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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永远闭上那双慈祥的眼睛，是在她享年87岁时。临终前，老人家眼含热泪，用地地道道的绍兴话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玲儿，勿可忘记我！”
“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永远！”我向她承诺。
母亲是一个极平凡的劳动妇女，出生在浙江绍兴乡村的一个小镇。她老家临街有一条小河，河水滋养，使母亲从小长就了一个聪明的脑袋瓜儿。七岁跟着外公、外婆学会了用梭子织渔网，用麦秸编织草帽，可也没有逃脱掉被裹小脚的厄运。她反抗，在缠了两个月后自作主张地把它卸下了。因此，她那双脚带有封建残余的痕迹，穿32号的鞋。
凭着母亲的聪明能干，她和父亲在乌镇开了一个小小的老烟丝作坊，现在的乌镇古街上，还保留着一个老烟丝作坊，供人参观。父亲打捆、刨烟丝，母亲去浙江的山区卖烟丝，虽然她一字不识，但算起账来分厘不差。由于长期在山路奔走，她的脚常常磨起血泡，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走起路来生疼生疼的。我永远记得她在傍晚烫脚后，用剪刀剪去厚厚的皮……
母亲生下九个儿女，由于家贫子女生病无钱治疗，最后只留下五个，我排行老小。
1962年父亲患肺结核过早地撒手人寰，45岁的母亲不但遭受了中年丧夫之痛，更糟糕的是生活拮据自己又没有工作，不得已，她让高中刚毕业的哥哥和上初二的二姐停学去做临时工，咬牙坚持让我和三姐仍去上学。为了维持生计，她买了一台草绳机在家中加工草绳。
那时稻草五六分钱一斤，母亲把整船稻草买回家，三姐和我放学后就整理稻草。母亲用两脚踏着机器，不停地用两手往两股绳的“喇叭”里添稻草。一个草绳团有二十多斤重，加工到快满的时候，踏起来很费力，而且这是脏活儿，弄得两个鼻孔黑黑的，一天下来，要踏100多斤草绳，筋疲力尽。艰苦的创伤写满了母亲的额头，她从无怨言地做着……
当临时工的二姐没有逃脱196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母亲硬没有让她去，留她在家中踏草绳，而自己却干起了短途贩运：从农民手里买一些鸡、鸭和禽蛋，再坐一天一夜的轮船到上海的菜市场去卖。当时母亲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意识，但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为家中赚回了不少的钱。
当时我家的后窗户下面就是运河。夏天，母亲利用家中的水阁自己发绿豆芽去菜市场卖。她用箩筐一层稻草、一层稻草灰、夹一层绿豆，每天往里浇水，水又顺着水阁地板上的缝隙直接流到运河里。简单、重复的劳动后，母亲每天早晨能拿三四筐绿豆芽到菜市场上去卖。
母亲贩卖农产品的行为，后来被有关的领导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给阻止了。在我上初二时，幸运地在同学中首批拿到了入团登记表并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不料上级团委却没有批准我入团，理由是因为我母亲“搞投机倒把活动”，并要求我写一份与家庭决裂的检讨书。加入青年团是我多年的迫切愿望，于是我写下一篇检讨书誓与母亲划清界线。这份“决裂书”在学校的共青团板报栏刊登……
停止了贩卖，很穷的家常常是到了月底钱就接不上了，每逢此时，母亲只好到处奔波着借钱，不得已时竟把外婆给的嫁妆—— 一枚极小的金戒指也卖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的贩卖做法太正确了，她超前地涉足了市场经济！
