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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农民张天青坐在床上，轻轻翻看着一本照相簿。照片上，并排躺在暖箱中的四个婴儿，身体比成年人的手掌长不了多少。那是她尚未满月的四胞胎儿女。
一男三女四个体重都还不足1500克的小家伙已经取了名字，分别叫做付曦、付楠、付漪、付媛，谐音是他们的出生地“西南医院”。
还在坐月子的张天青，目前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南医院刚刚开设的“院前医疗救助中心”里，这里距离医院大门只有100多米。
附属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西南医院，从2005年12月中旬开始设立了“院前医疗救助中心”，共有100张床位，为前来就医的贫困患者提供入院前的免费食宿，住院病人的家属、陪护如果经济困难，也可以花每天五至十元在这里住宿。
半个多月前，就在“天价药费”事件一片扰攘时，西南医院联合全国范围内的110余家军地医院发起“人民医生行动”倡议，号召全体医务人员“激发调动道德力量和科学精神，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现医患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1000万元公益基金能做什么
张天青手里攥着一叠“一日清单”——西南医院每天都把住院病人的用药和治疗费用列出明细单交给本人或家属。大儿子付曦12月29日的清单打满了整整一张A4纸还不够，最后一行显示，当天的治疗费用是2916元，欠费累计9844元。
张天青说，入院以来他们交了8000元，收到了一些社会捐款，但还是不足以支付总额近四万元的医药费。尽管已经欠费，医院还是在全力救治和照顾四个孩子。
西南医院院长王登高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年这家医院的欠费都有数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贫困患者无力
支付。目前累计欠费已经达到2000多万元。
王院长说，院方正准备详细分析欠费原因，如果的确是因为经济困难，干脆变被动为主动，给患者减免或者全免。
王院长算了一笔账：除了欠费，再加上免费或优惠服务，西南医院每年的公益投入超过1000万元。
西南医院是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在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都颇有知名度。现有工作人员3200余名，床位2000余张，医疗设备总值5．8亿元。这家医院的年门诊量已突破110万人次，住院六万人次。
32岁的陈卫彩来自重庆南川， 目前失业。一个月前，她刚刚接受了西南医院“耳聪工程”的免费手术。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半年前她因中耳炎引起左耳失聪。此前也曾打听过，要想恢复听力做手术要5000元，根本負担不起。从报纸上看到西南医院免费“耳聪工程”的消息后，她就带着失业证来报名。如今手术很成功，再过一段时间她就能完全康复了。
西南医院2005年11月推出的“耳聪工程”吸引了400多人报名，还有来自兰州、黑龙江的患者。经过按照病情和贫困状况的筛选，100例免费手术已经完成，医院投入超过100万元。明年西南医院还计划到贵州再作100例免费手术。
西南医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陈征友说，“人民医生行动”提出后，医院将对所有的公益活动进行规范，由医院、科室和关系单位共同承担。1000万元纯利虽然不是小数目，但是西南医院能够负担得起，规模超过1000张病床的医院也都能负担得起。
“一些民营医院比我们规模小得多，但是每年广告费都要上千万，我们不做广告，用这些钱实实在在做善事。”陈征友说。
从眼皮底下做起
陈征友忘不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深夜下班，他看见医院门诊楼的雨搭下蜷缩着一家四口，上去一问，原来是来看病的，但是舍不得花钱住店。西南医院周边有几十家小旅店，每人每晚二三十元。
“院前医疗救助中心”的创意就被这样一件事激发出来。“医院有一些闲置的房屋，我们整理一下，加上床位，给那些特别贫困、还没住上院的患者提供一个免费的栖身之地。”陈征友说。
2005年是医改话题最为火爆的一年，经历了“医改成功与否”的争论、药价的大幅下调以及“天价医药费”，各方对于医改现状众说纷纭。
王登高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今全国床位数增长到每千人3．1张，平均每千人就有执业医生1．5人，一方面是医院整体实力增强，另一方面却是群众满意度下降。
“健康成为公众最迫切的需求，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老百姓就会怀疑党的执政能力，就可能危及政权稳定。”他说，“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医院自己存在的问题自己先解决好，这总比成天坐在那里埋怨争论强得多。”
2005年12月，西南医院召开首届医疗战略合作伙伴联谊会，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协商今后的合作发展问题，然而关于医院与政府、医院与社会、医院与患者的关系，特别是“天价药费”等现象却成了谈论焦点。
