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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113家城市商业银行相继开业，合并了3000多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成立了5000多个机构网点，资产近1.7万亿元，员工10万余人。10年间，城市商业银行经受了风险处置的阵痛，经历了体制、机制的蜕变，获得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成为中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金融当局与地方政府部门均在积极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力图完善公司治理，并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了城市商业银行很大的支持，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笔者认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困难不小，矛盾错综复杂，但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如能妥善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则前景可期。
股权多元化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内生于股权结构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与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单一性与不合理性是分不开的。为了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能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思路就是进行股权多元化，以化解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侵犯小股东利益、损害银行发展前景的问题，实现比较均衡的控制权结构和良好的激励机制。
城市商业银行现有的股权多元化有待商榷
虽然目前个别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国际战略投资者，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尤其规模相对较小的）在已经进行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有的甚至为引入的新股东所累，背上新的包袱。
比如，2002年以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过程中，由地方财政退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出现了控股股东恶意融资、操纵管理层的现象和倾向。甚至部分控股的民营企业集团把城市商业银行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融资途径，通过套取关联贷款把城市商业银行变成圈钱工具的短期行为也很突出，曾经叱咤风云的德隆集团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就是一个例证。主要原因还出在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或者说股权多元化不正确、不彻底的根子上：当前的股权多元化，往往是拉来几家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法人入股，再凑上个别的民营企业，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股权结构，充其量是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权来源的多元化，而并非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于是，一方面股权多元化后地方政府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仍频繁干预银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股权多元化后城市商业银行诸多国有法人股东本身的产权关系就不明晰，因而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关系仍不明晰，产权约束与产权激励无从谈起，内部治理机制难以充分作用；而民营企业的入股由于自身的资金、专业管理技能以及各式各样的入股动机等种种因素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是构建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当然，这种情形出现并非地方政府不控股造成的，更非股权多元化本身的错误，而恰恰是反映了股权结构本身不合理、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导致公司治理缺乏良好的纠错功能，而不能摒弃控股股东恶意融资的行为。
城市商业银行在推行减持地方财政持股、增资扩股，实行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以上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仅从理论出发强调股权多元化，更要从实际出发，做到真正的股权多元化。做到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改革特别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甄别、筛选出真正有志于从事金融业发展的入股企业，坚决淘汰那些企图通过关联贷款等途径图谋银行资金目的而有控股想法的企业，不论国有资本控股还是私有产权控股，怀有这些不良目的企业为数不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治理规范，发挥治理机制作用，遏制不良股东行为。因此，必须辨证地看待民营企业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行为。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限制民营企业活力注入城市商业银行；另一方面也要有良好的银行准入制度，甄别动机不良的入股行为。
第二，减持地方财政持股的目的不是要地方政府放弃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支持。恰恰相反，减持是为了让地方政府从直接操持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脱身，转从公共管理和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来考虑，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对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监管与支持。毕竟，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目标的战略定位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中，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占重要地位，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与它们拼规模实力、拼大客户、拼科技都是比不过的，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使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城市商业银行唯一的生存优势应该就是贴近市民的生活，与所在的城市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
其实，规模经济理论与国外实践经验早就表明，一家银行的规模大小并非银行赢利的主要因素，资产规模的大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多寡、业务范围的大小，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不能盲目贪大求全。以美国为例，其社区银行是一种赢利性很高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银行业的商业模式，在整个美国银行业中赢利性最好的是那些资产在10亿～100亿美元的区域性银行（相当于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以及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社区银行（相当于南充、葫芦岛、焦作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而且，长期稳定性最好（即亏损银行的百分比最小）的银行仍是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小型社区银行。
比较来看，整体上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与美国的社区银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量规模占比接近（美国的社区银行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22%，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约占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30%）；单个银行规模普遍较小；均有运营区域范围限制，并在该区域内通过低成本的分销工具为客户提供基本简单的金融服务。当然，两者之间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点：美国的社区银行不会提供有政府导向性的业务、不会在政府机构的影响下经营、不会优先运作市政基础设施的项目、不会把社会的目标置于银行的财务目标之上。
实际上，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目标定位是“市民银行”，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零售金融服务。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充当市民银行的角色并不是很充分：贷款业务过于偏重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地方基建项目，为地方政府预留大额的授信额度；而负债业务过于偏重大客户；总体上的创新和开发能力不足，业务品种单一。
综上所述，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仍然应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经营方针，在此基础上，突出自己的社区服务特色，走精品社区银行的发展道路：
对于规模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自身尚需稳健成长，保证财务健全，此时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专注于社区的服务，差异化的竞争，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满足社区客户的需求，即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精品产品和服务。
