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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和会期间，陈独秀以和平民意为原动力，进行政治改良尝试。他提出调解时局的主张，寄希望于和平的外国干涉，期望舆论内力与友邦外力共同发挥作用，完成废督裁兵。然而，特殊势力的障碍以及外部作用的不确定性，促使陈独秀转向社会运动的方法，实现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
[关键词]陈独秀；和平会议；政治改良；调解时局；根本解决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6-0057-05
军阀政治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启蒙新文化到逐渐谈政治，再到改造政党政治的演变轨迹。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路径中，“五四”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而和平会议的作用没有得到学界同仁的重视。实际上，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陈独秀从“调解时局”走向“根本解决”①。本文试从和会角度，对陈独秀政治改良的主张、寻求、办法及转变加以回顾与分析，希望加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微观研究。
一、调解时局的主张——“政治解决”与“护法救国”的折冲
欧战结束后，国内外霎时吹起和平革新之风，带有些许刷新政治的意味。从普遍民意看，由于多年来战事连绵，有着广泛的和平愿望。从1919年2月2日起，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针对时局的政论文章《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分别论述了和平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会问题、宪法问题几项关乎根本政治问题的意见，表现了赞成和平会议调解时局、废督裁兵改良军阀政治、革新中国政治的态度。陈独秀基于和平民意的判断，认为时局的关键在于要么实现“永久和平”，要么使用“和平方法”。他写道：“国内政治问题，或者是希望根本解决，造成永久的和平。或者是希望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1]（P458）召开和平会议调解政局，显然是一种“和平方法”的尝试，所以他进一步说：“既然是全国一致赞成的和平会议，无论它组织的方法如何谬误，在政治史上总是一桩大事。我很尊重它，又很希望它。”[1](P458)这便形成了和会期间陈独秀的基本态度。
总体来看，陈独秀对和平会议的期望很高。他提出和平会议的方向应以国家根本问题的商讨和解决为归依，以能否重建国家、恢复民治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认为无论是和平会议，还是其他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只是局限于南方、北方、某派、某系的利益为目标的话，不但“永久和平”无望，国家政治生活的恢复和发展都无从谈起。他写道：“两方的代表，应当打破代表南北当局的观念，应当发挥代表多数舆论的精神。……诸位代表先生们，若是把国家观念抛在九霄云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囚在‘南北代表’四字以内，那一寸目光，转来转去，不离两方当局的利害（就是总统副总统巡阅使督军善后军费等）”[1](P459-460)，如果这样，和会只能是派系“分赃会议”，代表不过是“南北当局的差官”。也就是说，陈独秀赞成的和会，是需要承担挽救政局的使命，如果仅仅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易也是没有改良意义的。
除了和平、统一等政治问题以外，法律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时局焦点。伴随着南北的军事争夺，南方召集“旧国会”，北方重开“新国会”，均以自己为合法。和会前后，孙中山在给湖北靖国军将领黎天才的复函写道：“吾人无论如何，始终主依法解决。若苟且敷衍，图弥缝于一时，而贻祸于将来，非吾人救国之本旨也。”[2](P38)孙中山还宣称：“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苟使国会得恢复完全自由行使职权，永久合法之和平于焉可得，则文之至愿也。”
[3](P173)为达法治目的，南方不惜与坏法者兵戎相见，南北政局也由此破裂。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此方法颇有微词，认为以暴力护法只是南辕北辙。
对于法律问题，陈独秀具有明显“政治解决”的取向。和会的召开毕竟是南北双方以非武力的方式展开对话，国家法治固然不能随意破坏，“若是没有法律来拘束人类行为的表面，那种争战状况，恐其比现在法律底下所藏的罪恶还要可怕。”[1](P469)然而，“国家成立和发达的要素，法律之外，还有政治。法律以外的政治作用，固然是不宜轻视的危险物。法律以内的政治作用，却是不可轻视的。在新国家组织未备时代，占重要的位置。”[1](P459)可见，陈独秀在告诉国人，南方执拗的宪政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法治仍需要有人去执行与操作。
