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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日本乐坛大神级作曲家坂本龙一的一段采访在中日两国音乐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他的大意是：“音乐之力”是非常讨厌的词汇，音乐人如果抱着治愈他人的目的创作音乐，是非常丢脸的行为。彼时，国内正值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阶段，不少音乐人站出来创作公益歌曲，为战疫鼓劲。坂本龙一的观点很快在国内传开，在一篇某音乐自媒体发布的《没人想听你写的救灾歌曲》下，许多网友表达了认同。“在疫情期唱歌真的没有用”“有比写歌更重要的事”等回复也获得了高赞。即便如此，也有许多人为抗疫歌曲的创作鸣不平：音乐确有治愈力，音乐治疗是一项专门的学科，有许多人通过音乐走出了绝境。
很快，一场有关“音乐之力”的大讨论在音乐圈子里流传开去。
音乐人有表达情感的权利遭遇批评的关键在于粗制滥造
早在2013年，歌手韩红就发文表达过对灾难时期写歌的不理解。她说：“我特别不明白，也明确表态我很反感。为什么一有灾难总就有人写歌，找歌手来唱歌？”多年之后，韩红的观点又被网友翻出来，作为“灾难时期音乐无用”的佐证。
大多职业音乐人士说：“好听是音乐的基础，歌曲切勿粗制滥造。”音乐人班建东说道，他在流行音乐圈工作多年，也为抗击疫情创作了歌曲。作为专业音乐院校音乐教师的蔡奕滨也认为，音乐人出于情感的抒发，有创作的权利，每个听众的选择标准是不同的，不应该过分苛责。
国内公益歌曲的创作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成功拓宽了国内公益歌曲创作的道路。此后，从SARS到“5·12”汶川大地震，面对灾难，一首首抗击灾难的歌曲应运而生。有一些甚至传唱至今，成为时代经典。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一首歌曲从创意、制作到传播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打开各大音乐平台的抗疫歌曲专题，素人音乐人的创作占到了绝大多数。可以说，在2020年的今天，在创作与传播都变得简易化后，人人都可以写歌。当数量一旦庞大，精品就愈难被发现，粗制滥造的比重也就大幅上升，因此也会受到听众诟病。
“但音乐从古至今都为人类带來了许多正面的力量，音乐艺术创作本身是有意义的。”音乐治疗行业委员会指定督导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教师王露洁说，音乐会唤起人们的生理反应，这是科学事实。
王露洁提到，她在救助站工作时遇到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流浪儿童，常常哼唱某首抗疫歌曲，说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在她看来，这首歌在技术上也许算不上好的音乐作品，但它却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给一些人带来支持和鼓励。“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不分高级低级。所以在疫情时期，创作音乐是有感而发、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只不过作为音乐人，我们应该尽量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音乐治疗人本的治疗方式
20世纪40年代，音乐治疗在美国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音乐治疗已经成为一门成熟完善的学科，世界各国随后也陆续建立起音乐治疗的科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音乐治疗传入亚洲，我国也开始在各大音乐专业院校开设音乐治疗专业。2003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师走进SARS重症监护室，为多名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音乐治疗的专业支持。
无可否认的是，从科学角度来看，音乐作为工具，在专业音乐治疗师的操作下，可以用于治疗疾病。但这也并非是说，抗疫歌曲就能治疗疫情带来的创伤。“好的抗疫歌曲确实能抚慰人心，激励大众，但这更多是音乐欣赏的角度，和专业的音乐治疗还是相距甚远。”王露洁说道。
音乐治疗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医学、心理学、音乐学等范畴，多用于特殊儿童群体、老年人认知障碍以及抑郁症的治疗，通常要经过评估病人情况、确定治疗目标、建立治疗方案、再次评估等一系列专业流程。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在半小时到90分钟不等。
“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需要，音乐治疗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王露洁谈道，在音乐治疗中尤为重要的音乐这一环，视情况而定会采用即兴演奏的音乐或现成的音乐。“因为病人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根据病人情绪状态的不同去调整音乐的形式和内容。” 针对自闭症孩子，即兴的音乐活动能很快跟孩子建立起联结，帮助他们减轻焦虑、表达自我。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患者，采用歌曲讨论、音乐创作的方式对于激活大脑中的对应区域，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则更加有效。
当语言失效的时候我们靠音乐说话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四川音乐学院就已经收到不少省内医院发来的信息，希望专业的音乐治疗能够介入，帮助前往武汉一线支援的医务工作者缓解情绪压力。四川音乐学院立即组建工作组，制作了一些音乐干预音频。但线上的沟通以及武汉医务工作的繁忙，使完整的干预措施实施起来有难度。“我们及时调整对策，改为提供‘音乐自我照顾’的专业方法，使医护人员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用音乐帮助自己调整情绪、放松减压。”
此前，因为疫情的隔离需要，一部分住院的小朋友无法回家，令家长和医院工作人员备感焦灼。音乐治疗团队针对防疫需求制作了音乐干预视频，让家长和医护人员通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带领孩子们开展放松减压的音乐活动。