医教部主任郭继卫说，医患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医院的生存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医患关系紧张背后有复杂的因素，但是体制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医院必须首先从自己眼皮底下做起。这样也能为政府分忧。”
就是在这次联谊会上，西南医院联合110家医院，倡议开展“人民医生行动”。反响相当强烈。
对于西南医院来说，“人民医生行动”并非一个口号，而是对以往医院所做的协调医患关系的举措进行整合规范，完善制度和模式，让零散的举措更有延续性。
1940年，毛泽东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规定了医生的基本守则。
“我们不能贻害子孙”
12月29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眼科主任阴正勤时，她刚刚安排完一台手术。
一个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眼睛受了外伤，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的钱不够，医院还是先给孩子做了手术。
“如果等他父母带钱过来，孩子的眼睛恐怕就要耽误了。事实上，即使现在做了手术，效果很可能也不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病情第一。”阴主任说。
在西南医院工作八年的阴主任说，她时常能看到老百姓卖了牛卖了房子来治病。她认为，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是国家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国家应该有救助机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所能做的就是自律。”阴正勤说。
西南医院的眼科在过去八年中每年诊治患者从一万多人次增加到数万，“我们科的青霉素用量是全院最高的，病人一生长着呢，你现在给他用那么高等级的抗生素，以后怎么办?”阴正勤介绍说，他们规定能不用的药就不用，比如眼药水，同时最多只能开三种。药品在眼科的收入中所占比例只有11％－18％。
西南医院眼科和残疾人联合会有协 议，做白内障手术时，如果病人确实贫困，残联可提供补贴，医院只能收取最低的手术费用1000多元，而正常情况下一次白内障手术费用往往超过3000元。
“以前残联找其他医院合作这个项目，没有医院愿意承担，因为医院没有利润可言。”阴主任说，“我们是军队医院，要考虑社会效益。”
2005年，这样的白内障手术他们做了300多例，占整个白内障手术数量的六分之一左右。
作为西南医院的名牌科室之一，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肝胆外科每年都有54％的患者来自重庆之外的其他地区。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教授介绍说，为了进一步减少病人负担，他们这个科室实行标准医嘱，规范治疗流程和用药，特别是在抗生素使用方面，规定无特殊情况用低级别的抗生素，避免过度治疗。
对于最遭诟病的“开单提成”，西南医院一直以处罚力度大著称。
王登高院长说，医院有大处方清查制度，凡是总额超过1000元的处方，都要经过详细查核，如果发现有医生拿开单提成，会有从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
王院长说，西南医院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由院方出面直接和药商谈，提出药商把原本用于给医生回扣的利润交给医院，支持医院学科建设。据悉，江苏连云港一家制药集团已经签约资助西南100万元，分五年支付，用于医院科研、救助困难病人等。
“我们的医生收入在重庆算中上等，什么都不能成为向病人伸手、收红包拿回扣的理由，”阴主任说，“我做了30年医生，不能把年轻医生带坏了，那是贻害子孙的事。”
也有医生强调，目前的药价虚高症结主要还是在流通环节，医院获得的利润并不多。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制药厂和药商的规管力度。“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医生这个终端，有失公平。”
冲破医患关系的紧张
西南医院不少医护人员都清楚地记得，2003年抗击“非典”时，西南医院派往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疗队回到重庆，数万市民自发迎接，那场面何等亲切熱烈。
当时西南医院组建了33人的医疗队，收治患者53人，治愈53人，实现了零死亡、零感染。
如今人们却在普遍质疑医生的职业道德——“白衣天使”在一些地方几乎变成了“白眼狼”。
董家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医改”引发的议论很多，医生压力很大，而天价医药费事件更让医生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这个时候提出‘人民医生’，重提职业使命、价值，特别有意义。”
30岁的外科主治医师石彦，想起患者不信任的眼神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1997年毕业的石彦，每天7：45上班，9点以前进手术室，很可能早上进去，深夜甚至第二天凌晨才能出来。他还负责两个组，十来个病人。