陈独秀认为南北不必各走极端，北方“若是连法律的假面都不要，那便是专制，便是野蛮。”南方“若是以法律的假面为不足，定要死守刻板的法律，那便是司法界的法律，不是立法界和行政界的法律。”[1](P469)在陈独秀看来，任何人又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假面，倘若撕毁了，强势压倒弱势更难以制止了。法律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尺，但却只能发挥次功能作用。当然，陈独秀主张以政治方式考虑时局，导致他的和平调解具有暂时性，不同于右翼人士主张的一贯性。他虽然赞同采用和平方法调解时局，但传统文化法治经验缺失，使他对法治并非根本信仰，将其形象地称为“法律的假面”，这种调解方式是政治进步却不是法治进步。
陈独秀提出了当前阶段调解时局的对策。1.国会方案。（1）若是想谋永久的和平，新国会断然不能不牺牲的。（2）广州续补的议员，不经过合法的手续，恐怕不能有效。（3）参议院存废问题，应该由国会本身解决。2.宪法及总统方案。（1）选举总统议决宪法，以及其他法律问题，都让下次国会讨论。（2）总统问题，只好迁就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不可用理论来改变已成的事实。（3）宪法上争论未决的问题，应该有互相让步的精神[1](P470-472)。可见，陈独秀在国会问题上，倾向恢复旧国会但否定续补议员；在宪法总统问题上，兼顾事实与法律，这个方案是一则比较公正的政治解决案。可事实上，南北双方都无法做到以上各点，尤其是皖系军阀及安福系坚持认为帝制复辟，民国已亡，不但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国会为唯一合法国会，而且以保持中央威信为托辞，反对南北“对等议和”，并不希望和平统一真正实现，这就为调解时局带来很大现实阻力。
二、外国干涉的寻求——“舆论内力”与“友邦外力”的抵牾
五国公使团展开频繁的斡旋，对和平会议有着重要影响。1918年11月19日，五国广州领事向南方发出照会指出：中国内乱不停，有损各国利益，且影响中国治安，愿各方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以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12月2日，五国正式提出劝告和平正式文件：“五国政府希望中国从速停止内争，得以参与世界和平事业。这个劝告是一种愿望，不是一种干涉。”[4](P190-191)劝告发出以后，各省督军倒是出现了一时的收敛，美、英、法提出的“和平统一”赢得了一时的舆论。
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4号写道：“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1]（P507）。可见，陈独秀不再简单的就和平统一以及法治民治展开争论，他认为：“倘能铲除这特殊势力，不但南北分立不成问题，就是什么陕西问题，福建问题，湖南问题，川、滇问题，粤、桂问题，湘、桂问题，也都根本解决了。”[1](P508)可见，他开始注意到“特殊势力”的存在，并探寻解决方法。在寻找方法的过程中，他考虑依靠“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共同作用，认为依此改造时局，无论是和平与统一、法治与民治均可办到。
在政治改良的尝试中，陈独秀很少谈到“武力解决”，看重内外“舆论”的力量，并寄希望以此推动时局发展。这也是当时进步人士特有的表达法，在尚未找到有效方法之前，他们只是隐约感到民意的强大，因此仅将其称为“舆论”。从实际来看，政治舆论的争夺也颇为激烈，陈独秀也讥讽道：“南方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北方的参、陆两部也通电大表同情。……至于那用兵保段内阁上台的张作霖，用兵赶黎总统下台的倪嗣冲，也来通电说军人干政的不是，未免太滑稽了。”[1](P529)
改造军治并非易事，陈独秀曾考虑将“友邦的外力”作为方法之一。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次取消督军，是制度上的改革，不是同个人过不去，也未必就会激成变故。若是他们定要把持权力，不顾大局。我们国民也应出点血汗，救出这军政统治之下被征服民族的地位。若是我们国民没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请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1](P462)谈到“外国干涉”的方法，的确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在民族主义繁盛的年代，如果稍有不慎，被指“某某代理人”不在少数，斥之为“国贼”也大有其人。然而，陈独秀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能够探讨“好意的外国干涉”的可行性。在他看来，找寻外国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1](P462)，如果需要在“外国和平干涉”与“排除特殊势力”之间做一选择的话，宁肯选择前者约束后者。
