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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根据数据资料和近期群众的反响来看，我国最近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但前期经济高速运行积累的由通货膨胀产生的诸多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当前单靠货币政策的发挥来抑制通货膨胀并不能带来好而全面的效果，而且货币政策通常会有很长的政策时滞，不能及时地解决问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此时税收的作用更为突出。合理的税收制度能够公平收入的分配，控制生产生活所需资源的成本，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扭曲等等，通过这些方面不仅针对由于通货膨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解决，同时在宏观方面也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所以可以适当利用税收缓解通货膨胀。
【关键词】税收 通货膨胀 价格指数 税收政策
一、国内现状
近些年，每当提到通货膨胀的字眼，百姓们大都叫苦不迭，甚至痛诉政府的无力，而政府也很针对通货膨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体现得十分明显的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几次加息。我们国家是否真的在近一段时间内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我们先来看看近年来官方的数据，用来考察通货膨胀最常用的价格指标有CPI和PPI，下图即显示了从2008年1月到2012年9月的CPI与PPI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自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以来，我国的这两项价格指标增幅也由最高的8%附近开始持续回落，一度达到负的增长，到09年中达到最低的水平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有所提升，但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新的回落，稳定在2%附近。同时，最新数据的分类指标显示，2012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0%。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1.9%；食品价格上涨3.0%，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1.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1-11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1%。其中，城市上涨0.1%，农村上涨0.2%；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项目价格下降0.3%。
从以上数据看出，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最近，并没有经历一场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全世界范围的经济疲软，也给我们带来了近段时间的物价相对稳定，随之对通货膨胀的声讨声现在似乎也减少了。但是是否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除了统计口径难以贴近生活或者许多真实情况并没有得到统计使得看到的统计数据与我们想像的相去甚远之外，显然存在某些特殊的因素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放大效应，才使得民众如此强烈地增加了其对通货膨胀的仇恨度。其实在我们获得连年漂亮的GDP增长率的同时，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大多数人都会感觉现实的物价很高；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使得我们在通货膨胀中难敌风险等等。而单从货币的供给方面来考虑通货膨胀，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好它引起的具体问题，并且货币政策通常会具有很长的政策时滞，税收作为一种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却能够广泛而快速地发挥作用，其与通货膨胀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能够解决许多由通货膨胀引发的具体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二、税收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
（一）税收通过供给与需求来影响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宏观税收理论，着重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税收如何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抑制经济衰退。其办法不外乎是通过减轻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以及通过对企业投资的税收减免以刺激投资需求。从需求的角度着眼，在经济繁荣时期，需求过剩则会导致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而税收的增税效应有利于抑制需求，从而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新古典学派（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的税收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这一学派的税收理论继承与发展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税收理论，并结合宏观税收理论，研究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供给学派是随着研究如何摆脱滞涨困境而发展起来的，把滞涨原因归咎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运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刺激社会总需求，在短期内可以增加国民产出和就业，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总供给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缓慢增长，这就是滞涨的现象。供给学派还认为，税收与总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逆向关系，这个关系基本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降低税率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刺激人们的储蓄与投资意愿，从而增加社会的总供给。简言之，税收的减税效应有利于增加供给，从而减轻通货膨胀。
就我国的真实情况而言，我们大多数情况应用的是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劳动力相对廉价，没有形成有力的需求，相反产能过剩的问题却经常困扰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伺机带来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扬，相对刚性的劳动力价格也形成了不断上涨的压力，而在中国劳动力属于弱势群体，企业的管理者们常常会先于工资上涨做出预期，提前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再帮工人涨工资，从而导致通胀螺旋的产生。所以要通过税收治理通货膨胀，供给学派的观点更适合我们。
（二）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与通货膨胀
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在实行累进税的情况下，西方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时由于纳税人的收入进入了较高的纳税档次，政府税收上升的幅度会超过收入上升的幅度，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受到了抑制，需求也会受到抑制，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