石彦觉得，现在的患者就医时大多有抵触心理，对医院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明显增加，认为到医院就会被“宰”，已经根深蒂固地对医院有戒心。
他亲眼看到，有的患者拿着本子，记录下和医生的每一次谈话。有些突发急病的老人，救治时子女不在身边，等到赶来了，不是首先感谢医生，而是先查账。
他曾经诊治过的一名患者，后来又去了别家医院，一个多月后又回头来找他，病人是在到处比较，看不同的医院说法是否一致，费用如何，迟迟下不了治疗的决心，“这样耽误病情真让人着急。”
石彦说，自己刚毕业时，有时做手术结束得很晚，病人家属常常会买来饮料，连声感谢。现在一出手术室，家属问的往往是手术结果如何，费用如何。
“医疗行业不是普通的服务行业，医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其他行业不付费一般就得不到商品或服务，而在医院，即便患者没有钱也要满足基本水平的治疗，不能见死不救。”石彦说，大家都说医生冷漠，其实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石彦认为，目前医生的劳动价值很难体现。做一个阑尾切除手术，1998年只收83元，现在才调整到800元。而这样一台手术最少需要三名医生三名护士，医疗费并不算高。
“年轻医生牢骚很多，因为实际的工作与他们原先的憧憬不同，”石彦说，他就曾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被病人埋怨，难过得直哭。
有医生说，大家都在抱怨医疗费高，但是也要看看获得的服务是否改善，比如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都已博士化，器材、就医环境都有很大改善，医院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免除了病人的麻烦。
负责“人民医生行动”实施的西南医院医教部主任郭继卫说：“我们首先要眼睛向内，正视并克服自身的不足，不能抱怨患者不理解。”
他强调，对峙型的医患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要建设共生型的医患关系，加强医患沟通，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制度建设是一方面原因，从医院的角度来说，还是要把态度和感情扭转过来，真正站在患者一边。”
郭继卫说，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医院的垄断特征和运营模式均面临重大改革，优胜劣汰的法则将淘汰那些利益冲突调和不当者。与其说是患者决定医院成败，不如说是和谐发展决定医院兴衰。
他认为，要确立共生型医患关系，就要努力做到让权于民。所谓“权”，是指患者对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对医疗服务的评判权，对医疗质量的监督权。“让权”不是高喊患者是上帝的口号，而是建立可操作机制，使患者呼声能够顺畅进入医院管理层，形成医患共生、共管、共惠局面。
一男三女四个体重都还不足1500克的小家伙已经取了名字，分别叫做付曦、付楠、付漪、付媛，谐音是他们的出生地“西南医院”。
还在坐月子的张天青，目前住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南医院刚刚开设的“院前医疗救助中心”里，这里距离医院大门只有100多米。
附属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西南医院，从2005年12月中旬开始设立了“院前医疗救助中心”，共有100张床位，为前来就医的贫困患者提供入院前的免费食宿，住院病人的家属、陪护如果经济困难，也可以花每天五至十元在这里住宿。
半个多月前，就在“天价药费”事件一片扰攘时，西南医院联合全国范围内的110余家军地医院发起“人民医生行动”倡议，号召全体医务人员“激发调动道德力量和科学精神，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现医患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1000万元公益基金能做什么
张天青手里攥着一叠“一日清单”——西南医院每天都把住院病人的用药和治疗费用列出明细单交给本人或家属。大儿子付曦12月29日的清单打满了整整一张A4纸还不够，最后一行显示，当天的治疗费用是2916元，欠费累计9844元。
张天青说，入院以来他们交了8000元，收到了一些社会捐款，但还是不足以支付总额近四万元的医药费。尽管已经欠费，医院还是在全力救治和照顾四个孩子。
西南医院院长王登高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年这家医院的欠费都有数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贫困患者无力
支付。目前累计欠费已经达到2000多万元。
王院长说，院方正准备详细分析欠费原因，如果的确是因为经济困难，干脆变被动为主动，给患者减免或者全免。
王院长算了一笔账：除了欠费，再加上免费或优惠服务，西南医院每年的公益投入超过1000万元。
西南医院是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在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都颇有知名度。现有工作人员3200余名，床位2000余张，医疗设备总值5．8亿元。这家医院的年门诊量已突破110万人次，住院六万人次。