陈独秀认为应注意两点：一个是来自外国贷款，一个是来自外国管理。就筹借外债来看，没有无偿的援助，所谓金元外交，使北京政府既缓解财政也受累不少。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各国借款帮我们办实业、办教育，我们是感谢的。就是借款帮我们裁兵，也是感谢的。若是借款帮政府招兵，我们是要怀恨的了。”[1]437就管理来看，陈独秀认为：“只要运输权不落在外人手里，和其他用人行政上有相当的条件，就是归国际管理，也不能说照现在各国分管有弊无利。若不问青红皂白，提到国际管理，便一口断定是‘亡国政策’‘卖国行为’，这个道理恐怕也无人能懂。”[1](P495)
由于各国对华利益的差异，“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早在晚清就有了实践。美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由于和平民意的影响，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和平气象。因提出十四点原则的“新外交”，美国总统威尔逊可谓名噪一时，被陈独秀视为“世界第一好人”与“公理象征”，体现了威尔逊演讲影响着实不小。另外，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英美成了和平的榜样[5]。日本则加紧了推行既定政策的步伐。一战时，寺内内阁与段祺瑞结成军事联盟，实际上发挥了助长中国内乱的作用。基于切身感受，假惺惺的“中日亲善”使大多数国人无法接受。陈独秀也认为：“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算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1](P494)
在“公理至上”与“主权独立”两大原则下，陈独秀曾追寻内外“舆论”的共同作用。从分析来看，日本在远东的“垄断”与西方国家的“均沾”的确有差异之处，陈独秀希望国人分清楚日本与英美存在的竞争性，对“外国干涉”的讨论应当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是简单地以民族主义情绪判断是非。然而，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友邦外力”以各国在华利益为归依，与“舆论内力”少有契合之处，内外“共策进行”的局面很少出现。因此，寻求“外国干涉”的方法逐渐被激进的反帝主张所取代，成为革命外交原则的历史渊源。
三、特殊势力的障碍——“废督裁兵”与“武力统一”的较量
在民初的政局中，军阀力量扮演着阻碍政治发展的角色。“军阀政治”的缺陷在于督军兼掌军民，凌驾于政治法律之上，各省督军实为“特殊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台湾学者张玉法对军阀政治分为三级：军阀掌政、军阀干政、军阀乱政。详见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东华书局1988年版，第165页。由于认识局限，陈独秀所论及的“武力政治”仅指第二个级别。）,陈独秀将“军阀”置于“官僚”、“政客”之首，并称扰乱时局的“三大害”。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必定这一层办得到，然后才配开口说到什么政治问题。”[1](P385)“督军制度若不废去，无论中央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1](P460)可见，基于建设国家的考虑，陈独秀将“武力政治”视为政治发展的现实障碍，而只有排除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势力”，才有政治进步、法治昌明与社会秩序。
当时“废督裁兵”的口号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十分流行。陈独秀按照“裁兵”与“废督”的话语提出自己的改革措施和方法。（1）裁撤冗官虚职。“如今不是驻防时代，各省的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应该和督军）同裁撤。北京的将军府，没什么职权，若为安插裁撤的督军计，暂时存留到未始不可。否则也要撤。”[1](P463)（2）裁撤“军”级建制及军长。他认为“军”为“战争中临时组织”，因此主张不设“军”一级建制，改为以“师”为基本单位，且司令部不可设在省城及商埠，军饷由陆军部发给，不可取自地方。当然，这里的“战时”是指外战而非内战。（3）废除军区制及军区长。避免改每省一个小督军为数省一个大督军，不使“军人对地方有管辖区域，……种下藩镇割据的祸根。”[1](P463)（4）已裁督军不可改为省长[1]（P464）。避免改革结果仍由“特殊势力”左右政局，换汤不换药，使改革沦为形式。
