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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性原因探讨一直是中外学者的研究课题。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我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而是萌芽于西欧自给自足程度更高的封建庄园和规模较小的城镇中，这也是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一。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社会，一方面阻碍了中国社会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使中国在近代中遭遇了一场场屈辱的战役，另一方面却以其独有的稳定性，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明源远流长。那么本文将通过对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兴盛与危机》的介绍及粗浅点评为大家揭示其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稳定性;资本主义;超稳定结构
《兴盛与危机》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前辈所著，由法律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著作，其副标题是《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其中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理论基础，为我们及后世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我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为什么能保持两千年基本不变，关于“封建”一说，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然近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封建”被泛化，脱离了“封建”本义指示的方向。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工作者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1]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也是被大众广泛认同的后一种封建的涵义，即被泛化之后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作者认为是“某一社会中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互相耦合而成的形态稳定的组织系统”，由此要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则必然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和谐与平衡。政治上，作者首次提出了一体化结构的概念，即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一体化结构在保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两千年不变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基于其三大功能：对分封制的调节，限制人身依附关系及抑制军事割据。这也是作者所揭示的我们和欧洲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欧洲封建国家的分裂普遍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军事割据的出现。由此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体化结构对我国古代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面对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交通方式不发达，中央政府要怎样实现一体化结构？一是邮驿制度，该制度使得政府的这种上传下达能够有效率地贯达整个官僚体系。其次便是从土地中游离出的阶层——“士”，士是一个不强调身份等级，以所受教育服务社会为主要特色的知识分子阶层，流动性大，组织能力强，包括作者后文强调过的缙绅、乡绅等基层管理机构中的人也是属于这一领域中的。他们加强了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联系。再其次就是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网。
另一个主要原因，作者强调了宗法制家族对维护封建国家的重要作用。封建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家族宗法组织变成了地方上的基层行政组织。在封建制度下，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封建国家专制官僚政体赖以利用的基础[2]。
作者还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的周期性问题进行了探析，他们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调节过程中所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如政治中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经济上的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中国封建王朝也之所以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重建了土壤。”作者在这个问题中，延伸到了为什么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高得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资本主义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却难以存在和发展？我们普遍认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出现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的阻碍。但这明显和资本主义萌芽在高度封闭的欧洲庄园制中产生是不符合的。作者在此再次强调了之前的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滯，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而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3]”
近现代学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的，其中郭孟良，孔祥君指出漕运自先秦起至元明清逐渐形成了一个运河系统，它犹如一条大血脉，不断给传统政治结构补充养分，促进它愈加稳固，难于解体，维系它的大一统结构苟延残喘，长期僵化、停滞而延续下来。[4]孙功达从自然环境入手，强调了其在我国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与欧洲自然环境、生业方式及政治制度比较，指出我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形成封建领主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农耕生产。由于农耕生产的固有特点，社会权力较易从土地占有者、所有者手中游离出来，集中到国王手中。[5]此外，从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来看，受复杂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稳定发展，大型水利工程及其他一些工程建设也需要政府的有强度的统筹管理，所以说，自然环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有间接的影响。刘修明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最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家族宗法制则在根本上限制了社会结构在质的方面革命的变化，仅有量和形式的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6]。这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先生的著作中也有提及，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宗法关系在中国古代作为最为稳定的一种纽带关系。最后一个是强调科举制度的影响。顾方博，王宪涛认为科举制度强化“官本位”的封建体制和封建观念，追求官位形成观念，这是维系封建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科举制度使不少优秀人才进人社会管理中枢，强化了封建社会国家的功能;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弘扬了封建文化，不断圣化封建体制。[7]林世芳也认为科举制对中国超稳定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从科举制对文化的禁锢以及思想份子思想的僵化这一方面入手，认为：“思想界沉寂了，超前的思想家被扼杀了，于是，封建王朝兴亡衰败，不断地循环着，无法走出封建专制怪圈。”[8]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的问题，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层出不穷，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探析都只是从一两个方面进行，很少有人像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中系统地全方面地来分析研究。而且“超稳定系统”的概念也是第一次提出。该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作者在著作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遵信在序言中已经说过：这本书至少“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作者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张琮，于光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再探讨——兼评<兴盛与危机>》，《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06期，第159页。
[2]刘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3年02期，第63页。
[3]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以上加引号但未加评注的句子俱来自该著作。
[4]郭孟良，孔祥君：《大运河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03期，第8页。
[5]孙功达：《地理环境究竟是怎样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02期，第28页。