母亲不识字，但迫于生计她熟练地运用着阿拉伯数字。那年她去烟厂扯烟叶，扯烟叶的报酬按斤论价每天要称斤两，她便自己在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地记下了每天的数量。一次，我偶然看到了她收藏好的那个小本子，那真是母亲自学成材的一本小账，数字写得很清秀呢……为了养育我们，母亲还利用织渔网技能试着织养蜂人用的面网和妇女盘发后用来装饰用的小发髻网。织成后，她把面网拿到绍兴棉田里的养蜂场去卖，小发髻网就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了经济收入后，五个儿女全都每月供养她，老人家几乎与退休职工的待遇相同了。
老人家的长寿则得益于她的好动。她的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早晨到公园里去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手脚，白天也很少在家。特别是乌镇的古街开发后，她每天上午都要到古戏台前去观看演出，特别是看越剧。在古镇上遛达、散步，大凡弄堂、古街，她每天都要去走一趟。
生活在得天独厚的水乡，母亲特别喜爱吃小的活蹦乱跳的野鲫鱼，而且她从不用油煎而是炖着吃；因为喜欢起早，每天也能买到农民们进镇来卖的时鲜蔬菜。她还时常买上一只七八两重的小甲鱼，用火腿肉炖着吃。她很少吃什么补品，儿女们逢年过节给老人家送去的补品她常常转送掉了。她既喜欢吃乌镇的酥糖和姑嫂饼，也喜欢吃南瓜和番薯。她为我们这五个已经步入老年的兒女做出了“行为示范”的老年人生。
母亲不愿拖累儿女，晚年一人独居，86岁时还硬硬朗朗地自己买菜、烧饭、洗衣服。那年秋天，老人家突发脑血栓，我当时还有一个学期的工作任务，只好在双休日前往照顾。原想退休后把母亲接到家中亲自侍候，没想到我退休后只侍候了八天时间，母亲就不幸辞世了……从此，思念母亲便成了我们的永恒话题。
一次又提起了旧话：当年，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的遗言要将遗体埋到绍兴老家的山上去。于是，母亲先将父亲的棺木简单地放在乌镇农村的土地上，棺木下面放上装满石灰的罐以防棺木受潮，又用稻草将棺木捂严，等到周年后，母亲叫来个远房侄子用一条农用小船，先将棺木运往杭州，再经火车运往绍兴城，又用小船运到老家汤湾……当时只有46岁的母亲竟然会有如此的壮举！
母亲，我们永远感念您的养育之恩……
“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永远！”我向她承诺。
母亲是一个极平凡的劳动妇女，出生在浙江绍兴乡村的一个小镇。她老家临街有一条小河，河水滋养，使母亲从小长就了一个聪明的脑袋瓜儿。七岁跟着外公、外婆学会了用梭子织渔网，用麦秸编织草帽，可也没有逃脱掉被裹小脚的厄运。她反抗，在缠了两个月后自作主张地把它卸下了。因此，她那双脚带有封建残余的痕迹，穿32号的鞋。
凭着母亲的聪明能干，她和父亲在乌镇开了一个小小的老烟丝作坊，现在的乌镇古街上，还保留着一个老烟丝作坊，供人参观。父亲打捆、刨烟丝，母亲去浙江的山区卖烟丝，虽然她一字不识，但算起账来分厘不差。由于长期在山路奔走，她的脚常常磨起血泡，留下了厚厚的老茧，走起路来生疼生疼的。我永远记得她在傍晚烫脚后，用剪刀剪去厚厚的皮……
母亲生下九个儿女，由于家贫子女生病无钱治疗，最后只留下五个，我排行老小。
1962年父亲患肺结核过早地撒手人寰，45岁的母亲不但遭受了中年丧夫之痛，更糟糕的是生活拮据自己又没有工作，不得已，她让高中刚毕业的哥哥和上初二的二姐停学去做临时工，咬牙坚持让我和三姐仍去上学。为了维持生计，她买了一台草绳机在家中加工草绳。
那时稻草五六分钱一斤，母亲把整船稻草买回家，三姐和我放学后就整理稻草。母亲用两脚踏着机器，不停地用两手往两股绳的“喇叭”里添稻草。一个草绳团有二十多斤重，加工到快满的时候，踏起来很费力，而且这是脏活儿，弄得两个鼻孔黑黑的，一天下来，要踏100多斤草绳，筋疲力尽。艰苦的创伤写满了母亲的额头，她从无怨言地做着……
