄工作。他为摄制组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图片和文字资料。
在整理父母留下的资料时，路易发现了父亲1953年写下的一段文字：“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题图为法国医生贝熙业）
（责任编辑：徐嘉）
仁心仁术的“法国的白求恩”
贝熙业1872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20岁考入波尔多军医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以军医的身份先后到塞内加尔、印度、越南等国家，帮助抗击天花、鼠疫、霍乱疫情。
1913年4月，41岁的贝熙业随法国公使团抵达北京，在中国一住便是41年。他在法国使馆的公职是医官，但他更热衷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到北京后不久，他为腰部生疽生命垂危的某官员成功做了手术，使其两月之内康复。这在当时对西医持怀疑态度的京城達官贵人中轰动一时，贝熙业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上流社会争相邀请的西医大夫。
不久，北洋政府聘请贝熙业任总统府医师。期间，他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4位民国总统都看过病，被称为“皇帝的御医”。此外，贝熙业还为孙中山、段祺瑞、蔡元培、汪精卫、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看过病。妙手回春的医术使他迅速闻名于京畿。他身兼中法两国的多个公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请他担任校医，他还是协和医院大夫。资料显示，仅北京大学校医一职他的月薪就达200大洋。据此推测，他每月的收入相当可观。
正因为如此，贝熙业在为达官贵人看病的同时，又有了为百姓无偿治病的物质条件
1923年，贝熙业的妻子不幸病故，女儿患了肺病。作为医生，他深知清新的空气更有利于女儿病体的康复。于是，他在北京西山的一片山场上修建了一幢别墅“贝家花园”。既作女儿养病之所，亦为自己的休憩之地。
贝熙业心胸充满着炽热的人道情怀，他把贝家花园的碉楼改成为村民义务治病的诊所，周边村民患病经常找他医治，他有求必应，诊断后将药箱中的药品无偿送给村民。附近的老人至今说起贝大夫为村民免费医治疑难杂症的事迹仍如数家珍。五里坨村的纪文英双臂严重烧伤，无钱住院医治，贝熙业就将她的卧室彻底消毒当成病房，用德国进口药品治疗，挽救了她的生命；南安河村高秀明的母亲得了乳腺炎，他为她做了切除乳腺的大手术，分文未取；温泉村一农妇宫外孕，这病当时在农村是要死人的，经过他及时抢救，病人转危为安；温泉村的胡宝善老人，年幼时膝盖脓肿，贝熙业为他做了开刀手术，治好了腿病，至今疤痕还在。春天儿童容易传染天花、麻疹，贝熙业便到附近地区的学校为农村儿童免费注射疫苗。温泉中学临近贝家花园，师生有病也找他看。
贝熙业认为他这样做源自于一种本能，他说：“我本来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我和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当年，温泉村东边有一旧桥坍塌，行人和车辆进出不便，贝熙业就捐资修建一座新桥，百姓在桥栏板刻上“贝大夫桥”。温泉村至周家巷村的路上有一行洪沟壑，雨季涨水不能通行，他又捐资建桥，人称“贝大夫西桥”。
贝熙业在贝家花园一住就是30年，30年如一日地为附近的穷苦农民义务看病。镶嵌于贝家花园碉楼正门上的“济世之医”四个大字，表达了乡亲们的心声。
大家把这位讲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留着大胡子的法国医生视作乡亲，亲切称呼他“老贝”，把贝家花园叫“老贝家”。后来，乡亲们知道了白求恩的事迹，便称赞贝熙业是“法国的白求恩”。
勠力推进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贝熙业既是一位享誉京城的医生，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北京的两处住所——大甜水井胡同16号和西山贝家花园，都是中法两国知识精英经常聚集的“贝家沙龙”。每逢周三，贝家总是高朋满座，铎尔孟（《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翻译者之一）、德日进（“北京人”头盖骨的鉴定者之一）等法国人，蔡元培、李石曾等中国人都是这里的座上宾。中华与法兰西文明在沙龙里交融碰撞，结出了丰硕的中法文化交流之果。
“民国四老”之一、著名教育家李石曾首倡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穷学生也能留学海外，接受先进科学教育，这在当时世界教育界是一大震惊之举。
贝熙业是李石曾最亲密的法国合作伙伴，成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由于贝熙业在法国驻华使馆中官阶较高，在中法精英人群中备受尊重，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他牵头。
贝熙业与李石曾、蔡元培、铎尔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法大学，为赴法留学生提供行前培训。担任中法大学董事的贝熙业，说服法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部分返款给予中法大学资金支持，并发动社会力量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行资。他代表法华教育会为赴法留学生签发推荐信。他还担任勤工俭学会医师，为所有从北方出发去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体检，由此他结识了周恩来等中国革命先驱。他争取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留法勤工俭学生，使其得以成行。
1919年3月17日，日本轮船“因幡丸”号从上海黄浦江码头起锚，搭载首批89名中国学子去法国，由此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大门。众多渴求学习先进知识的青年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为探求“供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的良方，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从1919年到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生共有17批近2000人。 贝熙业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推进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诞生了一批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留下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等一批在中国革命史的星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