对于规模较大、财务稳健的城市商业银行，一般有强劲发展的城市经济为后盾，一旦形成社区服务的领导地位，该城市商业银行就可以采取跨区经营或并购的举措，积极地与相邻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互相联合，突破地理区位的约束，灵活地运用地区资源，分散地区业务组合风险，通过共享化的后台服务达到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如何看待城市商业银行的区际差异、行际差异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中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巨大的区际差异、行际差异：从单个员工的资产规模、盈利性指标、不良贷款率等几个指标来看，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呈现出从东至西依次递减的地域特征，其中各地区之间、各银行之间资产质量差异性巨大。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城市商业银行在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也表现为各个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底抽样调查表明，从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时间内，中部省份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扩张了1.58倍，西部省份扩张了2.15倍，东部省份更是扩张了2.75倍之多，考虑到三者原来的资产规模的基数差别，东部省份更是扩张迅猛。
那么这种区际差异性到底如何解释呢？化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金融生态环境的区际差异性使然。包括良好的经济信用、历史文化、法律制度、法治观念、社会规范等等在内的外部社会环境，往往在政府恰当的引导下形成了适当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城市商业银行在治理过程中引入了外部治理因素，于是在治理结构相差无几的情形下，金融生态环境（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劣也就造成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差异，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虽然笔者本不主张“环境论英雄”，但是不得不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种金融生态环境的区际差异已成为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经济绩效区际差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有时甚至能够部分弥补因城市商业银行本身治理缺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事实也是如此，比如通过对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关于全国主要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排名的实证分析发现，上海独占鳌头，南京也名列前茅，而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也的确是最佳城市商业银行之一。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却非一日之功，有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信用文化的积淀过程、制度规范的完善过程，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区际差异乃是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资源禀赋的区际差异，并将区域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充而加剧。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差异性将随着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而持续存在。
因此，给予特别的政策扶持来消除城市商业银行区际差异性并不现实，而无必要，后果也将不理想。相反，按照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的绩效良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沐浴在良性金融生态环境中，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往往有着强烈冲破地域约束的欲望（据悉，分支网络最大的上海银行拥有200 余家的分支机构，但也仅为国内分支网络最大的中国农业银行的0.6%）。其实，可由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对差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联合、并购、重组，这也是市场规律应有的题中之意，由此一来，城市商业银行的区际差异性也将逐步减少。
2006年底，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保护期就要结束了，相信整个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在政府扶持和有关监管部门的督导下，稳妥考虑上述的三个关键问题，苦练内功，加强自身修为，加快改革与发展，就一定能够增强抗冲击力，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长袖善舞。
当前，我国金融当局与地方政府部门均在积极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力图完善公司治理，并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了城市商业银行很大的支持，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笔者认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困难不小，矛盾错综复杂，但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如能妥善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则前景可期。
股权多元化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内生于股权结构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与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单一性与不合理性是分不开的。为了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能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思路就是进行股权多元化，以化解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侵犯小股东利益、损害银行发展前景的问题，实现比较均衡的控制权结构和良好的激励机制。
城市商业银行现有的股权多元化有待商榷
虽然目前个别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国际战略投资者，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尤其规模相对较小的）在已经进行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有的甚至为引入的新股东所累，背上新的包袱。
比如，2002年以来的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过程中，由地方财政退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出现了控股股东恶意融资、操纵管理层的现象和倾向。甚至部分控股的民营企业集团把城市商业银行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融资途径，通过套取关联贷款把城市商业银行变成圈钱工具的短期行为也很突出，曾经叱咤风云的德隆集团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就是一个例证。主要原因还出在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或者说股权多元化不正确、不彻底的根子上：当前的股权多元化，往往是拉来几家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法人入股，再凑上个别的民营企业，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股权结构，充其量是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权来源的多元化，而并非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于是，一方面股权多元化后地方政府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仍频繁干预银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股权多元化后城市商业银行诸多国有法人股东本身的产权关系就不明晰，因而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关系仍不明晰，产权约束与产权激励无从谈起，内部治理机制难以充分作用；而民营企业的入股由于自身的资金、专业管理技能以及各式各样的入股动机等种种因素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是构建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当然，这种情形出现并非地方政府不控股造成的，更非股权多元化本身的错误，而恰恰是反映了股权结构本身不合理、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导致公司治理缺乏良好的纠错功能，而不能摒弃控股股东恶意融资的行为。
城市商业银行在推行减持地方财政持股、增资扩股，实行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以上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仅从理论出发强调股权多元化，更要从实际出发，做到真正的股权多元化。做到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改革特别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甄别、筛选出真正有志于从事金融业发展的入股企业，坚决淘汰那些企图通过关联贷款等途径图谋银行资金目的而有控股想法的企业，不论国有资本控股还是私有产权控股，怀有这些不良目的企业为数不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治理规范，发挥治理机制作用，遏制不良股东行为。因此，必须辨证地看待民营企业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行为。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限制民营企业活力注入城市商业银行；另一方面也要有良好的银行准入制度，甄别动机不良的入股行为。