陈独秀提出了一系列裁兵方法。（1）分期五年裁减。参考实际情况之后，陈独秀认为：“全国兵队同时裁去，这是事实上断然做不到的事。如此必用分期裁减的方法。此时全国兵数在百万内外。半年裁一次，一次裁十万，五年可以裁尽。”[1](P464)（2）从劣到优原则。五年十期裁兵次序为:一二期裁减南北开战以后新招的兵；三四期裁减未曾编成正式的军队；五六期裁减服装器械不完全的正式军队；七八期裁减军事教育不完全的军队；九十期裁减军官军事教育不完全的军队，剩余的编入正式陆军。（3）组成裁兵委员会。“南北派出人数相等的委员，协商两方平均应裁的兵数，免得歧轻歧重，大家怀疑。”[1](P465)（4）军官给年俸，士兵给遣散费或化兵为工，防止兵变发生，但万万不可改为警察或民团。（5）重建常备国防陆军。由征兵制逐渐转向募兵制，未裁之兵及兵工厂收归中央，组建服装器械教育完全的军队在二十师，由陆军部直辖[1](P466)。从制度上避免军队私有化。
另外，一些政客提出“军民分治”，希望在不得民心的南北战争之外，寻找一条政治道路，实现所谓的“改弦更张”。当时，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认为：“目前最紧要的事，是要使军方不再干涉民政。国会问题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问题，但既然都已经把它提到前面来考虑，所以必须首先加以解决。我的解决办法是按照旧的选举法，选举产生一个新的国会。然后裁减军队并使军事与民政分开。”[6](P268)梁后来就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周旋于各派之间，这样既便于自身独揽民政，又不动摇“特殊势力”，以实现各得其所。
无论是政治上的“军民分治”还是法律上的“依旧招新”，陈独秀都表示反对，其和平主张具有独特性。他认为民治之外，原本就没有军治，因为武力只能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军民分治”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无法成立，“军民分治”的意见看似也具有改良时局的样子，可是却没能认识政局不良的“原动力”。他质问道：“请问民治以外，军治是什么？全国的海陆军，都应当隶属中央，不当分属地方（就是联邦制，地方政府也不养兵）。所以什么‘军民分治’，什么‘划分军区’，都是根本的错误。”[1](P438)
“武力统一”是军阀联盟之间权力斗争的一贯政策，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吴佩孚呈现了继承关系。1918年8月，安福国会开幕，段祺瑞与冯国璋共同下野。然而，这只是暂时的以退为进，并不意味着对“武力统一”的放弃，在无战可参的情况下，皖系仍然扩充参战军，为敷衍内外舆论，对外称为国防军。陈独秀讽刺道：“现在又要招什么国防军，那末其余的军队，留做什么用处呢？叫什么名目呢？难道叫做‘家防军’吗？”[1](P440)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僵局，“武力统一”的孤立是必然的，他们开始采取隐蔽的两面办法。
在和谈期间，皖系主战派以“剿匪”为借口，并未停止进剿陕西靖国军，为“武力统一”打开西北屏障，陈独秀对此给予了相当注意。3月9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写道：“我以为陕西的问题，表面上虽然很小，里面却很重大。……由着北军从陕西打到四川，从四川打到云贵，从云贵打到两广。到了此时，南北和平会议，也就不用会不用议了。如此和平会议，岂不做了北方进兵的掩护吗？他们何尝要尊重什么法律政治大问题，其所以责备南方代表，不过是‘项庄舞剑’罢了。”[7]
在与“武力统一”的抗衡下，陈独秀的方法所发挥的作用仅是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和回应。比如，在和平大局下，以什么力量监督五年十期裁兵，裁兵委员会可否南北一致组成，各省之兵及兵工厂如何收归中央等，这些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陈独秀也发觉，虽然改革符合人民愿望，然而空谈和平同样是无济于事的。
四、根本解决的觉悟——“唤醒民众”与“社会运动”的汇流
陈独秀因趋新言论，触动了“特殊势力”与“保守人士”的根本利益，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便刮起了北大陈等四人“驱逐出校”的谣言[8]（P95）。在陈独秀看来，他们“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1](P605)然而，北大校方还是听信了谣言，借文理合并，陈独秀成了牺牲者。此后，陈独秀一时失落无事，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9](P95)。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似遭遇，促使其思想发生急剧转变，“舆论的内力”固然重要，但须具备合乎历史的“社会制裁力”，一个是众口铄金的公意，即道义力量；另一个是社会运动，包括三个层次，即五四事件似的，国民会议似的，阶级战争似的。