当临时工的二姐没有逃脱196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母亲硬没有让她去，留她在家中踏草绳，而自己却干起了短途贩运：从农民手里买一些鸡、鸭和禽蛋，再坐一天一夜的轮船到上海的菜市场去卖。当时母亲不可能有市场经济意识，但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为家中赚回了不少的钱。
当时我家的后窗户下面就是运河。夏天，母亲利用家中的水阁自己发绿豆芽去菜市场卖。她用箩筐一层稻草、一层稻草灰、夹一层绿豆，每天往里浇水，水又顺着水阁地板上的缝隙直接流到运河里。简单、重复的劳动后，母亲每天早晨能拿三四筐绿豆芽到菜市场上去卖。
母亲贩卖农产品的行为，后来被有关的领导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给阻止了。在我上初二时，幸运地在同学中首批拿到了入团登记表并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不料上级团委却没有批准我入团，理由是因为我母亲“搞投机倒把活动”，并要求我写一份与家庭决裂的检讨书。加入青年团是我多年的迫切愿望，于是我写下一篇检讨书誓与母亲划清界线。这份“决裂书”在学校的共青团板报栏刊登……
停止了贩卖，很穷的家常常是到了月底钱就接不上了，每逢此时，母亲只好到处奔波着借钱，不得已时竟把外婆给的嫁妆—— 一枚极小的金戒指也卖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时的贩卖做法太正确了，她超前地涉足了市场经济！
母亲不识字，但迫于生计她熟练地运用着阿拉伯数字。那年她去烟厂扯烟叶，扯烟叶的报酬按斤论价每天要称斤两，她便自己在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地记下了每天的数量。一次，我偶然看到了她收藏好的那个小本子，那真是母亲自学成材的一本小账，数字写得很清秀呢……为了养育我们，母亲还利用织渔网技能试着织养蜂人用的面网和妇女盘发后用来装饰用的小发髻网。织成后，她把面网拿到绍兴棉田里的养蜂场去卖，小发髻网就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了经济收入后，五个儿女全都每月供养她，老人家几乎与退休职工的待遇相同了。
老人家的长寿则得益于她的好动。她的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早晨到公园里去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手脚，白天也很少在家。特别是乌镇的古街开发后，她每天上午都要到古戏台前去观看演出，特别是看越剧。在古镇上遛达、散步，大凡弄堂、古街，她每天都要去走一趟。
生活在得天独厚的水乡，母亲特别喜爱吃小的活蹦乱跳的野鲫鱼，而且她从不用油煎而是炖着吃；因为喜欢起早，每天也能买到农民们进镇来卖的时鲜蔬菜。她还时常买上一只七八两重的小甲鱼，用火腿肉炖着吃。她很少吃什么补品，儿女们逢年过节给老人家送去的补品她常常转送掉了。她既喜欢吃乌镇的酥糖和姑嫂饼，也喜欢吃南瓜和番薯。她为我们这五个已经步入老年的兒女做出了“行为示范”的老年人生。
母亲不愿拖累儿女，晚年一人独居，86岁时还硬硬朗朗地自己买菜、烧饭、洗衣服。那年秋天，老人家突发脑血栓，我当时还有一个学期的工作任务，只好在双休日前往照顾。原想退休后把母亲接到家中亲自侍候，没想到我退休后只侍候了八天时间，母亲就不幸辞世了……从此，思念母亲便成了我们的永恒话题。
一次又提起了旧话：当年，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的遗言要将遗体埋到绍兴老家的山上去。于是，母亲先将父亲的棺木简单地放在乌镇农村的土地上，棺木下面放上装满石灰的罐以防棺木受潮，又用稻草将棺木捂严，等到周年后，母亲叫来个远房侄子用一条农用小船，先将棺木运往杭州，再经火车运往绍兴城，又用小船运到老家汤湾……当时只有46岁的母亲竟然会有如此的壮举！
母亲，我们永远感念您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