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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首都博物馆；正始二年；弩机；铭文
【摘要】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正始二年铭弩机，因为是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本文以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与此弩机进行铭文、器形的比对，认为馆藏弩机是一件汉代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又依据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将该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弩是由弓发展而成的一种远程杀伤性武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极为重要的进攻和防御武器。明《武备志·军资乘》有如下记载：“茅子日：中国之利器，日弓与弩，自汉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1]所以弩的发明在我国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弩为春秋时楚国人首先使用，传至汉代及三国，军中已普遍使用。《史记·苏秦列传》“强弩在前，锬戈在后”[2]，就是讲述弩在实战中的应用.
弩是由弓和弩臂、弩机三个部分构成。弓横于弩臂前端；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是安装于弩臂后部的发矢部件，用以扣弦发射。青铜弩机源于战国，从战国时的无郭弩机发展到西汉的有郭弩机。有郭弩机，郭上作望山，为瞄准器，牙与望山连铸，牙下连接悬刀（即扳机），钩心联动悬刀和牙，两个枢用来装配机件。张弦装箭时，将箭置于弩机面上的矢道内，使箭尾抵于两牙之间的弦上，然后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向后扳动悬刀，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弩机是由望山、牙、悬刀、钩心和枢构成的一种转轴联动式的装置，可以说弩是用机械力射箭的弓。古人对这种兵器性能的描述是：“千斤之弩，挂于一寸之牙，发于半指之力，其妙无以加矣。”[3]所以在弩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弩机是最为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部件，因此其器形的变化在弩机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战国至两汉、三国时期的弩机出土数量很多，分布广泛，从中可以了解弩机的发展过程。从汉代起已有在弩机上铭刻制造年代、主造机构、监督官吏、制造工匠和使用者名字以及标注弩机强力的铭文，这种刻铭体例一直沿袭到三国时期。有刻铭纪年的弩机对于研究弩机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一般来说，年代较晚的墓葬中会有出土年代较早弩机的情况，如2003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洗砚池晋墓出土三国魏正始二年弩机。在目前已知的出土弩机中，有多件曹魏正始年间铸造的刻铭弩机，为研究传世正始年间的弩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笔者在工作中整理到一件首都博物馆藏刻铭正始二年的弩机（图一），因是一件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鉴于目前有一些出土实物资料可以参照，笔者对这件弩机做了一番比对讨论，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兹将目前所能搜集到、公开发表并可参考的资料列表如下（表1）。
一、正始二年弩机铭文和器形特征
（一）铭文体例
笔者以铭文涉及的内容将其分为两部分，一是主体铭文，二是辅助铭文。主体铭文有吲定格式，包含制造日期：年、月、日；主造机构：左尚方；监作职官：监作吏、牙匠、臂匠、师；职官姓名：晁泉、马广、汀子、陈耳、宋阿等。辅助铭文没有固定格式，一般为制造者姓名或使用者姓名及数字等，不尽相同。
1.主体铭文
制造日期：“正始二年五月十日”。正始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二年即公元241年。正始二年弩机铭文都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造”。表1中编号l、2、3、4的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铭文显示监作吏都是晁泉，牙匠都是马广，臂匠都是江子，牙匠后面的师分别为陈耳、王丙、张白、陈耳，臂匠后而的师分别为聂口、宋阿、王阿、项种。由此可以认为，“五月十日”应是表示同一批生产的批次日期，而不是某一件产品具体的生产日期。
主造机构：“左尚方造”。《辞源》：“尚方，官名。秦置尚方令，汉沿置，有令、丞、员吏、从官十八人。后又分为中、左、右三尚方，魏晋沿袭。”[4]《后汉书·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5]杜佑《通典》：“汉末尚方为左、中、右尚力，魏晋因之。”[6]在魏之前，汉代南考工令主持兵器生产，隶属于太仆。“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人武库。”[7]正始二年弩机铭文“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正始五年弩机铭文“正始五年一月一日，中尚方造”，据此可知，在曹魏正始年间，左、中尚方已成为弩机的主造机构，刻铭“左尚力‘造”“中尚方造”弩机是由魏中央兵器制造机构制造的。
监作职官：“监作吏”。从铭文理解，监作吏是尚方的属官。在正始二年弩机铭文中，监作吏是弩机生产最高一级的责任职官，铭文中只有监作吏一人，统辖弩机牙和臂两大系统的生产。牙是弩机金属构件部分的统称，臂是弩机木质构件部分的统称。在正始五年弩机铭文中，监作吏分为监作牙吏和监作臂吏。监作牙吏承办弩机郭、望山、悬刀等金属构件的生产，而监作臂吏则专门负责弩机木质构件的生产。