而通常情况下，政府或企业单位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支付标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通货膨胀使所有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下降，个人的工资收入“缩水”，个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考虑到政府对个人收入征税的因素，虽然个人的名义工资收入水平未变，不论是政府对个人收入征收定额税、比例税或是累进税，税收都没有对个人的税后收入水平产生附加的影响。但如果政府对个人收入征税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或起征点）是定额的，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按既定标准扣除的费用，使纳税人再也买不到相应数量的同质消费品，这说明税收使个人收入“缩水”的程度加剧，个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即使是包括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在内的所有产品的税前价格都按同一比率上升，在实行累进税的情况下，个人税前的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名义收入进入了更高的纳税档次，实际税率攀爬，税负加重，也必然会产生税收的通货膨胀效应。所以，在所得税方面税收往往产生了加重通货膨胀的效应。 三、世界各国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德国是在二战期间西方反通货膨胀最成功的国家，这与他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采取的增税政策来增加财政收入，抑制投资和消费支出，减少社会需求，而德国采取的是适当增加工资增长幅度，认为通货膨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资增长过快，导致需求增加过快，供不应求，物价上涨。为了防止工资上涨对通货膨胀的牵制作用。德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提高工资水平的依据，并制定了短期长期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这些政策使得德国政府的防通货膨胀非常成功。
2000年美国因泡沫破裂而出现了经济的衰退，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美联储选择了减低利率，加速对货币的供给。但是货币的供给并没有让美国的经济恢复发展，反正造成了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引起赤贷危机，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局面，美国为应对赤贷危机挽救市场，弥补流动性资本的短缺的局面，不得不加大对市场的注资力度。美联储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市场流动资金的膨胀，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也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受制。为了解决美国的经济发展与通胀问题，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为美国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2011年美国税收中的80%将由美国总人口约2%的年收入逾100万美元的百万富翁们负担。其中收入在20万至50万美元之间的纳税人增税532美元，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纳税人平均增税95000美元。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10月，美国CPI指数只有1.2%。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减税政策有利好美国经济。
纵然任何调控工具的影响因素和调控效果都是极为复杂的，但从效果上看，从以上国家反通货膨胀经验中看，利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适当的减税能对通货膨胀中的经济可以产生有益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政府采取的政策更应当考虑扩大内需，给经济持续向前的动力为先，从供给的角度进行结构性减税，减税不是一概而减，而需要有增有减，在鼓励生产性的投资、控制企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成本、鼓励就业与劳动里供给等方面给予减税和税收优惠，反之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非生产性的不动资产与社会财富、不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领域增税。
四、抑制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所得税调整税率提高起征点
降低税率，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企业用于投资的资本输出，从而在扩大内需的时候，供给也增加，达到经济发展的效益。通常认为，降低税率会导致财政税收收入的下降。这也不是绝对，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减税计划”，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原因是税率的降低刺激投资的增加，经济增长，从而税源扩大，最后税收增加，著名的拉夫曲线亦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所提高的税收大于因减少税率所失去的税收，国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去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
（二）组合利用税收政策，缓解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
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向下游产品价格传递，导致了冶炼、化工、铸造类和加工类商品价格上涨。针对上述情况，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从源头上缓解能源、原材料价格成本的上涨。一方面，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为了缓解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 可以考虑降低能源、原材料价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对开采资源的企业进一步降低资源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鼓励企业加速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增加产量，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配合消费税改革，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这样既可以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又可以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
粮食和农产品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缓解国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可以运用多种税收政策，增加国内粮食农产品及肉类的市场供应量。对国内生产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的企业，实行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少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的流通环节，降低税率或免征增值税，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同时利用关税，对进口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油类，及多功能耕种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降低关税，稳定在市场的价格。另外，耕地是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根本保证，在耕地不断侵蚀的情况下，为减少耕地不断被侵蚀，可以进一步提高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标准，保证有充足的耕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的供给。
（三）利用税收杠杆的作用，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税费主要集中在开发投资环节，占有和交易环节税费相对偏轻。占有不动产的税赋较轻，人们投资购买房地产的预期收益会很高，客观上鼓励了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然后房产一类不动产难以对实际的社会生产做出贡献，不利于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反而会因为日益上涨的房价带动相关产业的价格泡沫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对现实经济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其一可以考虑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物业税（或称房地产税），拥有房产越多，所缴纳的不动产税越多，这样增加保有多套房屋者的税收负担，可以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房屋储备行为。其二可以考虑适当提高房产权交易税税率，对房屋出售和转让者获得的财产转让收入，征收较高的房产产权交易税，从而在交易环节抑制房产领域的投机性需求。
（四）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
应当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居民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税收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府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继续提高居民收入，让百姓有更大的空间获得财产性收入，拉动内需，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