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贝熙业较为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但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南迁，一直留在了北平，并投入抗日的洪流之中。
时任法国驻北平领事机构医官的贝熙业，代表外国驻北平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他与武官塞内克戴少校一同前往宛平视察。一到城里，他就开始救治受伤的无辜平民。29岁的中国农民李清来胸部被日军子弹击伤，倒在路边动弹不得，贝熙业马上为他处理、包扎伤口，还将他送到北平继续医治。
贝熙业还在贝家花园设立红十字救助站，收治往来伤病员。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少伤员北上求医，贝熙业来者不拒，尽心尽力予以救治。他用简洁的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在西山下的诊所，來自南口地区受伤的中国百姓，我的助手和修女们轮班施救。所有应该送到北平的伤员都得到了救治，一个都没有落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北平城通往西山的路上层层设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物资封锁。中共秘密组织“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浩承担了打破敌人封锁、为根据地采购运输药品的艰巨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一所小学的校长，还是新街口教堂的“长老”。
由于教会的关系，黄浩与贝熙业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认为贝熙业是把药品运到西山，再转交游击队的最理想委托人。因为贝熙业曾秘密帮助八路军救治过伤员，有时还进山出诊，绝对可靠；他常经过日本人的几道关卡往来于北平城与西山之间，不会引起日本人怀疑；他是法国人，又是医生，日本人不敢随便对他搜身，即便被查，医生携带药品也属正常。而且位于城外西山的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连，可做秘密转运场所。
1939年初，黄浩试探着向贝熙业谈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贝熙业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知道那里的人们饱受战争的摧残，药品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一人道主义行动，而不是相反。”
按照晋察冀根据地转来的白求恩大夫提供的药单，黄浩以教会的名义已经采购了一批紧缺的医药物资。他立即将这些物资秘密送往贝熙业城内住所大甜水井胡同16号。
第二天，一辆雪铁龙轿车开进了西直门城门，关卡里的日本人都认识这是贝熙业大夫的车，便挥手放行。车开到大甜水井胡同16号，贝熙业把药品和医疗器械放进车里，再运送到西山的贝家花园。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秘密交通员取到药品和器械后，马不停蹄地翻过妙峰山，送到平西司令部，几天后又转运到晋察冀边区。
当白求恩拿到这些稀缺的药品时，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两位身份不同、信仰各异的外国医生，在不曾谋面的情况下，“联手”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便于工作，秘密党组织派出秘密党员王月川到贝家花园当管家。这样，贝熙业城内城外的两处住所都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站，在日军枪口下，一条连接平西、晋察冀、乃至延安根据地的秘密通道搭建起来。
后来，由于日本人把汽油作为战略物资，实施配额供应，汽车缺油不能用了。贝熙业不顾年近古稀，亲自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贝家花园有近40公里路，需要横穿整个北平城，闯过层层关卡。蓄着八字白胡子的贝熙业，自行车的行李架上载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骑行在崎岖的山路上。若遇雨天，他便推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土路上艰难跋涉，让人肃然起敬。
那个时期，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美两国联合开辟新的“驼峰航线”，从而保证了大量援华军备物资从印度运往中国战场。而贝熙业与秘密党组织紧密配合，数年如一日，以七旬之躯，骑着自行车源源不断地把紧缺物资转运到抗日根据地。后来人们形象地把这条地下运输通道誉为“自行车‘驼峰航线’”。
自行车“驼峰航线”还是一条安全转移通道，贝家花园则是重要节点。北平城里转移出来的人员，从贝家花园翻越妙峰山，由交通员护送，到涧沟村，再经田庄，过永定河，一站一站像接力赛一样，到达八路军平西司令部，再由此转至太行山麓的晋察冀司令部，然后转到延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抓捕抗日师生。贝熙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了其中的不少人脱离险境。1943年8月7日黄浩暴露，贝熙业帮助他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转移到了贝家花园，黄浩从那里奔赴延安。此后，不少爱国青年学生，也出北平城到贝家花园，翻越妙峰山，奔赴平西、晋察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