另外，国际和会也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重演。威尔逊的“背叛”造成山东主权的转让，在远东利益方面，美国再一次纵容日本，牺牲了中国权益，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回忆说：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根本问题”[6](P275)。正是由于美国在远东格局中对日政策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波动，传递给中国民主派的信号就是“外国干涉”不靠谱，和平的榜样仍可以接过秘密外交的衣钵。在“公理战胜强权”幻灭后，陈独秀讥讽地写道：“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浑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1](P476)可见，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陈独秀不再寄希望于“友邦”。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0号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逐渐认识到“外国干涉”与“废督裁兵”都不足以信赖。他写道：“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10](P2)这反映陈独秀在否定自己的和平方案，既然外力不足以依赖，只能进一步寻找内力的觉醒，发起社会革命。
和谈破裂后，主战派开始重新抬头，各省实力派采取“独立”姿态以应对，不久南北战事再起，和平不复存在，川湘两省再受战火之苦，改革军治再现僵局。陈独秀经过政治改良的实践经验，很快转化成寻求新法的推动力量。他提出：（1）不能单纯依赖公理；（2）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10](P17)。陈独秀开始明确表示不再支持“调和论”：“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10](P46)对“调和论”的批评，证明民主派看透了军阀政治乃是权力斗争和势力均衡的交替过程，只有循环的战乱没有永久的和平。在此之后，陈独秀倾向走向社会底层，寻求民众运动的方法，反对军阀战争，改造政治不良，从根本上摒弃幻想。当这种旨在唤醒民众的社会革命出现时，中国的民主派逐渐走向成熟并获得成功。
总之，和平会议期间，陈独秀以和平民意为原动力，探讨内外方法，进行和平尝试。在启蒙时代到行动时代的过渡中，政治改良实践及其困境，促使其寻求更为强力的手段，即“根本解决”的方法改造政治与社会，陈独秀也从自由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从思想理论家转变为建党实干家。一个政治低谷时代也是一个大胆抛弃传统的时代，一国政治发展只能依靠自身努力，寻求务实办法，才能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
[5]罗志田.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只 眼.陕西问题.每周评论[N].1919-03-09.
[8]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朱 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10]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张新颜
[关键词]陈独秀；和平会议；政治改良；调解时局；根本解决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6-0057-05
军阀政治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启蒙新文化到逐渐谈政治，再到改造政党政治的演变轨迹。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路径中，“五四”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而和平会议的作用没有得到学界同仁的重视。实际上，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陈独秀从“调解时局”走向“根本解决”①。本文试从和会角度，对陈独秀政治改良的主张、寻求、办法及转变加以回顾与分析，希望加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微观研究。
一、调解时局的主张——“政治解决”与“护法救国”的折冲
欧战结束后，国内外霎时吹起和平革新之风，带有些许刷新政治的意味。从普遍民意看，由于多年来战事连绵，有着广泛的和平愿望。从1919年2月2日起，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针对时局的政论文章《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分别论述了和平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会问题、宪法问题几项关乎根本政治问题的意见，表现了赞成和平会议调解时局、废督裁兵改良军阀政治、革新中国政治的态度。陈独秀基于和平民意的判断，认为时局的关键在于要么实现“永久和平”，要么使用“和平方法”。他写道：“国内政治问题，或者是希望根本解决，造成永久的和平。或者是希望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1]（P458）召开和平会议调解政局，显然是一种“和平方法”的尝试，所以他进一步说：“既然是全国一致赞成的和平会议，无论它组织的方法如何谬误，在政治史上总是一桩大事。我很尊重它，又很希望它。”[1](P458)这便形成了和会期间陈独秀的基本态度。