“匠”，《辞源》匠条说：“技工的通称。”[8]汉王充《论衡·量知》：“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9]匠是指在某一方面有较高技能的人。
“师”，《辞源》师条说：“有专门知识技术的人。”[10]《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11]《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2]秦简《均工律》：“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13]“师”有师傅授徒的意义。
有研究者认为，匠和师的地位相当，在符合当时刻铭格式的基础上，所表现的仅是刻铭者的习惯。从上述四件正始二年弩机铭文的顺序看，匠在师的前面，从铭文内容看，师的人数明显要多于匠，所以笔者认为匠的职位应该高于师，即匠管理师。在这里，匠和师的关系反映了弩机制造管理结构中的一个层面。 2.辅助铭文 编号2的河南新乡出土弩机，郭、牙、悬刀等处有不规范的竖行铭文，均为“生百一十七”；编号3的山东临沂出土弩机，郭侧面铭文“口百六十六”。这反映出曹魏时期的弩机作为主要的兵器装备，通常是批量生产的。 通过对上述铭文的考释，可以对曹魏正始年间中央手工业机构制造弩机的工官制度得到如下认识：在魏中央政府内，尚方负责弩机制造，尚方的属吏监作吏是弩机生产的直接责任者。监作吏下辖的生产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生产弩机的金属构件，另一个系统则生产弩臂等木质构件，二者分工明确。在每一个系统内，都有负责组织生产的匠和负责具体生产的师。这种制度是层层责任制，即师对匠负责，匠对监作吏负责，而监作吏则对尚方负责。铭文显示曹魏的弩机督造、监造、主造分工明确，权力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弩机制造机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谨的制造程序？
（二）铭文位置及特征
编号3的山东临沂出土正始二年弩机，“在郭而右下方刻有铭文，其笔画细若游丝，字形身份证拙，但大多清晰，尚可辨认。铭文竖排三行，共31字，……另在郭侧面刻有‘口百六十六’5字。”[14]从照片上看，其铭文竖排三行是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右向左排列，“口百六十六”5字卧刻在郭的右侧面。编号2的河南新乡出土正始二年弩机，“郭上刻有隶书铭文，计3行32字，……另在郭、牙、悬刀等四处刻有不规范的竖行铭文，均为‘生百一十七’。”[15]拓片显示铭文刻在郭而右下方，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有向左排列三行。编号4的安徽寿县出土正始二年弩机，“郭面右下角竖书铭文三行，共31字。”[16]编号号1的南京石门坎出土正始二年残弩机，照片可见铭文也是刻在郭面右下方，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右向左排列三行，顶端有一“道”字。综观这几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其主体铭文镌刻位置都是在郭面右下方，虽然每件弩机主体铭文的字数略有不同，但三行铭文每一行的起始文字都是相同的，第一行是“正始二年五月十日……”，第二行是“监作吏……”，第三行是“师……”。其辅助铭文镌刻位置则各有差异。
（三）弩机器形
在已知的四件出土正始二年弩机中，安徽寿县和河南新乡出土弩机的照片不甚清晰.南京石门坎出土的弩机是残件，惟山东临沂出土的这件弩机完整，且照片清晰（图二），参考性强。南京石门坎和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照片显示，其望山为宽阔的梯形，郭体前端呈凸字形，前窄后宽，两肩部至枢孔上部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郭身前后有二枢孔穿通，分别装置枢，以固定悬刀、望山、钩心的位置；郭面上的矢道为三道。杨国庆、夏志峰曾对正始五年弩机的矢道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前端有三条沟槽，中间一条为主槽（即矢道），两边为副槽，短而浅。”[17】可以借鉴。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照片显示，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短平，呈横向长方形，下半部整体加厚，侈阔呈梯形，前握手处更加凸厚，侧视呈半圆柱体，左侧末端有小网穿。
二、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
首都博物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原为民国时期收藏家周肇祥先生的藏品，1954年周肇祥先生去世后，由北京市政府文物调查小组接收，后入藏首都博物馆。由于没有可靠的科学发掘记录，只能将其定为传世品。
（一）铭文
1.主体铭文
铭文释为：“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监作吏晁泉，牙匠马广，师戴业，臂匠江子，师项种。”（图三）铭文涉及的内容有：制造日期“正始二年五月十日”，主造机构“左尚方”，监作职官及职官姓名“监作吏晁泉，牙匠马广，师戴业，臂匠江子，师项种”。铭文格式遵循了前述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的体例，但铭文中的“师戴业”这项和上述四件无一相同，却与编号5的《秦汉金文录》中收录的正始二年弩机上的主体铭文内容完全一致，不同的是馆藏这件没有其他辅助铭文。
2.铭文镌刻位置
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主体铭文是纵向卧刻在郭身右外侧，由前向后书写，南右向左排列三行，共31字。三行铭文每一行的起始文字与上述出土正始二年弩机相同，第一行是“正始二年五月十日……”，第二行是“监作吏……”，第三行是“师……”。
（二）弩机器形