作者简介：郭亮琦（1987-），男，壮族，广西柳州人，就职于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税收理论与管理。
【关键词】税收 通货膨胀 价格指数 税收政策
一、国内现状
近些年，每当提到通货膨胀的字眼，百姓们大都叫苦不迭，甚至痛诉政府的无力，而政府也很针对通货膨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体现得十分明显的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几次加息。我们国家是否真的在近一段时间内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我们先来看看近年来官方的数据，用来考察通货膨胀最常用的价格指标有CPI和PPI，下图即显示了从2008年1月到2012年9月的CPI与PPI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自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以来，我国的这两项价格指标增幅也由最高的8%附近开始持续回落，一度达到负的增长，到09年中达到最低的水平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有所提升，但最近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新的回落，稳定在2%附近。同时，最新数据的分类指标显示，2012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0%。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1.9%；食品价格上涨3.0%，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1.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1-11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1%。其中，城市上涨0.1%，农村上涨0.2%；食品价格上涨0.4%，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项目价格下降0.3%。
从以上数据看出，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最近，并没有经历一场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全世界范围的经济疲软，也给我们带来了近段时间的物价相对稳定，随之对通货膨胀的声讨声现在似乎也减少了。但是是否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除了统计口径难以贴近生活或者许多真实情况并没有得到统计使得看到的统计数据与我们想像的相去甚远之外，显然存在某些特殊的因素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放大效应，才使得民众如此强烈地增加了其对通货膨胀的仇恨度。其实在我们获得连年漂亮的GDP增长率的同时，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大多数人都会感觉现实的物价很高；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使得我们在通货膨胀中难敌风险等等。而单从货币的供给方面来考虑通货膨胀，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好它引起的具体问题，并且货币政策通常会具有很长的政策时滞，税收作为一种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却能够广泛而快速地发挥作用，其与通货膨胀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能够解决许多由通货膨胀引发的具体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二、税收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
（一）税收通过供给与需求来影响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宏观税收理论，着重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税收如何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抑制经济衰退。其办法不外乎是通过减轻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以及通过对企业投资的税收减免以刺激投资需求。从需求的角度着眼，在经济繁荣时期，需求过剩则会导致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而税收的增税效应有利于抑制需求，从而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新古典学派（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的税收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这一学派的税收理论继承与发展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税收理论，并结合宏观税收理论，研究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供给学派是随着研究如何摆脱滞涨困境而发展起来的，把滞涨原因归咎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运用税收等经济杠杆刺激社会总需求，在短期内可以增加国民产出和就业，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对社会总供给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缓慢增长，这就是滞涨的现象。供给学派还认为，税收与总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逆向关系，这个关系基本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降低税率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刺激人们的储蓄与投资意愿，从而增加社会的总供给。简言之，税收的减税效应有利于增加供给，从而减轻通货膨胀。
就我国的真实情况而言，我们大多数情况应用的是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是靠投资、出口拉动，劳动力相对廉价，没有形成有力的需求，相反产能过剩的问题却经常困扰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伺机带来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扬，相对刚性的劳动力价格也形成了不断上涨的压力，而在中国劳动力属于弱势群体，企业的管理者们常常会先于工资上涨做出预期，提前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再帮工人涨工资，从而导致通胀螺旋的产生。所以要通过税收治理通货膨胀，供给学派的观点更适合我们。
（二）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与通货膨胀
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在实行累进税的情况下，西方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时由于纳税人的收入进入了较高的纳税档次，政府税收上升的幅度会超过收入上升的幅度，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受到了抑制，需求也会受到抑制，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
而通常情况下，政府或企业单位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支付标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通货膨胀使所有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下降，个人的工资收入“缩水”，个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考虑到政府对个人收入征税的因素，虽然个人的名义工资收入水平未变，不论是政府对个人收入征收定额税、比例税或是累进税，税收都没有对个人的税后收入水平产生附加的影响。但如果政府对个人收入征税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或起征点）是定额的，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按既定标准扣除的费用，使纳税人再也买不到相应数量的同质消费品，这说明税收使个人收入“缩水”的程度加剧，个人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即使是包括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在内的所有产品的税前价格都按同一比率上升，在实行累进税的情况下，个人税前的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名义收入进入了更高的纳税档次，实际税率攀爬，税负加重，也必然会产生税收的通货膨胀效应。所以，在所得税方面税收往往产生了加重通货膨胀的效应。 三、世界各国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德国是在二战期间西方反通货膨胀最成功的国家，这与他采取适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采取的增税政策来增加财政收入，抑制投资和消费支出，减少社会需求，而德国采取的是适当增加工资增长幅度，认为通货膨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资增长过快，导致需求增加过快，供不应求，物价上涨。为了防止工资上涨对通货膨胀的牵制作用。德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提高工资水平的依据，并制定了短期长期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这些政策使得德国政府的防通货膨胀非常成功。