总体来看，陈独秀对和平会议的期望很高。他提出和平会议的方向应以国家根本问题的商讨和解决为归依，以能否重建国家、恢复民治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认为无论是和平会议，还是其他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只是局限于南方、北方、某派、某系的利益为目标的话，不但“永久和平”无望，国家政治生活的恢复和发展都无从谈起。他写道：“两方的代表，应当打破代表南北当局的观念，应当发挥代表多数舆论的精神。……诸位代表先生们，若是把国家观念抛在九霄云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囚在‘南北代表’四字以内，那一寸目光，转来转去，不离两方当局的利害（就是总统副总统巡阅使督军善后军费等）”[1](P459-460)，如果这样，和会只能是派系“分赃会议”，代表不过是“南北当局的差官”。也就是说，陈独秀赞成的和会，是需要承担挽救政局的使命，如果仅仅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易也是没有改良意义的。
除了和平、统一等政治问题以外，法律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时局焦点。伴随着南北的军事争夺，南方召集“旧国会”，北方重开“新国会”，均以自己为合法。和会前后，孙中山在给湖北靖国军将领黎天才的复函写道：“吾人无论如何，始终主依法解决。若苟且敷衍，图弥缝于一时，而贻祸于将来，非吾人救国之本旨也。”[2](P38)孙中山还宣称：“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苟使国会得恢复完全自由行使职权，永久合法之和平于焉可得，则文之至愿也。”
[3](P173)为达法治目的，南方不惜与坏法者兵戎相见，南北政局也由此破裂。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此方法颇有微词，认为以暴力护法只是南辕北辙。
对于法律问题，陈独秀具有明显“政治解决”的取向。和会的召开毕竟是南北双方以非武力的方式展开对话，国家法治固然不能随意破坏，“若是没有法律来拘束人类行为的表面，那种争战状况，恐其比现在法律底下所藏的罪恶还要可怕。”[1](P469)然而，“国家成立和发达的要素，法律之外，还有政治。法律以外的政治作用，固然是不宜轻视的危险物。法律以内的政治作用，却是不可轻视的。在新国家组织未备时代，占重要的位置。”[1](P459)可见，陈独秀在告诉国人，南方执拗的宪政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法治仍需要有人去执行与操作。
陈独秀认为南北不必各走极端，北方“若是连法律的假面都不要，那便是专制，便是野蛮。”南方“若是以法律的假面为不足，定要死守刻板的法律，那便是司法界的法律，不是立法界和行政界的法律。”[1](P469)在陈独秀看来，任何人又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假面，倘若撕毁了，强势压倒弱势更难以制止了。法律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尺，但却只能发挥次功能作用。当然，陈独秀主张以政治方式考虑时局，导致他的和平调解具有暂时性，不同于右翼人士主张的一贯性。他虽然赞同采用和平方法调解时局，但传统文化法治经验缺失，使他对法治并非根本信仰，将其形象地称为“法律的假面”，这种调解方式是政治进步却不是法治进步。
陈独秀提出了当前阶段调解时局的对策。1.国会方案。（1）若是想谋永久的和平，新国会断然不能不牺牲的。（2）广州续补的议员，不经过合法的手续，恐怕不能有效。（3）参议院存废问题，应该由国会本身解决。2.宪法及总统方案。（1）选举总统议决宪法，以及其他法律问题，都让下次国会讨论。（2）总统问题，只好迁就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不可用理论来改变已成的事实。（3）宪法上争论未决的问题，应该有互相让步的精神[1](P470-472)。可见，陈独秀在国会问题上，倾向恢复旧国会但否定续补议员；在宪法总统问题上，兼顾事实与法律，这个方案是一则比较公正的政治解决案。可事实上，南北双方都无法做到以上各点，尤其是皖系军阀及安福系坚持认为帝制复辟，民国已亡，不但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国会为唯一合法国会，而且以保持中央威信为托辞，反对南北“对等议和”，并不希望和平统一真正实现，这就为调解时局带来很大现实阻力。
二、外国干涉的寻求——“舆论内力”与“友邦外力”的抵牾
五国公使团展开频繁的斡旋，对和平会议有着重要影响。1918年11月19日，五国广州领事向南方发出照会指出：中国内乱不停，有损各国利益，且影响中国治安，愿各方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以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12月2日，五国正式提出劝告和平正式文件：“五国政府希望中国从速停止内争，得以参与世界和平事业。这个劝告是一种愿望，不是一种干涉。”[4](P190-191)劝告发出以后，各省督军倒是出现了一时的收敛，美、英、法提出的“和平统一”赢得了一时的舆论。