32岁的陈卫彩来自重庆南川， 目前失业。一个月前，她刚刚接受了西南医院“耳聪工程”的免费手术。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半年前她因中耳炎引起左耳失聪。此前也曾打听过，要想恢复听力做手术要5000元，根本負担不起。从报纸上看到西南医院免费“耳聪工程”的消息后，她就带着失业证来报名。如今手术很成功，再过一段时间她就能完全康复了。
西南医院2005年11月推出的“耳聪工程”吸引了400多人报名，还有来自兰州、黑龙江的患者。经过按照病情和贫困状况的筛选，100例免费手术已经完成，医院投入超过100万元。明年西南医院还计划到贵州再作100例免费手术。
西南医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陈征友说，“人民医生行动”提出后，医院将对所有的公益活动进行规范，由医院、科室和关系单位共同承担。1000万元纯利虽然不是小数目，但是西南医院能够负担得起，规模超过1000张病床的医院也都能负担得起。
“一些民营医院比我们规模小得多，但是每年广告费都要上千万，我们不做广告，用这些钱实实在在做善事。”陈征友说。
从眼皮底下做起
陈征友忘不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深夜下班，他看见医院门诊楼的雨搭下蜷缩着一家四口，上去一问，原来是来看病的，但是舍不得花钱住店。西南医院周边有几十家小旅店，每人每晚二三十元。
“院前医疗救助中心”的创意就被这样一件事激发出来。“医院有一些闲置的房屋，我们整理一下，加上床位，给那些特别贫困、还没住上院的患者提供一个免费的栖身之地。”陈征友说。
2005年是医改话题最为火爆的一年，经历了“医改成功与否”的争论、药价的大幅下调以及“天价医药费”，各方对于医改现状众说纷纭。
王登高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今全国床位数增长到每千人3．1张，平均每千人就有执业医生1．5人，一方面是医院整体实力增强，另一方面却是群众满意度下降。
“健康成为公众最迫切的需求，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老百姓就会怀疑党的执政能力，就可能危及政权稳定。”他说，“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医院自己存在的问题自己先解决好，这总比成天坐在那里埋怨争论强得多。”
2005年12月，西南医院召开首届医疗战略合作伙伴联谊会，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协商今后的合作发展问题，然而关于医院与政府、医院与社会、医院与患者的关系，特别是“天价药费”等现象却成了谈论焦点。
医教部主任郭继卫说，医患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医院的生存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医患关系紧张背后有复杂的因素，但是体制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医院必须首先从自己眼皮底下做起。这样也能为政府分忧。”
就是在这次联谊会上，西南医院联合110家医院，倡议开展“人民医生行动”。反响相当强烈。
对于西南医院来说，“人民医生行动”并非一个口号，而是对以往医院所做的协调医患关系的举措进行整合规范，完善制度和模式，让零散的举措更有延续性。
1940年，毛泽东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规定了医生的基本守则。
“我们不能贻害子孙”
12月29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眼科主任阴正勤时，她刚刚安排完一台手术。
一个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眼睛受了外伤，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的钱不够，医院还是先给孩子做了手术。
“如果等他父母带钱过来，孩子的眼睛恐怕就要耽误了。事实上，即使现在做了手术，效果很可能也不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病情第一。”阴主任说。
在西南医院工作八年的阴主任说，她时常能看到老百姓卖了牛卖了房子来治病。她认为，医生和患者的矛盾是国家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国家应该有救助机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所能做的就是自律。”阴正勤说。
西南医院的眼科在过去八年中每年诊治患者从一万多人次增加到数万，“我们科的青霉素用量是全院最高的，病人一生长着呢，你现在给他用那么高等级的抗生素，以后怎么办?”阴正勤介绍说，他们规定能不用的药就不用，比如眼药水，同时最多只能开三种。药品在眼科的收入中所占比例只有11％－18％。
西南医院眼科和残疾人联合会有协 议，做白内障手术时，如果病人确实贫困，残联可提供补贴，医院只能收取最低的手术费用1000多元，而正常情况下一次白内障手术费用往往超过3000元。
“以前残联找其他医院合作这个项目，没有医院愿意承担，因为医院没有利润可言。”阴主任说，“我们是军队医院，要考虑社会效益。”
2005年，这样的白内障手术他们做了300多例，占整个白内障手术数量的六分之一左右。
作为西南医院的名牌科室之一，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肝胆外科每年都有54％的患者来自重庆之外的其他地区。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教授介绍说，为了进一步减少病人负担，他们这个科室实行标准医嘱，规范治疗流程和用药，特别是在抗生素使用方面，规定无特殊情况用低级别的抗生素，避免过度治疗。
