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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全世界都会兴奋地侧耳倾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声音。按照常规,诺贝尔委员会会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先后宣布当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被分别由来自英国、日本和美国的6位科学家获得;文学奖由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获得;经济学奖则由美英两国的3位经济学家分享
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秘鲁-西班牙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斯德哥尔摩的这一选择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却并非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瑞典学院10月7日宣布,巴尔加斯·略萨因“对权力结构的图绘,及对个人抵抗、反叛及失败的尖锐呈现”而获奖。像以往大多数该奖得主一样,对巴尔加斯·略萨所下的这一断语,毫无疑问也指涉政治。
巴尔加斯·略萨曲折的政治人生,与其多产的文学实践一样,丰富而复杂,两者又紧密相交,绝不可轻易分离。有怎样的人生,就有怎样的创作。人生是政治,文学亦然。对作家而言,与文学背离的人生是虚伪的人生,与人生背离的文学同样是虚伪的文学。
向左走,向右走
我们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欣赏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丰富、坚定、形式独特、技艺出众,有时不乏幽默。批评他的人却聚焦他由左及右的政治选择,甚至他的亲欧思想,乃至晚年得到的西班牙国籍。
当然,这些都是事实。
墨西哥小说家路易莎·巴伦苏埃拉表示,对今年的诺贝尔奖感到震惊,“鉴于马里奥的政治转向,我宁愿是卡洛斯·富恩特斯获奖。”她对墨西哥《每日报》说。
更直接的怒火宣泄于社会化网络Twitter。甚至有人称:“诺贝尔奖给了一个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支持西班牙裔、反土著权利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拉美成了欧洲的后院。”
冷战时期,美国势力大举在拉丁美洲地区渗透,扶植多个右翼独裁政府的反动统治,甚至暗中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任由这些政权在本国施行残酷镇压,对异见者进行大规模逮捕、拷打、监禁和处决。像众多拉美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巴尔加斯·略萨自然地选择了左派阵营。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曾加入共产主义读书会,深入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又折服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帝。
然而,渐渐地,古巴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其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与左翼渐行渐远。1971年,古巴政府将诗人埃尔维托·帕迪利亚下狱后,巴尔加斯·略萨公开参与签名,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就此成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了他与一众故旧决裂的分水岭。
到了1989年,他又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维托·藤森,随后再度远走欧洲和美国,并为免于藤森剥夺其秘鲁国籍计,于1993入籍西班牙。
无论左右旨在反独裁
在左派看来,巴尔加斯·略萨的右转是对古巴革命精神的背叛。他的私有化主张,亦与当今拉美政坛的主流风向逆势而行,因而注定得不到对社会主义怀有希望之底层民众,特别是土著贫下中农的拥戴。但巴尔加斯·略萨一再声言,对他本人不能以左派或右派划分,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他的政治观念,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反独裁的,既反左的、也反右的独裁者。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告诉CNN西班牙语频道,秘鲁过去的独裁政府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均是他曾抨击的目标。“可以说在某种形式上,我是独裁制度的专家。”他说,“这也许就是我的小说中如此频繁涉及独裁制度的原因所在,也许这就是我批判一切独裁制度,而且从无例外的原因所在。”
的确,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一点。从出道时起,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便始终以揭露、批判独裁制度之丑恶为己任。1962年的首部长篇《城市与狗》,以他本人年少时在本国首都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黑暗的士官生生活为素材,实际的目标乃当时的军事独裁制度。小说出版后即在秘鲁遭禁,军校则在阅兵场上公开焚烧了一千册《城市与狗》。
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亦揭露政党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军警的暴虐和宗教的虚伪。三年后,《酒吧长谈》出版,则以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叙述,直指奥得利亚将军1948～1956年野蛮统治期间秘鲁黑暗的社会现实。此书以七百余页的篇幅,辛辣地描写了政府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晚至2000年出版的《公羊的节日》,亦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
“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反叛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观念,也便是他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他痛恨独裁之恶,强调小说和作家均应以反抗精神立世,并用这样的文学去改变历史。
