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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出生于1984年，先后出版了《日本走向何方》《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和《中国的逻辑》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此外，他还身兼大学老师、特约评论员、翻译、导演、长跑运动员等多个身份。他被媒体评价为：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以年轻人的勇猛深入草根，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
为活着而奋斗
加藤嘉一出生在日本伊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伊豆是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有着舞女、温泉和雪景的地方，而对加藤来说，那里是距离东京很远的闭塞乡村，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很贫困。三岁时因为贪玩，加藤嘉一骑的小童车撞上了大卡车，虽然劫后余生，但留下了几处永久的伤疤和右耳伤残。
加藤嘉一的爸爸是一名运动员，所以他自小也很喜欢体育锻炼，包括柔道、棒球和长跑。13 岁时，加藤就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柔道运动员了，后来又改练田径，曾获得日本田径大赛的第四名。虽然年少时加藤嘉一就表现出了优秀的潜质，但苦于家境贫寒，父亲被人四处追债，几乎没有得到同龄人拥有的快乐。
为了补贴家用，加藤嘉一曾连续六年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给附近的街区送报纸，六点再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放学后完成自己的作业，再帮弟弟妹妹们做辅导，直到晚上十点多，平均每天睡四小时。
高二时，加藤嘉一的英语成绩十分优异，考托福几乎得了满分，于是他开始尝试着做日英翻译，同时还在汽车店里兼做维修工，在体育服装公司做模特。
在日本，一般收讨债务的财务公司都有黑社会背景，为了让父母安心挣钱，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社会社团谈判，这几乎是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他被毒打一顿，逼债者横在他脖子上的刀差点切断了他的颈动脉，后来还是加藤嘉一服务的那家翻译公司老总出于同情，帮忙调解了此事。从那以后，加藤嘉一的身上又多了几处永远无法消褪的疤痕。
读书、兼职，还要面对黑社会的追债，加藤嘉一不得已放弃了田径，决定退役。巨大的悲痛，加上他不服输的性格，在高中毕业模拟考试时，他从全班中等偏下的成绩，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的水平。
回忆那段岁月时，他说：“我没经历过童年时代，也没经历过少年时代，更没经历过青春时代，似乎从记事起，我就在为能活下来而奋斗着。”
在北大的日子
高中毕业后，加藤嘉一的理想是去联合国当国际公务员，但当时父亲已经申请破产，家庭条件不允许他到欧美留学。2003年，加藤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取了东京大学法学系，也正是那一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一位来自北大的游学讲师。交往中，老师给他说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这深深吸引了迫切需要机会的加藤嘉一。于是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学，来到北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
刚到中国的加藤嘉一正好遇到非典疫情爆发，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执意留在北京，结果一进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一号楼，灯坏了，加藤嘉一哭了。
经过了忧伤的第一周，很快，加藤嘉一就意识到来中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看到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这对喜欢观察国际社会的加藤嘉一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慢慢地，他适应了留学生的生活。每天傍晚，加藤嘉一都会去未名湖畔一座教学楼，从保安那里取回他们不读的《人民日报》，每晚七点回到勺园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他深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反映中国领导层的方向、意志和决心，认真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对理解中国，观察中国非常重要。这种习惯坚持了七年。大学的所有课程，加藤分数最高的是《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门课。
《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是加藤了解中国官方意志的渠道，互联网以及来自中国草根的声音，更是加藤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这两个体系，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中国。
在北大，加藤嘉一从本科到硕士，一呆就是六年，这六年正好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收获颇丰。200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5月3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大访问，加藤嘉一代表外国留学生跟他进行了交流。
多重身份一个目标
在北大期间，加藤嘉一一直延续着从小就养成的生存节奏，但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六年中，他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参加、主持、策划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五十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说：“这些身份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中国。” 加藤嘉一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部分年轻人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他对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充满好奇。
与加藤嘉一有过接触的人，会惊叹于他与人打交道的技巧，这是一个日本人吗？和中国人打交道甚至比中国人还老道。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作品中，不仅把中文运用得流利而且圆润，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言谈中还不时爆出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
“不要以为考上名牌大学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我身在北大，经常和北大的学生聊天，知道很多学生的内心很纠结……”“我们寻找了很多制造能源的方法，一度以为核能是最好的，而最近这次地震海啸造成的核泄漏让我们知道，核能源也是不靠谱的……”“经过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的‘被’现象不仅仅是体制的原因……”
加藤嘉一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的，“我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同龄人，看到外国人如此关心中国能够有所反思。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发展问题是未来的问题，没有人把中国的问题纯粹看作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将其当作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一个参照。
来自日本，加藤嘉一被少数有着民族情绪的中国网友指斥为“间谍”。在中国被骂，在日本他同样被骂。每一次回日本，都有人骂他，很多日本人说他吃里爬外。对此，加藤嘉一有时也觉得很委屈。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独立的思考者，独立地写文章，不被任何人的批评所影响，不管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他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总要有人站起来给出不同的声音，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发展，而他就是那个独立发声的人。