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是一件完整的弩机，郭、望山、悬刀、钩心及前后两个枢都保存完好，组装配套。凸形郭，郭面长14.2厘米，宽3.3厘米，前端凸出郭匣，凸处宽2.2厘米，后端凸出郭匣，郭面上有三道矢道，中间一道深，两边两道浅。两肩至枢孔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郭身侧面长9.7厘米，高3.4厘米，前后各有一枢孔，孔的直径是1.5厘米。望山是底部平齐形，高6.6厘米，上宽1.2厘米，下宽2.9厘米，厚0.6厘米，露出郭面部分高5.3厘米。牙是三角形双连，牙高1.3厘米，宽2.3厘米，两牙间距1厘米。悬刀卡槽是方槽，悬刀长10.6厘米，底部宽2.1厘米，厚0.6厘米，表面平整，距郭下缘长8.8厘米。枢长6.3厘米，六角形帽直径1.8厘米。
（三）几点分析
以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和表1中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比对，主体铭文内容基本一致，体例符合。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镌刻位置存在较大差别，四件出土弩机的主体铭文均镌刻在郭面，而馆藏弩机的则镌刻在郭身。就字体而言，出土弩机铭文的三行文字每行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馆藏弩机铭文每行文字未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字的结体疏密也不合理，如“吏”与“晁”两字之间没有空隙，“监”字、“业”字和“臂”字结构松散，摹刻痕迹明显。弩机器形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最明显的是望山和悬刀。出土弩机的望山呈宽梯形，馆藏弩机的呈窄梯形。悬刀上的差异就更加悬殊，馆藏弩机悬刀为长方形，表面是平的，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卜半部短平，呈横向长方形，下半部整体加厚，侈阔呈梯形，前握手处更加凸厚，侧视呈半圆柱体，左侧末端有小圆穿。同为传世品的编号5弩机，通过拓片可以看出，其望…、悬刀与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望山、悬刀形制一致。由此可见，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形制有些背离常规。
曹魏中央制造兵器机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谨的制造程序，保证了弩机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不可能出现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这种铭文镌刻位置及器形背离常规的产品。所以笔者认为，馆藏这件弩机不是一件真正的正始二年弩机，根据其铭文和器形，应是一件东汉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 笔者拟将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理由如下：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均呈现不同的特征，以郭、望山、悬刀形制的演变较为明显。根据对出土弩机的研究可知，我国古代铜制弩机是从无郭弩机发展到有郭弩机的。先秦时弩机无郭，西汉弩机增加了外郭。弩机有郭大大增加了同定牢度，增强了承受箭射出造成的后掣力，增大了矢射的强度和射程。弩机有郭之初是随形设计而成的。西汉初为斜肩形郭，望山为矩形，悬刀呈长条形，上部有弧凸，如安徽天长县三角圩西汉早期墓出土弩机[18]及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弩机[19]。西汉早期弩机逐渐演变为折肩凸形郭，即郭的前端由斜肩改为折肩，首部呈长方形，两侧有肩。这种改进成折肩的郭较斜肩郭更为先进，进一步增强了稳固性和远射力度。这时郭面前端凸出郭匣很多，矢道很长是其一个特征，矢道为一道，望山为矩形，悬刀呈长条形，上部有弧凸，如西汉齐王刘襄墓出土弩机[20]。至西汉中期，折肩凸形郭已普遍使用，但郭首渐短，矢道为一道，较宽，望山为矩形，渐阔渐高，悬刀也渐阔厚，悬刀上部有弧凸，如曲阜九龙山汉墓出土弩机[21]其后弩机的望山较前有了很大改进，望山增高为梯形，始有刻度，如满城刘胜墓出土弩机[22]。但有刻度的望山在当时仍是较稀有的，直到东汉时期，带有刻度望山的弩机还是较少见。
东汉时期的弩机仍沿用凸形郭。矢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间深两边浅。望山加高，但上部略窄，为长梯形体，有刻度的望山增多，悬刀也更阔厚，西汉时期的上部弧凸小见了，变为宽厚的长方形。如建武三十二年弩机[23]和永元六年弩机[2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弩机的郭面前端都是与郭匣平齐。到东汉后期，弩机各部件与之前又有不同。郭面前端凸出郭匣，两肩至枢孔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欠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问深两边浅望山为高梯形或高矩形。悬刀更加宽阔，前端普遍加厚加阔，握手处有一层或二层加厚，形成垫托，呈梯形。因弩机射程延长，强度增大，扳机之力相应增大，有的悬刀末端有小圆穿，如河北沙河汉墓出土弩机[25]及浙江长兴出土弩机[26]。
三国时期各国弩机的器形不尽相同。魏国弩机的凸形郭具两级肩，郭面前端前伸至枢孔转折而下，后端后延，矢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间深两边浅。望山为宽阔梯形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短，为长方形、扁平，下部凸厚且侈阔，呈梯形体，前端截面接近半圆形柱体，末端有小圆穿，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正始二年弩机。
两晋时期的弩机与三国时弩机形制相近，无大的变化。