1967年,《绿房子》为他赢得了当年的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当年8月4日,他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领奖,并发表受奖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讲词题为《文学是火》(La literatura es fuego),在中国鲜受注意,却是巴尔加斯·略萨文学观最早、也是最明确的呈现,亦为理解他的关键所在。
“文学是火,意味着她不趋附,不屈从,作家的存在理由便是抗议、反对和批判。”他说,“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反叛形式,她不能接受束身的囚衣,任何意在弯折其愤怒和反抗之天性的企图,都注定遭到失败。文学宁可去死,也决不会服从。”
他一直奉行这一理念,并深信文学可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发挥作用。2007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说:“词语即行动……通过写作,人可以改变历史。”在那些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受到压制的社会中,他相信,文学可以成为传递政治思想的载体。“如果你住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国家,那么或多或少,文学往往就会成为探寻世界真相的唯一途径。”他说。
诺奖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期,诞生了四大耀眼明星: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其中又以后两位亮度最强,知名度最高。
而巴尔加斯·略萨虽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九岁,成名却更早。他的作品广泛流布于整个世界,其中许多小说,如《潘上尉与劳军女郎》,非常畅销。
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始,巴尔加斯·略萨便成为最早引进中国的当代非社会主义阵营作家之一。三十年来,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均有翻译和出版,且从未中断。十年前,赵德明等翻译家甚至还发起过一项雄心勃勃的巴尔加斯·略萨全集出版计划。但各种原因最终半途夭折。而在本年度的诺贝尔奖宣布之后,多家中国内地出版社立即宣布了加印、重印、再版或新出其作品的计划。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仍然是外国严肃文学在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发动机。2009年该奖得主、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的中译作品集亦已上市,集合其十三部主要作品为十本,除小说外,亦包括其诗歌和非虚构作品,乃近年来对诺贝尔奖新贵最大规模的集中译介。
在本地文学少见佳作,并陷入持续贫乏的局面下,诺贝尔奖送来的赫塔·米勒,以及重新提振的巴尔加斯·略萨无疑令人鼓舞,亦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乃至作家本人的人生实践,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标杆,远远地立在忽明忽暗的前方,也许每年只会闪亮一次,却也能送来微光,照亮人生的困顿,心灵的暗地和文学的迷茫。
这,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于中国读者的最大意义。★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被分别由来自英国、日本和美国的6位科学家获得;文学奖由秘鲁-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获得;经济学奖则由美英两国的3位经济学家分享
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秘鲁-西班牙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斯德哥尔摩的这一选择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却并非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瑞典学院10月7日宣布,巴尔加斯·略萨因“对权力结构的图绘,及对个人抵抗、反叛及失败的尖锐呈现”而获奖。像以往大多数该奖得主一样,对巴尔加斯·略萨所下的这一断语,毫无疑问也指涉政治。
巴尔加斯·略萨曲折的政治人生,与其多产的文学实践一样,丰富而复杂,两者又紧密相交,绝不可轻易分离。有怎样的人生,就有怎样的创作。人生是政治,文学亦然。对作家而言,与文学背离的人生是虚伪的人生,与人生背离的文学同样是虚伪的文学。
向左走,向右走
我们可以有一万种理由欣赏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丰富、坚定、形式独特、技艺出众,有时不乏幽默。批评他的人却聚焦他由左及右的政治选择,甚至他的亲欧思想,乃至晚年得到的西班牙国籍。
当然,这些都是事实。
墨西哥小说家路易莎·巴伦苏埃拉表示,对今年的诺贝尔奖感到震惊,“鉴于马里奥的政治转向,我宁愿是卡洛斯·富恩特斯获奖。”她对墨西哥《每日报》说。
更直接的怒火宣泄于社会化网络Twitter。甚至有人称:“诺贝尔奖给了一个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支持西班牙裔、反土著权利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拉美成了欧洲的后院。”
冷战时期,美国势力大举在拉丁美洲地区渗透,扶植多个右翼独裁政府的反动统治,甚至暗中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任由这些政权在本国施行残酷镇压,对异见者进行大规模逮捕、拷打、监禁和处决。像众多拉美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巴尔加斯·略萨自然地选择了左派阵营。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曾加入共产主义读书会,深入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又折服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帝。