1919年3月23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4号写道：“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1]（P507）。可见，陈独秀不再简单的就和平统一以及法治民治展开争论，他认为：“倘能铲除这特殊势力，不但南北分立不成问题，就是什么陕西问题，福建问题，湖南问题，川、滇问题，粤、桂问题，湘、桂问题，也都根本解决了。”[1](P508)可见，他开始注意到“特殊势力”的存在，并探寻解决方法。在寻找方法的过程中，他考虑依靠“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共同作用，认为依此改造时局，无论是和平与统一、法治与民治均可办到。
在政治改良的尝试中，陈独秀很少谈到“武力解决”，看重内外“舆论”的力量，并寄希望以此推动时局发展。这也是当时进步人士特有的表达法，在尚未找到有效方法之前，他们只是隐约感到民意的强大，因此仅将其称为“舆论”。从实际来看，政治舆论的争夺也颇为激烈，陈独秀也讥讽道：“南方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北方的参、陆两部也通电大表同情。……至于那用兵保段内阁上台的张作霖，用兵赶黎总统下台的倪嗣冲，也来通电说军人干政的不是，未免太滑稽了。”[1](P529)
改造军治并非易事，陈独秀曾考虑将“友邦的外力”作为方法之一。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次取消督军，是制度上的改革，不是同个人过不去，也未必就会激成变故。若是他们定要把持权力，不顾大局。我们国民也应出点血汗，救出这军政统治之下被征服民族的地位。若是我们国民没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请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1](P462)谈到“外国干涉”的方法，的确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在民族主义繁盛的年代，如果稍有不慎，被指“某某代理人”不在少数，斥之为“国贼”也大有其人。然而，陈独秀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能够探讨“好意的外国干涉”的可行性。在他看来，找寻外国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1](P462)，如果需要在“外国和平干涉”与“排除特殊势力”之间做一选择的话，宁肯选择前者约束后者。
陈独秀认为应注意两点：一个是来自外国贷款，一个是来自外国管理。就筹借外债来看，没有无偿的援助，所谓金元外交，使北京政府既缓解财政也受累不少。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各国借款帮我们办实业、办教育，我们是感谢的。就是借款帮我们裁兵，也是感谢的。若是借款帮政府招兵，我们是要怀恨的了。”[1]437就管理来看，陈独秀认为：“只要运输权不落在外人手里，和其他用人行政上有相当的条件，就是归国际管理，也不能说照现在各国分管有弊无利。若不问青红皂白，提到国际管理，便一口断定是‘亡国政策’‘卖国行为’，这个道理恐怕也无人能懂。”[1](P495)
由于各国对华利益的差异，“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早在晚清就有了实践。美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由于和平民意的影响，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和平气象。因提出十四点原则的“新外交”，美国总统威尔逊可谓名噪一时，被陈独秀视为“世界第一好人”与“公理象征”，体现了威尔逊演讲影响着实不小。另外，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英美成了和平的榜样[5]。日本则加紧了推行既定政策的步伐。一战时，寺内内阁与段祺瑞结成军事联盟，实际上发挥了助长中国内乱的作用。基于切身感受，假惺惺的“中日亲善”使大多数国人无法接受。陈独秀也认为：“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算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1](P494)
在“公理至上”与“主权独立”两大原则下，陈独秀曾追寻内外“舆论”的共同作用。从分析来看，日本在远东的“垄断”与西方国家的“均沾”的确有差异之处，陈独秀希望国人分清楚日本与英美存在的竞争性，对“外国干涉”的讨论应当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是简单地以民族主义情绪判断是非。然而，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友邦外力”以各国在华利益为归依，与“舆论内力”少有契合之处，内外“共策进行”的局面很少出现。因此，寻求“外国干涉”的方法逐渐被激进的反帝主张所取代，成为革命外交原则的历史渊源。
三、特殊势力的障碍——“废督裁兵”与“武力统一”的较量