对于最遭诟病的“开单提成”，西南医院一直以处罚力度大著称。
王登高院长说，医院有大处方清查制度，凡是总额超过1000元的处方，都要经过详细查核，如果发现有医生拿开单提成，会有从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
王院长说，西南医院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由院方出面直接和药商谈，提出药商把原本用于给医生回扣的利润交给医院，支持医院学科建设。据悉，江苏连云港一家制药集团已经签约资助西南100万元，分五年支付，用于医院科研、救助困难病人等。
“我们的医生收入在重庆算中上等，什么都不能成为向病人伸手、收红包拿回扣的理由，”阴主任说，“我做了30年医生，不能把年轻医生带坏了，那是贻害子孙的事。”
也有医生强调，目前的药价虚高症结主要还是在流通环节，医院获得的利润并不多。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制药厂和药商的规管力度。“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医生这个终端，有失公平。”
冲破医患关系的紧张
西南医院不少医护人员都清楚地记得，2003年抗击“非典”时，西南医院派往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疗队回到重庆，数万市民自发迎接，那场面何等亲切熱烈。
当时西南医院组建了33人的医疗队，收治患者53人，治愈53人，实现了零死亡、零感染。
如今人们却在普遍质疑医生的职业道德——“白衣天使”在一些地方几乎变成了“白眼狼”。
董家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医改”引发的议论很多，医生压力很大，而天价医药费事件更让医生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这个时候提出‘人民医生’，重提职业使命、价值，特别有意义。”
30岁的外科主治医师石彦，想起患者不信任的眼神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1997年毕业的石彦，每天7：45上班，9点以前进手术室，很可能早上进去，深夜甚至第二天凌晨才能出来。他还负责两个组，十来个病人。
石彦觉得，现在的患者就医时大多有抵触心理，对医院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明显增加，认为到医院就会被“宰”，已经根深蒂固地对医院有戒心。
他亲眼看到，有的患者拿着本子，记录下和医生的每一次谈话。有些突发急病的老人，救治时子女不在身边，等到赶来了，不是首先感谢医生，而是先查账。
他曾经诊治过的一名患者，后来又去了别家医院，一个多月后又回头来找他，病人是在到处比较，看不同的医院说法是否一致，费用如何，迟迟下不了治疗的决心，“这样耽误病情真让人着急。”
石彦说，自己刚毕业时，有时做手术结束得很晚，病人家属常常会买来饮料，连声感谢。现在一出手术室，家属问的往往是手术结果如何，费用如何。
“医疗行业不是普通的服务行业，医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其他行业不付费一般就得不到商品或服务，而在医院，即便患者没有钱也要满足基本水平的治疗，不能见死不救。”石彦说，大家都说医生冷漠，其实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石彦认为，目前医生的劳动价值很难体现。做一个阑尾切除手术，1998年只收83元，现在才调整到800元。而这样一台手术最少需要三名医生三名护士，医疗费并不算高。
“年轻医生牢骚很多，因为实际的工作与他们原先的憧憬不同，”石彦说，他就曾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被病人埋怨，难过得直哭。
有医生说，大家都在抱怨医疗费高，但是也要看看获得的服务是否改善，比如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都已博士化，器材、就医环境都有很大改善，医院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免除了病人的麻烦。
负责“人民医生行动”实施的西南医院医教部主任郭继卫说：“我们首先要眼睛向内，正视并克服自身的不足，不能抱怨患者不理解。”
他强调，对峙型的医患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要建设共生型的医患关系，加强医患沟通，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制度建设是一方面原因，从医院的角度来说，还是要把态度和感情扭转过来，真正站在患者一边。”
郭继卫说，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医院的垄断特征和运营模式均面临重大改革，优胜劣汰的法则将淘汰那些利益冲突调和不当者。与其说是患者决定医院成败，不如说是和谐发展决定医院兴衰。
他认为，要确立共生型医患关系，就要努力做到让权于民。所谓“权”，是指患者对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对医疗服务的评判权，对医疗质量的监督权。“让权”不是高喊患者是上帝的口号，而是建立可操作机制，使患者呼声能够顺畅进入医院管理层，形成医患共生、共管、共惠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