以弩机各个时期的器形特征和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比对，馆藏弩机有折肩凸形郭，三道矢道，一正二副，长梯形望山，长方形悬刀，均符合东汉早期弩机的特征。但它的郭面前端凸出郭匣，两肩至枢孔处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所以笔者认为，它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时代感。由于笔者未能找到与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器形相同且有明确纪年款识的弩机标本，所以只能参考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特征，将这件馆藏弩机的时代暂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三、余论
通过对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考证，笔者有了一些想法。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虽然没有科学记录，却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器物。原收藏者周肇祥先生（1880-195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物鉴赏收藏家，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先生平生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读有年。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时，为所中古物鉴别之需，组成古物鉴定委员会，会内分设书画、陶瓷、金石、杂品四组，别其真赝，评其甲乙。青铜器则南容庚先生编为《宝蕴楼彝器图录》和《武英殿彝器图录》[27]。容庚先生1931年编辑《秦汉金文录》，根据《簋斋吉金录》收录了簋斋所藏的13种弩机，本文表1中编号5的这件弩机就在其中，为簋斋所藏。簠斋即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簋斋，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乃收藏大家，世人多以得见其所藏为风尚。收录陈氏所藏弩机始于邓实，他于1918年编辑《簠斋吉金录》，集合数家所藏簠斋金文拓片，前有目录，后为拓片，但没有铭文释文。陈介祺后人陈文会据其手稿所辑的《簠斋藏古目》，是最早全面系统著录簋斋藏弩的目录，但这本书只有文字目录及陈氏只字片语的题识，没有拓片目录，更无铭文释文。此书1925年曾出过石印本，1936年又有木刻本行世。1931年容庚编辑的《秦汉金文录》，收录簠斋所藏的13种弩机，全部附有拓片，且在每一卷后附有释文，是第一次集中考释簋斋藏弩机的铭文资料[28]。编号5的这件弩机铭文，是《秦汉金文录》收录的正始二年弩机中，唯一一件与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铭文一致的，但铭文镌刻位置及器形却有很明显的差异，个中缘由令人不解，其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故事已封尘于历史。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是博物馆一切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而研究藏品，主要是鉴定真伪.时代和揭示藏品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在我国，文物作伪由来已久，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伪文物更是层出不穷。因此，鉴定馆藏的传世古代文物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要长期做的一件重要工作，以为国家保护真实的科学文化财富，为博物馆藏品的科学管理、公开展出、研究利用提供真实的资料。
[1]《武备志》卷120，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2]《史记》卷69《列传第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3页。
[3]程宗猷：《蹶张心法》，载《国术四书》，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明刻本影印版，2009年。
[4][8][10]《辞源》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80、431、1069页二
[5]《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3596页。
[6]杜佑：《通典》卷27《职官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7]同[5]，志第二十五《百官二》，第3581页。
【摘要】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正始二年铭弩机，因为是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本文以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与此弩机进行铭文、器形的比对，认为馆藏弩机是一件汉代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又依据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将该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弩是由弓发展而成的一种远程杀伤性武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极为重要的进攻和防御武器。明《武备志·军资乘》有如下记载：“茅子日：中国之利器，日弓与弩，自汉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1]所以弩的发明在我国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弩为春秋时楚国人首先使用，传至汉代及三国，军中已普遍使用。《史记·苏秦列传》“强弩在前，锬戈在后”[2]，就是讲述弩在实战中的应用.
