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广义地说语文的工具性包含人文性。
　　罗素说：“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因为思想的对象和思想的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所以在人们的直觉中语言是工具，但是一种很神秘的工具。
　　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在《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中阐明了三条原则：其一，无物存在；其二，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其三，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高尔吉亚的论证有三个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传达。其中，语言的可传达性是最重要的依据。他的论证包含着对语言工具性的怀疑。
　　苏格拉底认为，给事物命名是思维的起点，命名是区分事物并告诉人们的工具，但工具不能随心所欲，得挑选适用的。有如劈柴，既需要挑选合适的斧头，也要顺着纹理来劈。他以木匠为织布工人制造工具——梭子为例来说明。木匠制作梭子时考虑三个要素：1.制作什么样的梭子，由梭子的用途决定；2.木匠心目中先有一个梭子的形式；3.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实现这个形式。苏格拉底认为，决定一件工具是否符合它的本质或形式的，不是其制造者，而是使用者。这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是工具，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很接近。苏格拉底强调语言的应用性，并对语言的工具性作出规定。
　　中世纪，圣经《约翰福音》开篇有言：“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奥古斯丁把“道”解释为语言，语言成了世界万物的基始。他说：“你不是手里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的，这种不由你创造的工具又从哪里来的呢？……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这是强调语言的创造性，并将语言的工具性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用来交际的工具。它不是具体的事物本身，而是代表事物及其关系的抽象符号。词就是一种符号，能使交谈者意识到它所代表的对象，句子则是符号序列，或者称为“符号链”。语言就是由这些符号及其组合规则构成的系统，索绪尔认为这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
　　无论我们的符号系统多么完善，无论我们的语言体系多么丰富，我们总是无法将所有感觉形式都上升到符号概念和语言逻辑的高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总会有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需要表达，而这种表达的形式，就是艺术和审美。
　　先秦的庄子有“得意忘言”之说。中唐的皎然評论谢灵运作品时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晚唐司空图将它改造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南宋的严羽则提出“诗有别裁”“诗有别趣”，主张“言有尽而意无穷”。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文字著作，总是诉诸语言文字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也离不开语言文字，但中国文艺美学所追求的是“言近旨远”“韵外之致”的意境。
　　语言作为工具，不仅传递思想，而且沟通情感。“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意”关系突破科学的规范，走向诗意的审美。语文的审美教学并不追求 “认识的完善”，而是要获得一种“言外之意”的美感。
　　面对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我们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情感体验，感性的艺术形式所承载的信息总是要多于理性的逻辑描述，这也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无法被归约为符号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