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商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组织或生产机构，以合法手段从事赢利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它不仅要求人们去做个好人，而且还要求人们在建立一个好公司时，要建立一套好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方式。
我认为商业伦理大体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伦理准则。我国学者很热衷于研究国内商业伦理的“顶层设计”，多是“对外”的，喜欢研究怎么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确实是紧跟热点，时下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一再触碰产品质量的红线，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敢于枉顾律法，毫不在意消费者的权益。学者们的研究初衷大体上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的担忧，和希望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商业伦理体系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于是有学者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有借用儒家伦理的“仁义礼智信”的，有借用易经的，还有借用宗教视角的。
首先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认为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原因嘛，我觉得《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资本家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资本家也不过是被资本驱使的躯壳而已，资本是没有国籍的，这个世界上最有可能抛弃民族大义和枉顾国家利益的一定是被资本蛊惑驱使着的资本家们。马克思的名言真的是一针见血：“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其不顾一切人间的法律；300%就会使其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险了。叫嚷和斗争如果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这二者。走私与奴隶贸易，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
对于这句名言，我还想额外谈谈我的看法：资本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是对现象的总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两种稍有不同的驱动因素：贪欲和囚徒困境。一种是纯粹的贪婪，为了利润敢于大胆“尝试”，不管行为是否合法也自然的蔑视道德。这种贪婪通常是建立在对金钱宗教般的迷信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坚定的迷信金钱能帮助他们摆平一切阻碍和威胁，只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低不同而已。一切事物和行为在他们眼里都是可用金钱来量化的。大把的金钱撒出去，无数的困境迎刃而解，金钱的“伟力”让他们深深着迷，金钱的“伟力”到最后甚至能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只要钱够多，他们就能拥有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权力。“法律都不算个事，道德算什么东西？”于是，金钱摆平了一个阻碍之后，他们就敢于挑战更大的阻碍，只要这道阻碍后面能得到更大的利润。这种资本是最疯狂危险的，它们是“天生的亡命徒”。
另一种是处于囚徒困境中的资本，这种困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眼红利润心怀侥幸，另一种是可能真的活不下去。现实中，有些行业的“困境”比“囚徒困境”还要残酷。在“囚徒困境”的模型里，囚徒最坏也不会死，但是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我不做坏人就真的可能死掉”。就拿三聚氰胺事件来说，“三鹿”无疑是“天生的亡命徒”，他们认为多大的事都能花钱摆平，奶粉检验能否过关也就是多给点钱的事情。至于对口不能言的婴幼儿会造成什么伤害，资本是不关心的。对于奶粉行业的其他竞争者而言，眼看着“三鹿”用低廉的原料勾兑出“合格”的产品，他们也心存侥幸地用点三聚氰胺，怀着“反正大家都在用”的心思。而且要是不用，眼看着“三鹿”赚钱，也许最后这个市场都会被它给侵吞掉，于是，侥幸和恐惧成了资本逐利现象的驱动力。
那么，该如何对抗资本？是的，是对抗！我们必须端正态度，重新审视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正视的问题：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的态度必须明确而坚定！过去和资本玩暧昧是错误的。无数“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的力量的战士都被资本所腐蚀了，还妄想驾驭资本？我不是要提倡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要警告我们的政府机关，初心不可忘！我们需要资本来活跃市场发展经济，但必须带着一种防贼的心态面对他们。我的干部评价选拔体系不能过分的诱导干部只发展经济，这样的体系只会把我们的战士推向敌人的怀抱，沦为资本的走狗。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是何等的强大！！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要做君子，而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中国人发明道德的初衷都是用来约束君子的，不仅如此小人还发明了“道德绑架”来伤害君子。中国最开始的文化里，小人是用来感化的，并不存在专门约束小人的标准，道德可以用来感化小人，尽管可能性很低，但我们也被教导着要怀着相信这种可能性的情怀，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但是这种情怀只要求了“善良”的付出，却无法保护“善良”。所幸中国的历史里诞生了韩非子这样的人物。他告诉我们唯有律法才能约束小人！
资本的属性就是小人！妄图用道德来约束小人？这是彻底的愚蠢！只有使用法律才能破除资本的侥幸，只有使用法律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正义，才能消除资本的恐惧，才能杜绝“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心怀侥幸、铤而走险；至于那种在贪婪中迷失本性的“亡命徒”，必须杀一儆百！资本喜欢量化成本，只有给它一个无法量化的成本，让它们切身体会“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司制这种东西是外国人发明的，要想约束这股力量，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原点，向发明公司制的国家们学习如何管理这种制度，同时，牢记我们自己的初心！