然而,渐渐地,古巴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其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与左翼渐行渐远。1971年,古巴政府将诗人埃尔维托·帕迪利亚下狱后,巴尔加斯·略萨公开参与签名,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就此成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了他与一众故旧决裂的分水岭。
到了1989年,他又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维托·藤森,随后再度远走欧洲和美国,并为免于藤森剥夺其秘鲁国籍计,于1993入籍西班牙。
无论左右旨在反独裁
在左派看来,巴尔加斯·略萨的右转是对古巴革命精神的背叛。他的私有化主张,亦与当今拉美政坛的主流风向逆势而行,因而注定得不到对社会主义怀有希望之底层民众,特别是土著贫下中农的拥戴。但巴尔加斯·略萨一再声言,对他本人不能以左派或右派划分,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他的政治观念,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反独裁的,既反左的、也反右的独裁者。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告诉CNN西班牙语频道,秘鲁过去的独裁政府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均是他曾抨击的目标。“可以说在某种形式上,我是独裁制度的专家。”他说,“这也许就是我的小说中如此频繁涉及独裁制度的原因所在,也许这就是我批判一切独裁制度,而且从无例外的原因所在。”
的确,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一点。从出道时起,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便始终以揭露、批判独裁制度之丑恶为己任。1962年的首部长篇《城市与狗》,以他本人年少时在本国首都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黑暗的士官生生活为素材,实际的目标乃当时的军事独裁制度。小说出版后即在秘鲁遭禁,军校则在阅兵场上公开焚烧了一千册《城市与狗》。
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亦揭露政党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军警的暴虐和宗教的虚伪。三年后,《酒吧长谈》出版,则以更为直接和强烈的叙述,直指奥得利亚将军1948～1956年野蛮统治期间秘鲁黑暗的社会现实。此书以七百余页的篇幅,辛辣地描写了政府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晚至2000年出版的《公羊的节日》,亦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
“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反叛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观念,也便是他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他痛恨独裁之恶,强调小说和作家均应以反抗精神立世,并用这样的文学去改变历史。
1967年,《绿房子》为他赢得了当年的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当年8月4日,他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领奖,并发表受奖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讲词题为《文学是火》(La literatura es fuego),在中国鲜受注意,却是巴尔加斯·略萨文学观最早、也是最明确的呈现,亦为理解他的关键所在。
“文学是火,意味着她不趋附,不屈从,作家的存在理由便是抗议、反对和批判。”他说,“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反叛形式,她不能接受束身的囚衣,任何意在弯折其愤怒和反抗之天性的企图,都注定遭到失败。文学宁可去死,也决不会服从。”
他一直奉行这一理念,并深信文学可以在更大的层面上发挥作用。2007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说:“词语即行动……通过写作,人可以改变历史。”在那些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受到压制的社会中,他相信,文学可以成为传递政治思想的载体。“如果你住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国家,那么或多或少,文学往往就会成为探寻世界真相的唯一途径。”他说。
诺奖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期,诞生了四大耀眼明星: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其中又以后两位亮度最强,知名度最高。
而巴尔加斯·略萨虽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九岁,成名却更早。他的作品广泛流布于整个世界,其中许多小说,如《潘上尉与劳军女郎》,非常畅销。
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始,巴尔加斯·略萨便成为最早引进中国的当代非社会主义阵营作家之一。三十年来,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均有翻译和出版,且从未中断。十年前,赵德明等翻译家甚至还发起过一项雄心勃勃的巴尔加斯·略萨全集出版计划。但各种原因最终半途夭折。而在本年度的诺贝尔奖宣布之后,多家中国内地出版社立即宣布了加印、重印、再版或新出其作品的计划。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仍然是外国严肃文学在中国市场上最大的发动机。2009年该奖得主、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的中译作品集亦已上市,集合其十三部主要作品为十本,除小说外,亦包括其诗歌和非虚构作品,乃近年来对诺贝尔奖新贵最大规模的集中译介。
在本地文学少见佳作,并陷入持续贫乏的局面下,诺贝尔奖送来的赫塔·米勒,以及重新提振的巴尔加斯·略萨无疑令人鼓舞,亦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乃至作家本人的人生实践,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标杆,远远地立在忽明忽暗的前方,也许每年只会闪亮一次,却也能送来微光,照亮人生的困顿,心灵的暗地和文学的迷茫。
这,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于中国读者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