第二，减持地方财政持股的目的不是要地方政府放弃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支持。恰恰相反，减持是为了让地方政府从直接操持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脱身，转从公共管理和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来考虑，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对城市商业银行进行监管与支持。毕竟，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必须依靠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目标的战略定位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中，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占重要地位，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与它们拼规模实力、拼大客户、拼科技都是比不过的，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使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城市商业银行唯一的生存优势应该就是贴近市民的生活，与所在的城市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
其实，规模经济理论与国外实践经验早就表明，一家银行的规模大小并非银行赢利的主要因素，资产规模的大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多寡、业务范围的大小，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不能盲目贪大求全。以美国为例，其社区银行是一种赢利性很高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银行业的商业模式，在整个美国银行业中赢利性最好的是那些资产在10亿～100亿美元的区域性银行（相当于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以及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社区银行（相当于南充、葫芦岛、焦作等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而且，长期稳定性最好（即亏损银行的百分比最小）的银行仍是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小型社区银行。
比较来看，整体上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与美国的社区银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量规模占比接近（美国的社区银行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22%，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约占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30%）；单个银行规模普遍较小；均有运营区域范围限制，并在该区域内通过低成本的分销工具为客户提供基本简单的金融服务。当然，两者之间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点：美国的社区银行不会提供有政府导向性的业务、不会在政府机构的影响下经营、不会优先运作市政基础设施的项目、不会把社会的目标置于银行的财务目标之上。
实际上，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目标定位是“市民银行”，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零售金融服务。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充当市民银行的角色并不是很充分：贷款业务过于偏重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地方基建项目，为地方政府预留大额的授信额度；而负债业务过于偏重大客户；总体上的创新和开发能力不足，业务品种单一。
综上所述，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仍然应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经营方针，在此基础上，突出自己的社区服务特色，走精品社区银行的发展道路：
对于规模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自身尚需稳健成长，保证财务健全，此时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专注于社区的服务，差异化的竞争，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满足社区客户的需求，即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精品产品和服务。
对于规模较大、财务稳健的城市商业银行，一般有强劲发展的城市经济为后盾，一旦形成社区服务的领导地位，该城市商业银行就可以采取跨区经营或并购的举措，积极地与相邻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互相联合，突破地理区位的约束，灵活地运用地区资源，分散地区业务组合风险，通过共享化的后台服务达到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如何看待城市商业银行的区际差异、行际差异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中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巨大的区际差异、行际差异：从单个员工的资产规模、盈利性指标、不良贷款率等几个指标来看，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呈现出从东至西依次递减的地域特征，其中各地区之间、各银行之间资产质量差异性巨大。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为城市商业银行在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也表现为各个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底抽样调查表明，从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时间内，中部省份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扩张了1.58倍，西部省份扩张了2.15倍，东部省份更是扩张了2.75倍之多，考虑到三者原来的资产规模的基数差别，东部省份更是扩张迅猛。
那么这种区际差异性到底如何解释呢？化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金融生态环境的区际差异性使然。包括良好的经济信用、历史文化、法律制度、法治观念、社会规范等等在内的外部社会环境，往往在政府恰当的引导下形成了适当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城市商业银行在治理过程中引入了外部治理因素，于是在治理结构相差无几的情形下，金融生态环境（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劣也就造成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差异，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虽然笔者本不主张“环境论英雄”，但是不得不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种金融生态环境的区际差异已成为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经济绩效区际差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有时甚至能够部分弥补因城市商业银行本身治理缺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事实也是如此，比如通过对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关于全国主要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排名的实证分析发现，上海独占鳌头，南京也名列前茅，而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也的确是最佳城市商业银行之一。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却非一日之功，有一个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信用文化的积淀过程、制度规范的完善过程，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区际差异乃是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资源禀赋的区际差异，并将区域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充而加剧。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差异性将随着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而持续存在。
因此，给予特别的政策扶持来消除城市商业银行区际差异性并不现实，而无必要，后果也将不理想。相反，按照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的绩效良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沐浴在良性金融生态环境中，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往往有着强烈冲破地域约束的欲望（据悉，分支网络最大的上海银行拥有200 余家的分支机构，但也仅为国内分支网络最大的中国农业银行的0.6%）。其实，可由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对差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联合、并购、重组，这也是市场规律应有的题中之意，由此一来，城市商业银行的区际差异性也将逐步减少。
2006年底，加入WTO后的五年过渡保护期就要结束了，相信整个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在政府扶持和有关监管部门的督导下，稳妥考虑上述的三个关键问题，苦练内功，加强自身修为，加快改革与发展，就一定能够增强抗冲击力，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长袖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