弩是由弓和弩臂、弩机三个部分构成。弓横于弩臂前端；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是安装于弩臂后部的发矢部件，用以扣弦发射。青铜弩机源于战国，从战国时的无郭弩机发展到西汉的有郭弩机。有郭弩机，郭上作望山，为瞄准器，牙与望山连铸，牙下连接悬刀（即扳机），钩心联动悬刀和牙，两个枢用来装配机件。张弦装箭时，将箭置于弩机面上的矢道内，使箭尾抵于两牙之间的弦上，然后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向后扳动悬刀，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弩机是由望山、牙、悬刀、钩心和枢构成的一种转轴联动式的装置，可以说弩是用机械力射箭的弓。古人对这种兵器性能的描述是：“千斤之弩，挂于一寸之牙，发于半指之力，其妙无以加矣。”[3]所以在弩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弩机是最为关键、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部件，因此其器形的变化在弩机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战国至两汉、三国时期的弩机出土数量很多，分布广泛，从中可以了解弩机的发展过程。从汉代起已有在弩机上铭刻制造年代、主造机构、监督官吏、制造工匠和使用者名字以及标注弩机强力的铭文，这种刻铭体例一直沿袭到三国时期。有刻铭纪年的弩机对于研究弩机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一般来说，年代较晚的墓葬中会有出土年代较早弩机的情况，如2003年5月山东省临沂市洗砚池晋墓出土三国魏正始二年弩机。在目前已知的出土弩机中，有多件曹魏正始年间铸造的刻铭弩机，为研究传世正始年间的弩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笔者在工作中整理到一件首都博物馆藏刻铭正始二年的弩机（图一），因是一件传世品，多年来真伪未做考证。鉴于目前有一些出土实物资料可以参照，笔者对这件弩机做了一番比对讨论，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兹将目前所能搜集到、公开发表并可参考的资料列表如下（表1）。
一、正始二年弩机铭文和器形特征
（一）铭文体例
笔者以铭文涉及的内容将其分为两部分，一是主体铭文，二是辅助铭文。主体铭文有吲定格式，包含制造日期：年、月、日；主造机构：左尚方；监作职官：监作吏、牙匠、臂匠、师；职官姓名：晁泉、马广、汀子、陈耳、宋阿等。辅助铭文没有固定格式，一般为制造者姓名或使用者姓名及数字等，不尽相同。
1.主体铭文
制造日期：“正始二年五月十日”。正始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二年即公元241年。正始二年弩机铭文都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造”。表1中编号l、2、3、4的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铭文显示监作吏都是晁泉，牙匠都是马广，臂匠都是江子，牙匠后面的师分别为陈耳、王丙、张白、陈耳，臂匠后而的师分别为聂口、宋阿、王阿、项种。由此可以认为，“五月十日”应是表示同一批生产的批次日期，而不是某一件产品具体的生产日期。
主造机构：“左尚方造”。《辞源》：“尚方，官名。秦置尚方令，汉沿置，有令、丞、员吏、从官十八人。后又分为中、左、右三尚方，魏晋沿袭。”[4]《后汉书·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5]杜佑《通典》：“汉末尚方为左、中、右尚力，魏晋因之。”[6]在魏之前，汉代南考工令主持兵器生产，隶属于太仆。“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人武库。”[7]正始二年弩机铭文“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正始五年弩机铭文“正始五年一月一日，中尚方造”，据此可知，在曹魏正始年间，左、中尚方已成为弩机的主造机构，刻铭“左尚力‘造”“中尚方造”弩机是由魏中央兵器制造机构制造的。
监作职官：“监作吏”。从铭文理解，监作吏是尚方的属官。在正始二年弩机铭文中，监作吏是弩机生产最高一级的责任职官，铭文中只有监作吏一人，统辖弩机牙和臂两大系统的生产。牙是弩机金属构件部分的统称，臂是弩机木质构件部分的统称。在正始五年弩机铭文中，监作吏分为监作牙吏和监作臂吏。监作牙吏承办弩机郭、望山、悬刀等金属构件的生产，而监作臂吏则专门负责弩机木质构件的生产。
“匠”，《辞源》匠条说：“技工的通称。”[8]汉王充《论衡·量知》：“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9]匠是指在某一方面有较高技能的人。
“师”，《辞源》师条说：“有专门知识技术的人。”[10]《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11]《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2]秦简《均工律》：“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13]“师”有师傅授徒的意义。
