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混合所有制重在国企改革，因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要让所有国企都必须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治理结构，特别是改革人事制度，在此基础上，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保留国有独资形式之外，其他应发展为股权多元化公司。要探索完善国有产权、股权流转机制，积极引进各类投资者特别是民营资本，在发展混合制经济过程中逐步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要强化公开透明和规范运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三个尺度。
　　产权多元化需一企一策。要厘清同一企业中的公益性业务、政策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科学进行业务分拆。针对不同的业务，进行针对性的产权多元化改革，通过特别股权（金股、优先股）保障国家对企业在国家利益层面的控制权。对未证券化的国有资产，要加快证券化进程，确保国有产权退出过程中资本价值公允公开。大型央企资产和资本规模巨大，而中国民营资本规模整体偏小，根本无法对这些央企实现真正意义产权多元化，因此国家需完善资本市场，设立国家信用担保杠杆基金，为民资逐步进入国企提供资金支持。产权多元化过程中，严格限制境外资本进入，重要央企多元化改革，应禁止境外资本参与，必须国家立法确保国有资产出售过程中的全部收益划拨给社保基金。
　　严禁国企MBO与ESOP（员工持股计划）。中国没有国企MBO成长的经济环境与条件，根本在于国企所有人缺位。国资委只是代为监管，在MBO过程中同谋角色并不鲜见。
　　比如内部人控制。国企高层经理大多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很难保证他们都会对目标公司资产负责，经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恶意经营和操纵账目来控制目标公司的价格，MBO过程中，目标国企价值严重低估，资产流失。
　　比如暗箱操作。国企基本是政府掌握着全部或者大部控制权，对目标公司的收购无法完全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进行，也无法形成公正的市场价格，更无法形成MBO正常运作的市场秩序，整个MBO的运作，或处于暗箱操作中，或处于以政府行政方式决定的弊端中，极易导致钱权交易盛行。
　　再比如行政化贷款。大部国企资产规模大，仅靠管理层自有资金不可能MBO，必须要杠杆资金，国有银行占据着国家的大多数金融资源，MBO所需要的资金主要通过国有银行获得（或明或暗），而行政化国有银行同样可能成为钱权交易的地方。
　　因此，国企的MBO过程，实际上是由国家出钱贷款给具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收购属于全民的股权，再通过国家控制的证券交易，“合法”地把国有财产变成少数个人所有或者廉价卖给国际资本，必须严禁。
　　至于国企ESOP，完全是慷全民财产之慨，饱内部团体之利，ESOP在中国只适合充分竞争的集体所有制中小企业。对于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能成为正式员工都是隐形福利，还需要ESOP激励？需要的是真正市场化的用人制度、绩效考核和内部管理体系。
　　切实维护好民营资本利益。截至2012年年底，仅百余家归属于国资委的央企资产总额达30万亿元（不包括地方国企、金融国企），与全国1000万户私营企业资产总额相当。“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盈利方面，仅五家国有银行全年利润就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国资强势可见一斑。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了吸引民间资本投资进入国企领域政策，但种种存在的“玻璃门”，将民间资本拒之门外，收效甚微。2009年，云南红塔与陈发树的新华都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按照约定，前者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陈发树，陈发树随后一次性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逾22亿元，但云南红塔并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2亿元成了“无息贷款”，至今尚无明确结论。2009年的山西煤改也让民资很受伤，这场“政府牵头、行政命令、国企收编”的运动，一夜之间就让民资出局，笔者不反对此次整改，但粗暴的方式让民资胆寒。类似还有2003年陕西地方政府强制收回民营油井事件。
　　悬殊的实力差距使民企在与国企的合作中很难获得平等地位，即使出资入股国企也很难获得话语权。国企的政企不分也导致民企遭遇“非常”待遇，既不平等又无保障的合作只能令民企望而却步。如果民资权益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和制度保障，民资可能成为国企改革的垫脚石。混合制改革又岂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