“当语言失效的时候，我们靠音乐说话。”王露洁提到了安徒生的名言，对于她而言，音乐之于人类，不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滋养心灵，治愈创伤。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日趋稳定，是介入疫后心理支持工作的时机，或许往后社会对于音乐治疗的需求还会越来越多。
很快，一场有关“音乐之力”的大讨论在音乐圈子里流传开去。
音乐人有表达情感的权利遭遇批评的关键在于粗制滥造
早在2013年，歌手韩红就发文表达过对灾难时期写歌的不理解。她说：“我特别不明白，也明确表态我很反感。为什么一有灾难总就有人写歌，找歌手来唱歌？”多年之后，韩红的观点又被网友翻出来，作为“灾难时期音乐无用”的佐证。
大多职业音乐人士说：“好听是音乐的基础，歌曲切勿粗制滥造。”音乐人班建东说道，他在流行音乐圈工作多年，也为抗击疫情创作了歌曲。作为专业音乐院校音乐教师的蔡奕滨也认为，音乐人出于情感的抒发，有创作的权利，每个听众的选择标准是不同的，不应该过分苛责。
国内公益歌曲的创作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成功拓宽了国内公益歌曲创作的道路。此后，从SARS到“5·12”汶川大地震，面对灾难，一首首抗击灾难的歌曲应运而生。有一些甚至传唱至今，成为时代经典。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一首歌曲从创意、制作到传播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打开各大音乐平台的抗疫歌曲专题，素人音乐人的创作占到了绝大多数。可以说，在2020年的今天，在创作与传播都变得简易化后，人人都可以写歌。当数量一旦庞大，精品就愈难被发现，粗制滥造的比重也就大幅上升，因此也会受到听众诟病。
“但音乐从古至今都为人类带來了许多正面的力量，音乐艺术创作本身是有意义的。”音乐治疗行业委员会指定督导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教师王露洁说，音乐会唤起人们的生理反应，这是科学事实。
王露洁提到，她在救助站工作时遇到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流浪儿童，常常哼唱某首抗疫歌曲，说自己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在她看来，这首歌在技术上也许算不上好的音乐作品，但它却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给一些人带来支持和鼓励。“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不分高级低级。所以在疫情时期，创作音乐是有感而发、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只不过作为音乐人，我们应该尽量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音乐治疗人本的治疗方式
20世纪40年代，音乐治疗在美国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音乐治疗已经成为一门成熟完善的学科，世界各国随后也陆续建立起音乐治疗的科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音乐治疗传入亚洲，我国也开始在各大音乐专业院校开设音乐治疗专业。2003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师走进SARS重症监护室，为多名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音乐治疗的专业支持。
无可否认的是，从科学角度来看，音乐作为工具，在专业音乐治疗师的操作下，可以用于治疗疾病。但这也并非是说，抗疫歌曲就能治疗疫情带来的创伤。“好的抗疫歌曲确实能抚慰人心，激励大众，但这更多是音乐欣赏的角度，和专业的音乐治疗还是相距甚远。”王露洁说道。
音乐治疗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医学、心理学、音乐学等范畴，多用于特殊儿童群体、老年人认知障碍以及抑郁症的治疗，通常要经过评估病人情况、确定治疗目标、建立治疗方案、再次评估等一系列专业流程。根据不同病人的情况，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在半小时到90分钟不等。
“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需要，音乐治疗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王露洁谈道，在音乐治疗中尤为重要的音乐这一环，视情况而定会采用即兴演奏的音乐或现成的音乐。“因为病人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根据病人情绪状态的不同去调整音乐的形式和内容。” 针对自闭症孩子，即兴的音乐活动能很快跟孩子建立起联结，帮助他们减轻焦虑、表达自我。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患者，采用歌曲讨论、音乐创作的方式对于激活大脑中的对应区域，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则更加有效。
当语言失效的时候我们靠音乐说话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四川音乐学院就已经收到不少省内医院发来的信息，希望专业的音乐治疗能够介入，帮助前往武汉一线支援的医务工作者缓解情绪压力。四川音乐学院立即组建工作组，制作了一些音乐干预音频。但线上的沟通以及武汉医务工作的繁忙，使完整的干预措施实施起来有难度。“我们及时调整对策，改为提供‘音乐自我照顾’的专业方法，使医护人员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用音乐帮助自己调整情绪、放松减压。”
此前，因为疫情的隔离需要，一部分住院的小朋友无法回家，令家长和医院工作人员备感焦灼。音乐治疗团队针对防疫需求制作了音乐干预视频，让家长和医护人员通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带领孩子们开展放松减压的音乐活动。
“当语言失效的时候，我们靠音乐说话。”王露洁提到了安徒生的名言，对于她而言，音乐之于人类，不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滋养心灵，治愈创伤。
目前，随着国内疫情日趋稳定，是介入疫后心理支持工作的时机，或许往后社会对于音乐治疗的需求还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