有研究者认为，匠和师的地位相当，在符合当时刻铭格式的基础上，所表现的仅是刻铭者的习惯。从上述四件正始二年弩机铭文的顺序看，匠在师的前面，从铭文内容看，师的人数明显要多于匠，所以笔者认为匠的职位应该高于师，即匠管理师。在这里，匠和师的关系反映了弩机制造管理结构中的一个层面。 2.辅助铭文 编号2的河南新乡出土弩机，郭、牙、悬刀等处有不规范的竖行铭文，均为“生百一十七”；编号3的山东临沂出土弩机，郭侧面铭文“口百六十六”。这反映出曹魏时期的弩机作为主要的兵器装备，通常是批量生产的。 通过对上述铭文的考释，可以对曹魏正始年间中央手工业机构制造弩机的工官制度得到如下认识：在魏中央政府内，尚方负责弩机制造，尚方的属吏监作吏是弩机生产的直接责任者。监作吏下辖的生产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生产弩机的金属构件，另一个系统则生产弩臂等木质构件，二者分工明确。在每一个系统内，都有负责组织生产的匠和负责具体生产的师。这种制度是层层责任制，即师对匠负责，匠对监作吏负责，而监作吏则对尚方负责。铭文显示曹魏的弩机督造、监造、主造分工明确，权力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弩机制造机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谨的制造程序？
（二）铭文位置及特征
编号3的山东临沂出土正始二年弩机，“在郭而右下方刻有铭文，其笔画细若游丝，字形身份证拙，但大多清晰，尚可辨认。铭文竖排三行，共31字，……另在郭侧面刻有‘口百六十六’5字。”[14]从照片上看，其铭文竖排三行是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右向左排列，“口百六十六”5字卧刻在郭的右侧面。编号2的河南新乡出土正始二年弩机，“郭上刻有隶书铭文，计3行32字，……另在郭、牙、悬刀等四处刻有不规范的竖行铭文，均为‘生百一十七’。”[15]拓片显示铭文刻在郭而右下方，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有向左排列三行。编号4的安徽寿县出土正始二年弩机，“郭面右下角竖书铭文三行，共31字。”[16]编号号1的南京石门坎出土正始二年残弩机，照片可见铭文也是刻在郭面右下方，从前向后纵向书写，由右向左排列三行，顶端有一“道”字。综观这几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其主体铭文镌刻位置都是在郭面右下方，虽然每件弩机主体铭文的字数略有不同，但三行铭文每一行的起始文字都是相同的，第一行是“正始二年五月十日……”，第二行是“监作吏……”，第三行是“师……”。其辅助铭文镌刻位置则各有差异。
（三）弩机器形
在已知的四件出土正始二年弩机中，安徽寿县和河南新乡出土弩机的照片不甚清晰.南京石门坎出土的弩机是残件，惟山东临沂出土的这件弩机完整，且照片清晰（图二），参考性强。南京石门坎和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照片显示，其望山为宽阔的梯形，郭体前端呈凸字形，前窄后宽，两肩部至枢孔上部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郭身前后有二枢孔穿通，分别装置枢，以固定悬刀、望山、钩心的位置；郭面上的矢道为三道。杨国庆、夏志峰曾对正始五年弩机的矢道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前端有三条沟槽，中间一条为主槽（即矢道），两边为副槽，短而浅。”[17】可以借鉴。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照片显示，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短平，呈横向长方形，下半部整体加厚，侈阔呈梯形，前握手处更加凸厚，侧视呈半圆柱体，左侧末端有小网穿。
二、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
首都博物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原为民国时期收藏家周肇祥先生的藏品，1954年周肇祥先生去世后，由北京市政府文物调查小组接收，后入藏首都博物馆。由于没有可靠的科学发掘记录，只能将其定为传世品。
（一）铭文
1.主体铭文
铭文释为：“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监作吏晁泉，牙匠马广，师戴业，臂匠江子，师项种。”（图三）铭文涉及的内容有：制造日期“正始二年五月十日”，主造机构“左尚方”，监作职官及职官姓名“监作吏晁泉，牙匠马广，师戴业，臂匠江子，师项种”。铭文格式遵循了前述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的体例，但铭文中的“师戴业”这项和上述四件无一相同，却与编号5的《秦汉金文录》中收录的正始二年弩机上的主体铭文内容完全一致，不同的是馆藏这件没有其他辅助铭文。
2.铭文镌刻位置
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主体铭文是纵向卧刻在郭身右外侧，由前向后书写，南右向左排列三行，共31字。三行铭文每一行的起始文字与上述出土正始二年弩机相同，第一行是“正始二年五月十日……”，第二行是“监作吏……”，第三行是“师……”。
（二）弩机器形