2000年美国因泡沫破裂而出现了经济的衰退，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美联储选择了减低利率，加速对货币的供给。但是货币的供给并没有让美国的经济恢复发展，反正造成了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引起赤贷危机，货币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局面，美国为应对赤贷危机挽救市场，弥补流动性资本的短缺的局面，不得不加大对市场的注资力度。美联储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市场流动资金的膨胀，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也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受制。为了解决美国的经济发展与通胀问题，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为美国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2011年美国税收中的80%将由美国总人口约2%的年收入逾100万美元的百万富翁们负担。其中收入在20万至50万美元之间的纳税人增税532美元，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纳税人平均增税95000美元。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10月，美国CPI指数只有1.2%。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减税政策有利好美国经济。
纵然任何调控工具的影响因素和调控效果都是极为复杂的，但从效果上看，从以上国家反通货膨胀经验中看，利用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适当的减税能对通货膨胀中的经济可以产生有益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政府采取的政策更应当考虑扩大内需，给经济持续向前的动力为先，从供给的角度进行结构性减税，减税不是一概而减，而需要有增有减，在鼓励生产性的投资、控制企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成本、鼓励就业与劳动里供给等方面给予减税和税收优惠，反之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非生产性的不动资产与社会财富、不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领域增税。
四、抑制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所得税调整税率提高起征点
降低税率，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企业用于投资的资本输出，从而在扩大内需的时候，供给也增加，达到经济发展的效益。通常认为，降低税率会导致财政税收收入的下降。这也不是绝对，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减税计划”，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原因是税率的降低刺激投资的增加，经济增长，从而税源扩大，最后税收增加，著名的拉夫曲线亦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所提高的税收大于因减少税率所失去的税收，国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去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
（二）组合利用税收政策，缓解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
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向下游产品价格传递，导致了冶炼、化工、铸造类和加工类商品价格上涨。针对上述情况，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从源头上缓解能源、原材料价格成本的上涨。一方面，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为了缓解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 可以考虑降低能源、原材料价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对开采资源的企业进一步降低资源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鼓励企业加速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增加产量，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配合消费税改革，将煤炭、焦炭和火电等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提高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此外，对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免征消费税，这样既可以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又可以降低对传统能源资源的过度需求。
粮食和农产品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缓解国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可以运用多种税收政策，增加国内粮食农产品及肉类的市场供应量。对国内生产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的企业，实行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减少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的流通环节，降低税率或免征增值税，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同时利用关税，对进口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油类，及多功能耕种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降低关税，稳定在市场的价格。另外，耕地是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根本保证，在耕地不断侵蚀的情况下，为减少耕地不断被侵蚀，可以进一步提高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标准，保证有充足的耕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的供给。
（三）利用税收杠杆的作用，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税费主要集中在开发投资环节，占有和交易环节税费相对偏轻。占有不动产的税赋较轻，人们投资购买房地产的预期收益会很高，客观上鼓励了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然后房产一类不动产难以对实际的社会生产做出贡献，不利于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反而会因为日益上涨的房价带动相关产业的价格泡沫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对现实经济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其一可以考虑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物业税（或称房地产税），拥有房产越多，所缴纳的不动产税越多，这样增加保有多套房屋者的税收负担，可以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房屋储备行为。其二可以考虑适当提高房产权交易税税率，对房屋出售和转让者获得的财产转让收入，征收较高的房产产权交易税，从而在交易环节抑制房产领域的投机性需求。
（四）保障劳动力价格的稳步上涨，控制工资向最终产品的成本传递
应当促进工资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弥补物价上涨带给普通居民的福利损失。这就要求税收政策逐渐转向就业优先的目标，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大力支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要防止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多传递到物价上，并给居民生活带来实际不利影响，要从两方面强化政府职能。一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采用“让利于民”的思路，继续提高居民收入，让百姓有更大的空间获得财产性收入，拉动内需，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企业利润向工资的适当转移，使职工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更合理的份额。
作者简介：郭亮琦（1987-），男，壮族，广西柳州人，就职于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税收理论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