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表现手法迥异的人物传记，那就是选自《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列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史记》中的众多传记基本都是运用叙述描写的方式完成的，而且突出了正面叙写，但《屈原列传》则不同，主要表现在运用了较多的侧面叙写和抒议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一，屈原在司马迁之前的历史上影响并不大，史料记载少而不详，最可靠的材料恐怕只有屈原的诗篇了。给这样一位伟大诗人作传难度是相当大的。屈原只是一位爱国诗人，也是一位失意的政治家。所谓失意，就难有成就，也就是难有事迹可表。用传记的常式去写肯定捉襟见肘。
　　其二，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屈原确实是一位可歌可泣令人同情敬佩的高洁之士，不让他名垂青史，在司马迁看来是说不过去的。
　　其三，从《屈原列传》看，司马迁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和心力。这大概与他对屈原、贾谊的同情与惺惺相惜有关。因为屈原、贾谊跟自己的遭遇毕竟太相似了，写他们不能不说里面有司马迁的个人情绪寄托，这从文中的抒议文字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这篇传记。全文共12段，其中1、2、10、11四段是正面叙述的，4、5、6、7、12五段为侧面表现，3、8、9三段以议论抒情为主，从这个比重可看出表现手法的多样。正面表现是人物传记的常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里不必赘言。而侧面表现则是一种比较虚的手法，但与实的正面叙写结合起来则可以收到虚实相生的效果。那司马迁是怎样以虚生实的呢？他叙述楚国每况愈下的历史，就是要告诉读者，楚国离开了屈原才会这样。也就是说他把楚国的兴衰与屈原的个人荣辱捆绑在一起了，即屈原在位则楚国兴，屈原罢黜则楚国衰——外交失策，军事失利，土地被削割，而这一切恰恰是在离开屈原的日子里发生的。这种对比性的表现不但没有使表现力有所减弱，反而有增强之势。试想，一个辅国的大夫的个人荣辱竟关系社稷的存亡，他的人格与才能还有谁能与之相比呢？
　　再来说说抒议。议论的一般功能就是揭示实质，提升思想。《屈原列传》也是这样。通过议论，司马迁认为屈原的人格节操可以“与日月争光”，这在一部《史记》中几人能够？而且这种议论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对《离骚》的解读，就用了大量的事理分析和情理推测，饱含激情，有强烈的抒情性。作者似乎就是屈原的知己，又似乎就是屈原本人，对于一个连生卒年代都不详，事件发生的时间又极其模糊的屈原，作者何以能这样感同身受地去表现呢？我想，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则是最好的答案——“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通过《屈原列传》，人们了解了屈原和他的诗作，了解了他的拳拳忠君之心、爱国之志，了解了他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境，也了解了他高远的志向和清高洁的人格精神，同时也了解了司马迁。
　　（作者单位：镇原县孟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