我认为商业伦理大体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伦理准则。我国学者很热衷于研究国内商业伦理的“顶层设计”，多是“对外”的，喜欢研究怎么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确实是紧跟热点，时下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一再触碰产品质量的红线，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而敢于枉顾律法，毫不在意消费者的权益。学者们的研究初衷大体上都是出于对当今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的担忧，和希望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商业伦理体系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于是有学者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有借用儒家伦理的“仁义礼智信”的，有借用易经的，还有借用宗教视角的。
首先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认为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原因嘛，我觉得《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资本家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资本家也不过是被资本驱使的躯壳而已，资本是没有国籍的，这个世界上最有可能抛弃民族大义和枉顾国家利益的一定是被资本蛊惑驱使着的资本家们。马克思的名言真的是一针见血：“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其不顾一切人间的法律；300%就会使其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险了。叫嚷和斗争如果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这二者。走私与奴隶贸易，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
对于这句名言，我还想额外谈谈我的看法：资本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是对现象的总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两种稍有不同的驱动因素：贪欲和囚徒困境。一种是纯粹的贪婪，为了利润敢于大胆“尝试”，不管行为是否合法也自然的蔑视道德。这种贪婪通常是建立在对金钱宗教般的迷信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坚定的迷信金钱能帮助他们摆平一切阻碍和威胁，只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低不同而已。一切事物和行为在他们眼里都是可用金钱来量化的。大把的金钱撒出去，无数的困境迎刃而解，金钱的“伟力”让他们深深着迷，金钱的“伟力”到最后甚至能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只要钱够多，他们就能拥有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权力。“法律都不算个事，道德算什么东西？”于是，金钱摆平了一个阻碍之后，他们就敢于挑战更大的阻碍，只要这道阻碍后面能得到更大的利润。这种资本是最疯狂危险的，它们是“天生的亡命徒”。
另一种是处于囚徒困境中的资本，这种困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眼红利润心怀侥幸，另一种是可能真的活不下去。现实中，有些行业的“困境”比“囚徒困境”还要残酷。在“囚徒困境”的模型里，囚徒最坏也不会死，但是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我不做坏人就真的可能死掉”。就拿三聚氰胺事件来说，“三鹿”无疑是“天生的亡命徒”，他们认为多大的事都能花钱摆平，奶粉检验能否过关也就是多给点钱的事情。至于对口不能言的婴幼儿会造成什么伤害，资本是不关心的。对于奶粉行业的其他竞争者而言，眼看着“三鹿”用低廉的原料勾兑出“合格”的产品，他们也心存侥幸地用点三聚氰胺，怀着“反正大家都在用”的心思。而且要是不用，眼看着“三鹿”赚钱，也许最后这个市场都会被它给侵吞掉，于是，侥幸和恐惧成了资本逐利现象的驱动力。
那么，该如何对抗资本？是的，是对抗！我们必须端正态度，重新审视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正视的问题：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的态度必须明确而坚定！过去和资本玩暧昧是错误的。无数“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的力量的战士都被资本所腐蚀了，还妄想驾驭资本？我不是要提倡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要警告我们的政府机关，初心不可忘！我们需要资本来活跃市场发展经济，但必须带着一种防贼的心态面对他们。我的干部评价选拔体系不能过分的诱导干部只发展经济，这样的体系只会把我们的战士推向敌人的怀抱，沦为资本的走狗。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是何等的强大！！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要做君子，而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中国人发明道德的初衷都是用来约束君子的，不仅如此小人还发明了“道德绑架”来伤害君子。中国最开始的文化里，小人是用来感化的，并不存在专门约束小人的标准，道德可以用来感化小人，尽管可能性很低，但我们也被教导着要怀着相信这种可能性的情怀，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但是这种情怀只要求了“善良”的付出，却无法保护“善良”。所幸中国的历史里诞生了韩非子这样的人物。他告诉我们唯有律法才能约束小人！
资本的属性就是小人！妄图用道德来约束小人？这是彻底的愚蠢！只有使用法律才能破除资本的侥幸，只有使用法律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正义，才能消除资本的恐惧，才能杜绝“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心怀侥幸、铤而走险；至于那种在贪婪中迷失本性的“亡命徒”，必须杀一儆百！资本喜欢量化成本，只有给它一个无法量化的成本，让它们切身体会“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司制这种东西是外国人发明的，要想约束这股力量，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原点，向发明公司制的国家们学习如何管理这种制度，同时，牢记我们自己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