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是一件完整的弩机，郭、望山、悬刀、钩心及前后两个枢都保存完好，组装配套。凸形郭，郭面长14.2厘米，宽3.3厘米，前端凸出郭匣，凸处宽2.2厘米，后端凸出郭匣，郭面上有三道矢道，中间一道深，两边两道浅。两肩至枢孔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郭身侧面长9.7厘米，高3.4厘米，前后各有一枢孔，孔的直径是1.5厘米。望山是底部平齐形，高6.6厘米，上宽1.2厘米，下宽2.9厘米，厚0.6厘米，露出郭面部分高5.3厘米。牙是三角形双连，牙高1.3厘米，宽2.3厘米，两牙间距1厘米。悬刀卡槽是方槽，悬刀长10.6厘米，底部宽2.1厘米，厚0.6厘米，表面平整，距郭下缘长8.8厘米。枢长6.3厘米，六角形帽直径1.8厘米。
（三）几点分析
以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和表1中四件出土的正始二年弩机比对，主体铭文内容基本一致，体例符合。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镌刻位置存在较大差别，四件出土弩机的主体铭文均镌刻在郭面，而馆藏弩机的则镌刻在郭身。就字体而言，出土弩机铭文的三行文字每行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而馆藏弩机铭文每行文字未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字的结体疏密也不合理，如“吏”与“晁”两字之间没有空隙，“监”字、“业”字和“臂”字结构松散，摹刻痕迹明显。弩机器形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最明显的是望山和悬刀。出土弩机的望山呈宽梯形，馆藏弩机的呈窄梯形。悬刀上的差异就更加悬殊，馆藏弩机悬刀为长方形，表面是平的，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卜半部短平，呈横向长方形，下半部整体加厚，侈阔呈梯形，前握手处更加凸厚，侧视呈半圆柱体，左侧末端有小圆穿。同为传世品的编号5弩机，通过拓片可以看出，其望…、悬刀与山东临沂出土弩机的望山、悬刀形制一致。由此可见，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形制有些背离常规。
曹魏中央制造兵器机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谨的制造程序，保证了弩机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不可能出现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这种铭文镌刻位置及器形背离常规的产品。所以笔者认为，馆藏这件弩机不是一件真正的正始二年弩机，根据其铭文和器形，应是一件东汉不带铭文弩机，伪刻正始二年铭文。 笔者拟将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时代定为东汉早期偏晚，理由如下：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均呈现不同的特征，以郭、望山、悬刀形制的演变较为明显。根据对出土弩机的研究可知，我国古代铜制弩机是从无郭弩机发展到有郭弩机的。先秦时弩机无郭，西汉弩机增加了外郭。弩机有郭大大增加了同定牢度，增强了承受箭射出造成的后掣力，增大了矢射的强度和射程。弩机有郭之初是随形设计而成的。西汉初为斜肩形郭，望山为矩形，悬刀呈长条形，上部有弧凸，如安徽天长县三角圩西汉早期墓出土弩机[18]及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弩机[19]。西汉早期弩机逐渐演变为折肩凸形郭，即郭的前端由斜肩改为折肩，首部呈长方形，两侧有肩。这种改进成折肩的郭较斜肩郭更为先进，进一步增强了稳固性和远射力度。这时郭面前端凸出郭匣很多，矢道很长是其一个特征，矢道为一道，望山为矩形，悬刀呈长条形，上部有弧凸，如西汉齐王刘襄墓出土弩机[20]。至西汉中期，折肩凸形郭已普遍使用，但郭首渐短，矢道为一道，较宽，望山为矩形，渐阔渐高，悬刀也渐阔厚，悬刀上部有弧凸，如曲阜九龙山汉墓出土弩机[21]其后弩机的望山较前有了很大改进，望山增高为梯形，始有刻度，如满城刘胜墓出土弩机[22]。但有刻度的望山在当时仍是较稀有的，直到东汉时期，带有刻度望山的弩机还是较少见。
东汉时期的弩机仍沿用凸形郭。矢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间深两边浅。望山加高，但上部略窄，为长梯形体，有刻度的望山增多，悬刀也更阔厚，西汉时期的上部弧凸小见了，变为宽厚的长方形。如建武三十二年弩机[23]和永元六年弩机[2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弩机的郭面前端都是与郭匣平齐。到东汉后期，弩机各部件与之前又有不同。郭面前端凸出郭匣，两肩至枢孔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欠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问深两边浅望山为高梯形或高矩形。悬刀更加宽阔，前端普遍加厚加阔，握手处有一层或二层加厚，形成垫托，呈梯形。因弩机射程延长，强度增大，扳机之力相应增大，有的悬刀末端有小圆穿，如河北沙河汉墓出土弩机[25]及浙江长兴出土弩机[26]。