[6]刘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3年02期，第68页。
[7]顾方博，王宪涛：《科举制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第90-91页。
[8]林世芳：《科举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一大原因》，《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年01期，第25页。
关键词：稳定性;资本主义;超稳定结构
《兴盛与危机》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前辈所著，由法律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著作，其副标题是《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其中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理论基础，为我们及后世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我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为什么能保持两千年基本不变，关于“封建”一说，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然近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封建”被泛化，脱离了“封建”本义指示的方向。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工作者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1]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也是被大众广泛认同的后一种封建的涵义，即被泛化之后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作者认为是“某一社会中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互相耦合而成的形态稳定的组织系统”，由此要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则必然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和谐与平衡。政治上，作者首次提出了一体化结构的概念，即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一体化结构在保持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两千年不变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基于其三大功能：对分封制的调节，限制人身依附关系及抑制军事割据。这也是作者所揭示的我们和欧洲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欧洲封建国家的分裂普遍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军事割据的出现。由此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体化结构对我国古代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面对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交通方式不发达，中央政府要怎样实现一体化结构？一是邮驿制度，该制度使得政府的这种上传下达能够有效率地贯达整个官僚体系。其次便是从土地中游离出的阶层——“士”，士是一个不强调身份等级，以所受教育服务社会为主要特色的知识分子阶层，流动性大，组织能力强，包括作者后文强调过的缙绅、乡绅等基层管理机构中的人也是属于这一领域中的。他们加强了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联系。再其次就是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网。
另一个主要原因，作者强调了宗法制家族对维护封建国家的重要作用。封建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家族宗法组织变成了地方上的基层行政组织。在封建制度下，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封建国家专制官僚政体赖以利用的基础[2]。
作者还对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更替的周期性问题进行了探析，他们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调节过程中所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如政治中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经济上的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中国封建王朝也之所以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重建了土壤。”作者在这个问题中，延伸到了为什么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高得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资本主义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却难以存在和发展？我们普遍认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出现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的阻碍。但这明显和资本主义萌芽在高度封闭的欧洲庄园制中产生是不符合的。作者在此再次强调了之前的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滯，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而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3]”
近现代学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的，其中郭孟良，孔祥君指出漕运自先秦起至元明清逐渐形成了一个运河系统，它犹如一条大血脉，不断给传统政治结构补充养分，促进它愈加稳固，难于解体，维系它的大一统结构苟延残喘，长期僵化、停滞而延续下来。[4]孙功达从自然环境入手，强调了其在我国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与欧洲自然环境、生业方式及政治制度比较，指出我国没有像欧洲一样形成封建领主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农耕生产。由于农耕生产的固有特点，社会权力较易从土地占有者、所有者手中游离出来，集中到国王手中。[5]此外，从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来看，受复杂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稳定发展，大型水利工程及其他一些工程建设也需要政府的有强度的统筹管理，所以说，自然环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有间接的影响。刘修明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最本质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家族宗法制则在根本上限制了社会结构在质的方面革命的变化，仅有量和形式的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6]。这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先生的著作中也有提及，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宗法关系在中国古代作为最为稳定的一种纽带关系。最后一个是强调科举制度的影响。顾方博，王宪涛认为科举制度强化“官本位”的封建体制和封建观念，追求官位形成观念，这是维系封建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科举制度使不少优秀人才进人社会管理中枢，强化了封建社会国家的功能;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弘扬了封建文化，不断圣化封建体制。[7]林世芳也认为科举制对中国超稳定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从科举制对文化的禁锢以及思想份子思想的僵化这一方面入手，认为：“思想界沉寂了，超前的思想家被扼杀了，于是，封建王朝兴亡衰败，不断地循环着，无法走出封建专制怪圈。”[8]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的问题，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层出不穷，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探析都只是从一两个方面进行，很少有人像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中系统地全方面地来分析研究。而且“超稳定系统”的概念也是第一次提出。该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其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作者在著作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遵信在序言中已经说过：这本书至少“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作者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张琮，于光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再探讨——兼评<兴盛与危机>》，《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06期，第159页。
[2]刘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3年02期，第63页。
[3]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以上加引号但未加评注的句子俱来自该著作。
[4]郭孟良，孔祥君：《大运河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03期，第8页。
[5]孙功达：《地理环境究竟是怎样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02期，第28页。
[6]刘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3年02期，第68页。
[7]顾方博，王宪涛：《科举制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第90-91页。
[8]林世芳：《科举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缓的一大原因》，《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6年01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