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却爱管一些跟美术无关的“闲事”，比如水务问题。
　　2014年下半年，他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广州的流溪河下游调研。“当时我很震惊，发现水质非常糟糕，水源地也缺乏严格的管理。”许钦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之后，许钦松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广州市相关部门。2015年1月14日广州市水务局发布消息称，将把该市位于流溪河下游的备用水源地调整至流溪河上游，许钦松这才舒了一口气。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许钦松将备用水源地的问题写进提案，建议政府加大对应急备用水源地的资金投入，并建立一套定期检测机制，以保证备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给本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48个建设了备用水源地，占总数的79%，共建成各类型应急备用水源地约1200个，总的日应急供水能力达1.3亿吨。
　　“尽管各地建设备用水源地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廖文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污染触发备用水源地建设潮
　　国内备用水源地建设起步于2000年前后。
　　2001年10月，北京怀柔备用水源地开工建设，成为国内第一个投入实践的备用水源地项目，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个建立备用水源地的城市。此后5年，北京又相继建设了平谷、房山张坊、昌平马池口等3大备用水源地，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地供水系统。
　　北京在备用水源地建设上的成功实践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而此前国内并无备用水源地的概念，由此发端，各地也开始陆续尝试。
　　2005年2月，原国家建设部颁布新版《城市供水水质标准》，要求各地在保证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城镇供水应急体系。
　　在这个压力之下，许多城市开始建设备用水源。例如无锡在2005年6月启动了长江备用水源地选址工作。
　　2005年8月1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要求各地建立健全水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大中城市要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备用水源。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导致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沿岸数百万居民生活用水因此中断。
　　“在这之前，根本没人意识到水源地面临的巨大安全隐患，备用水源地的建设也仅处于讨论阶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6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报告》显示，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20.1%。此后，相关部门开始对备用水源地的建设提出更为细致的规划。
　　2006年8月，水利部审查通过《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明确人口20万以上、饮用水水源单一的城市，应拟定城市应急备用饮用水源方案，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包括地下水水源、地表水水源、外区域调水等工程。
　　应急水源地成主力
　　什么样的城市需要建备用水源地？
　　2006年出台的《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人口20万以上、饮用水水源单一的城市。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刘臣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备用水源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预留水源地，一类是应急水源地。
　　国内需要预留性备用水源地的城市并不多。“因为大部分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稳定状态，用水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刘臣辉说。
　　相较之下，应急性备用水源地的建设则显得更为重要。“一类是容易出现极端干旱气候的城市，一类是水源地正在遭受污染或者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城市。”国务院参事王秉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易受干旱气候影响的集中区域，其备用水源地建设较为突出。北京在1999年遭遇特大型干旱后即启动了备用水源地建设，乌鲁木齐也建立了甘河子抗旱应急井群，在2013年面临供水紧张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刘臣辉认为，那些不缺水但水源遭受污染的城市面临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
　　环保部2007年对4002个饮用水水源地的调查结果显示，35%的水源地已经不符合要求。最新公布的《2014年国土资源公告》则显示，地下水水质呈较差级和极差级的，分别占到45.4%和16.1%，合计占61.5%。
　　在刘臣辉看来，以河流、湖泊为水源地的城市面临的污染风险最大，水源应急供给能力要求也最高。“这类水源地往往是工业集中、人口聚集的区域，工业、生活污染严重，水源水质变差几乎是必然，一旦污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的事故。”
　　以长江为例，其主干河道沿线坐落了几十个城市，尤其是下游地区的江苏境内，聚集了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一系列工业重镇。“这些城市在长江都有取水口，一旦长江航道发生化学物质泄露事故，整个区域的城市供水都会受到影响。”刘臣辉说，此前长江曾多次发生此类事件。
　　2011年江苏省曾要求县城以上城市要在2013年底前建立备用水源地，备用水源地最少能满足7天以上的居民生活用水。截至目前，江苏省内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均建立了备用水源地。 　　严苛的选址条件
　　“近年来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各地都已经意识到备用水源地建设的重要性，但其规划建设却显得欠考虑。备用水源地的选址，并不是对着地图画个圈那么简单。”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负责备用水源地选址规划的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副总工程师李宇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怀柔备用水源地从1994年选址调研到2001年开工建设，前后历时6年。
　　在刘臣辉看来，备用水源地选址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安全。“一是环境安全，一是水质安全。”他说，前者要求备用水源地必须是环境污染风险小的地区，后者要求备用水源地水质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家标准。
　　工业区污染风险较大，最理想的地点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城区周边的环境污染很严重，能选的地方只有远郊的农村。”刘臣辉说。
　　李宇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在备用水源地选址初期曾拟定永定河和潮白河两个候选，但永定河最终被否决，因该河穿城而过，周边人口密集。而潮白河则位于远离城区的怀柔境内，且在农村地区。
　　水质安全也至关重要。“水质是一个硬指标，必须达标才能供水。需对该地多年的水质检测数据进行分析，不能有被污染的历史，水质还必须多年达标、稳定性好。”李宇说。
　　对一些以区域性河流为水源地的城市来说，还需考虑同源污染的风险。原则上要保证现用水源和备用水源不处在同一水体中。即便实现不了，也需两个水源地距离足够远，以便消解污染物。
　　以无锡为例，其原有水源地位于太湖岸边，备用水源地则位于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长江岸边。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陆纳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正是考虑到长江和太湖分属不同水系，能够避免交叉污染。
　　需要考虑的还有水量。李宇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建成的昌平马池口备用水源地，2011年就退出了北京市备用水源地之列。原因正是储量过低，该水源地当时的年可开采量只有4000万立方米，仅为怀柔备用水源地的三分之一。
　　“画饼充饥”
　　本刊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全国省会城市中，21个城市已建或在建备用水源地，占总数的75%。全国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建设备用水源地的占到近八成。
　　然而，许钦松在广州看到流溪河下游的污染情况后，用了“沦为摆设”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广州市备用水源地。“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武汉的备用水源地梁子湖在2011年就被曝水质不断恶化，从二类水体变为三类水体;宜昌的备用水源地梅子垭水库部分水质更是恶化至五类。
　　“这就反映出当地在选址时没有充分考虑污染风险，是失误。”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有些地方建设备用水源地是迫于政策压力，纯属应付，轻率地划一片地方就算备用水源地。“一些城市也未将备用水源地纳入保护范畴，致使备用水源地荒废乃至被污染。”
　　“那些遭受污染的备用水源地基本丧失功能，等于没用，就是画饼充饥。”在刘臣辉看来，“现在各地备用水源均处于被动防控阶段，就是通过水质检测来观察污染。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动搜索污染物，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污染。”
　　在一篇尚未公开的论文中，刘臣辉给出了一种“污染物筛选”的解决方案。通过对美国、欧盟等地水体污染物防治标准的研究，他找出了554种水体污染物控制名单，其中的449种为中国登记在用的污染物。综合国内水体污染情况，这次研究最终确定了19种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而各地只需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当地实际筛选出污染物。
　　刘臣辉说，按照这种方法，扬州一个备用水源地只需控制9种污染物即可保证水质，“能够实现针对性地防控污染物。”
　　李宇的观察是，国内备用水源地长期处于冷备用状态，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恐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有些地方备用水源地就是按照应急标准来建的，什么都是临时性的，而国外恰恰相反，备用水源地建设是按照最高规格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