黄浩走后，贝熙业继续与秘密党组织合作，用自行车为八路军转运药品等物资，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延绵不断的中国情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1948年底，通往西山的路被切断，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人心惶惶，法国驻华领事机构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
贝熙业不想离开北平，甚至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打算终老于此。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他春秋身着长袍大衫，夏天则麻衫布鞋，手摇蒲扇，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与周围百姓相处融洽，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更不想离开中国了。因为他对新的政权充满了信心。新中国的领导人中不少都和他有一面之缘。然而，形势并没有朝贝熙业所期待的方向发展。那时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法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贝熙业失去了教授和校医等职务，只能当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即便如此，贝熙业仍希望留在中国。因为他在北京收获了一份甜蜜的忘年爱情。他在中国过了27年单身生活后，于1950年遇到26岁的中国姑娘吴似丹。她是北京的一大家闺秀，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由于患了严重的肺病，她慕名找贝熙业治疗。贝熙业认为她需要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养病。于是吴似丹应邀到贝家花园休养，并在西山写生作画，她的病渐渐地好了。毕业后，她常去西山采风，也常出入贝家花园。 一次，年近八旬的贝熙业在院子里不慎摔倒，幸亏被吴似丹及时发现。于是，她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他。渐渐地，他们彼此互生好感。吴似丹作画，贝熙业在画上题款，显得是那样的自然、浪漫、亲密。他们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
一个是年届八旬的法国老人，一个是青春芳华的中国大家闺秀，1952年他们登记结婚。这一年，他整整80岁，她才28岁。中国情缘已然在贝熙业的心里深深扎根，他也想在中国扎根。
可贝熙业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他过往交友甚多，新中国成立后破获的多起间谍案的主犯，都曾与他有过密的往来。1954年6月，他的行医执照被卫生部门吊销，他的行动也受到秘密监视。两名中国警察来到贝家花园，带来一份公函。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中国，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但他的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
这对贝熙业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他热爱中国，但他也爱法国，他视放弃法国国籍为背叛自己的祖国。
为了能留在中国，这年7月，贝熙业给周恩来写信坦陈心迹：“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当中国抵抗我们共同敌人的侵略时，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的检查站，提供药品，治療共产党战士，给他们做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冒着最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
他还措辞恳切地写道：“根据我过去41年之所作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假若法律不允许，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贝熙业的愿望是难以达成的。1954年10月，82岁的贝熙业不得不离开生活了41年的中国。吴似丹不能与他同行，她只能送他到天津港。就在夫妻俩将要天各一方的关头，有关方面送来了周恩来的批件，允许吴似丹跟贝熙业一同去法国。
贝熙业喜极而泣，夫妇俩终于可以一起离开了。他们带走了手稿、照片、奖章、证书、书信、书籍，以及一个装着蒙古云雀的鸟笼。
回到法国后，夫妇俩仅剩30美元，生活十分窘迫。贝熙业带着吴似丹回到乡下，用法国国防部补发的退休金买下一片林地。他放下手术刀拿起斧头，伐木砍柴，和中国妻子过起了地道的农民生活。他们造了一座小木屋住下，吴似丹喜欢坐在屋前眺望远处的山，她觉得那山很像北京的西山。
令他们高兴的是，第二年他们的儿子路易出生。贝熙业以83岁的髙龄得子，堪称人间奇迹，这给他的晚年带来少有的慰藉。吴似丹给儿子起了中文名“贝石涛”，因为清初的石涛是她最喜爱的画家。
1958年，86岁的贝熙业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吴似丹34岁，儿子才3岁。但她终身再未嫁人，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把儿子拉扯大。2013年，吴似丹去世，享年89岁。因为生活拮据，路易选择了军校，子承父业，终成心脏病专家，亦被称为贝大夫。
2014年3月26日下午，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戴高乐基金会会见友好人士时，会见了路易，并说：“你父亲的事迹我都知道。”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抗日战争时期，贝熙业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不仅经常给当地农民免费诊疗，还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提供帮助。”
几天后，路易飞到北京，参与中国中央电视台4集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的拍摄工作。他为摄制组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图片和文字资料。
在整理父母留下的资料时，路易发现了父亲1953年写下的一段文字：“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题图为法国医生贝熙业）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