加藤嘉一说当国际公务员的理想还在，有一天，他也许会离开中国，但他已经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一块人生基地。
图片由CFP提供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为活着而奋斗
加藤嘉一出生在日本伊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伊豆是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有着舞女、温泉和雪景的地方，而对加藤来说，那里是距离东京很远的闭塞乡村，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很贫困。三岁时因为贪玩，加藤嘉一骑的小童车撞上了大卡车，虽然劫后余生，但留下了几处永久的伤疤和右耳伤残。
加藤嘉一的爸爸是一名运动员，所以他自小也很喜欢体育锻炼，包括柔道、棒球和长跑。13 岁时，加藤就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柔道运动员了，后来又改练田径，曾获得日本田径大赛的第四名。虽然年少时加藤嘉一就表现出了优秀的潜质，但苦于家境贫寒，父亲被人四处追债，几乎没有得到同龄人拥有的快乐。
为了补贴家用，加藤嘉一曾连续六年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给附近的街区送报纸，六点再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放学后完成自己的作业，再帮弟弟妹妹们做辅导，直到晚上十点多，平均每天睡四小时。
高二时，加藤嘉一的英语成绩十分优异，考托福几乎得了满分，于是他开始尝试着做日英翻译，同时还在汽车店里兼做维修工，在体育服装公司做模特。
在日本，一般收讨债务的财务公司都有黑社会背景，为了让父母安心挣钱，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社会社团谈判，这几乎是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他被毒打一顿，逼债者横在他脖子上的刀差点切断了他的颈动脉，后来还是加藤嘉一服务的那家翻译公司老总出于同情，帮忙调解了此事。从那以后，加藤嘉一的身上又多了几处永远无法消褪的疤痕。
读书、兼职，还要面对黑社会的追债，加藤嘉一不得已放弃了田径，决定退役。巨大的悲痛，加上他不服输的性格，在高中毕业模拟考试时，他从全班中等偏下的成绩，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的水平。
回忆那段岁月时，他说：“我没经历过童年时代，也没经历过少年时代，更没经历过青春时代，似乎从记事起，我就在为能活下来而奋斗着。”
在北大的日子
高中毕业后，加藤嘉一的理想是去联合国当国际公务员，但当时父亲已经申请破产，家庭条件不允许他到欧美留学。2003年，加藤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取了东京大学法学系，也正是那一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一位来自北大的游学讲师。交往中，老师给他说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这深深吸引了迫切需要机会的加藤嘉一。于是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学，来到北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
刚到中国的加藤嘉一正好遇到非典疫情爆发，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执意留在北京，结果一进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一号楼，灯坏了，加藤嘉一哭了。
经过了忧伤的第一周，很快，加藤嘉一就意识到来中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看到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这对喜欢观察国际社会的加藤嘉一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慢慢地，他适应了留学生的生活。每天傍晚，加藤嘉一都会去未名湖畔一座教学楼，从保安那里取回他们不读的《人民日报》，每晚七点回到勺园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他深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反映中国领导层的方向、意志和决心，认真阅读《人民日报》，收看《新闻联播》，对理解中国，观察中国非常重要。这种习惯坚持了七年。大学的所有课程，加藤分数最高的是《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门课。
《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是加藤了解中国官方意志的渠道，互联网以及来自中国草根的声音，更是加藤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这两个体系，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中国。
在北大，加藤嘉一从本科到硕士，一呆就是六年，这六年正好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收获颇丰。200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5月3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大访问，加藤嘉一代表外国留学生跟他进行了交流。
多重身份一个目标
在北大期间，加藤嘉一一直延续着从小就养成的生存节奏，但已经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六年中，他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参加、主持、策划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五十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说：“这些身份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了解中国。” 加藤嘉一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部分年轻人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他对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充满好奇。
与加藤嘉一有过接触的人，会惊叹于他与人打交道的技巧，这是一个日本人吗？和中国人打交道甚至比中国人还老道。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作品中，不仅把中文运用得流利而且圆润，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言谈中还不时爆出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
“不要以为考上名牌大学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我身在北大，经常和北大的学生聊天，知道很多学生的内心很纠结……”“我们寻找了很多制造能源的方法，一度以为核能是最好的，而最近这次地震海啸造成的核泄漏让我们知道，核能源也是不靠谱的……”“经过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的‘被’现象不仅仅是体制的原因……”
加藤嘉一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的，“我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同龄人，看到外国人如此关心中国能够有所反思。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发展问题是未来的问题，没有人把中国的问题纯粹看作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将其当作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一个参照。
来自日本，加藤嘉一被少数有着民族情绪的中国网友指斥为“间谍”。在中国被骂，在日本他同样被骂。每一次回日本，都有人骂他，很多日本人说他吃里爬外。对此，加藤嘉一有时也觉得很委屈。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独立的思考者，独立地写文章，不被任何人的批评所影响，不管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他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总要有人站起来给出不同的声音，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发展，而他就是那个独立发声的人。
加藤嘉一说当国际公务员的理想还在，有一天，他也许会离开中国，但他已经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一块人生基地。
图片由CFP提供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