三国时期各国弩机的器形不尽相同。魏国弩机的凸形郭具两级肩，郭面前端前伸至枢孔转折而下，后端后延，矢道为三道，一正二副，中间深两边浅。望山为宽阔梯形悬刀以横阑为界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短，为长方形、扁平，下部凸厚且侈阔，呈梯形体，前端截面接近半圆形柱体，末端有小圆穿，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正始二年弩机。
两晋时期的弩机与三国时弩机形制相近，无大的变化。
以弩机各个时期的器形特征和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比对，馆藏弩机有折肩凸形郭，三道矢道，一正二副，长梯形望山，长方形悬刀，均符合东汉早期弩机的特征。但它的郭面前端凸出郭匣，两肩至枢孔处转折而下，形成两级肩，所以笔者认为，它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时代感。由于笔者未能找到与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器形相同且有明确纪年款识的弩机标本，所以只能参考弩机各部件在各个时代的特征，将这件馆藏弩机的时代暂定为东汉早期偏晚。
三、余论
通过对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的考证，笔者有了一些想法。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虽然没有科学记录，却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器物。原收藏者周肇祥先生（1880-195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物鉴赏收藏家，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先生平生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读有年。出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时，为所中古物鉴别之需，组成古物鉴定委员会，会内分设书画、陶瓷、金石、杂品四组，别其真赝，评其甲乙。青铜器则南容庚先生编为《宝蕴楼彝器图录》和《武英殿彝器图录》[27]。容庚先生1931年编辑《秦汉金文录》，根据《簋斋吉金录》收录了簋斋所藏的13种弩机，本文表1中编号5的这件弩机就在其中，为簋斋所藏。簠斋即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簋斋，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乃收藏大家，世人多以得见其所藏为风尚。收录陈氏所藏弩机始于邓实，他于1918年编辑《簠斋吉金录》，集合数家所藏簠斋金文拓片，前有目录，后为拓片，但没有铭文释文。陈介祺后人陈文会据其手稿所辑的《簠斋藏古目》，是最早全面系统著录簋斋藏弩的目录，但这本书只有文字目录及陈氏只字片语的题识，没有拓片目录，更无铭文释文。此书1925年曾出过石印本，1936年又有木刻本行世。1931年容庚编辑的《秦汉金文录》，收录簠斋所藏的13种弩机，全部附有拓片，且在每一卷后附有释文，是第一次集中考释簋斋藏弩机的铭文资料[28]。编号5的这件弩机铭文，是《秦汉金文录》收录的正始二年弩机中，唯一一件与馆藏正始二年铭弩机铭文一致的，但铭文镌刻位置及器形却有很明显的差异，个中缘由令人不解，其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故事已封尘于历史。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是博物馆一切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而研究藏品，主要是鉴定真伪.时代和揭示藏品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在我国，文物作伪由来已久，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伪文物更是层出不穷。因此，鉴定馆藏的传世古代文物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要长期做的一件重要工作，以为国家保护真实的科学文化财富，为博物馆藏品的科学管理、公开展出、研究利用提供真实的资料。
[1]《武备志》卷120，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2]《史记》卷69《列传第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3页。
[3]程宗猷：《蹶张心法》，载《国术四书》，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明刻本影印版，2009年。
[4][8][10]《辞源》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80、431、1069页二
[5]《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3596页。
[6]杜佑：《通典》卷27《职官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7]同[5]，志第二十五《百官二》，第3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