在民初的政局中，军阀力量扮演着阻碍政治发展的角色。“军阀政治”的缺陷在于督军兼掌军民，凌驾于政治法律之上，各省督军实为“特殊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台湾学者张玉法对军阀政治分为三级：军阀掌政、军阀干政、军阀乱政。详见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东华书局1988年版，第165页。由于认识局限，陈独秀所论及的“武力政治”仅指第二个级别。）,陈独秀将“军阀”置于“官僚”、“政客”之首，并称扰乱时局的“三大害”。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必定这一层办得到，然后才配开口说到什么政治问题。”[1](P385)“督军制度若不废去，无论中央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1](P460)可见，基于建设国家的考虑，陈独秀将“武力政治”视为政治发展的现实障碍，而只有排除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势力”，才有政治进步、法治昌明与社会秩序。
当时“废督裁兵”的口号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十分流行。陈独秀按照“裁兵”与“废督”的话语提出自己的改革措施和方法。（1）裁撤冗官虚职。“如今不是驻防时代，各省的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应该和督军）同裁撤。北京的将军府，没什么职权，若为安插裁撤的督军计，暂时存留到未始不可。否则也要撤。”[1](P463)（2）裁撤“军”级建制及军长。他认为“军”为“战争中临时组织”，因此主张不设“军”一级建制，改为以“师”为基本单位，且司令部不可设在省城及商埠，军饷由陆军部发给，不可取自地方。当然，这里的“战时”是指外战而非内战。（3）废除军区制及军区长。避免改每省一个小督军为数省一个大督军，不使“军人对地方有管辖区域，……种下藩镇割据的祸根。”[1](P463)（4）已裁督军不可改为省长[1]（P464）。避免改革结果仍由“特殊势力”左右政局，换汤不换药，使改革沦为形式。
陈独秀提出了一系列裁兵方法。（1）分期五年裁减。参考实际情况之后，陈独秀认为：“全国兵队同时裁去，这是事实上断然做不到的事。如此必用分期裁减的方法。此时全国兵数在百万内外。半年裁一次，一次裁十万，五年可以裁尽。”[1](P464)（2）从劣到优原则。五年十期裁兵次序为:一二期裁减南北开战以后新招的兵；三四期裁减未曾编成正式的军队；五六期裁减服装器械不完全的正式军队；七八期裁减军事教育不完全的军队；九十期裁减军官军事教育不完全的军队，剩余的编入正式陆军。（3）组成裁兵委员会。“南北派出人数相等的委员，协商两方平均应裁的兵数，免得歧轻歧重，大家怀疑。”[1](P465)（4）军官给年俸，士兵给遣散费或化兵为工，防止兵变发生，但万万不可改为警察或民团。（5）重建常备国防陆军。由征兵制逐渐转向募兵制，未裁之兵及兵工厂收归中央，组建服装器械教育完全的军队在二十师，由陆军部直辖[1](P466)。从制度上避免军队私有化。
另外，一些政客提出“军民分治”，希望在不得民心的南北战争之外，寻找一条政治道路，实现所谓的“改弦更张”。当时，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认为：“目前最紧要的事，是要使军方不再干涉民政。国会问题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问题，但既然都已经把它提到前面来考虑，所以必须首先加以解决。我的解决办法是按照旧的选举法，选举产生一个新的国会。然后裁减军队并使军事与民政分开。”[6](P268)梁后来就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周旋于各派之间，这样既便于自身独揽民政，又不动摇“特殊势力”，以实现各得其所。
无论是政治上的“军民分治”还是法律上的“依旧招新”，陈独秀都表示反对，其和平主张具有独特性。他认为民治之外，原本就没有军治，因为武力只能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军民分治”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无法成立，“军民分治”的意见看似也具有改良时局的样子，可是却没能认识政局不良的“原动力”。他质问道：“请问民治以外，军治是什么？全国的海陆军，都应当隶属中央，不当分属地方（就是联邦制，地方政府也不养兵）。所以什么‘军民分治’，什么‘划分军区’，都是根本的错误。”[1](P438)
“武力统一”是军阀联盟之间权力斗争的一贯政策，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吴佩孚呈现了继承关系。1918年8月，安福国会开幕，段祺瑞与冯国璋共同下野。然而，这只是暂时的以退为进，并不意味着对“武力统一”的放弃，在无战可参的情况下，皖系仍然扩充参战军，为敷衍内外舆论，对外称为国防军。陈独秀讽刺道：“现在又要招什么国防军，那末其余的军队，留做什么用处呢？叫什么名目呢？难道叫做‘家防军’吗？”[1](P440)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僵局，“武力统一”的孤立是必然的，他们开始采取隐蔽的两面办法。
在和谈期间，皖系主战派以“剿匪”为借口，并未停止进剿陕西靖国军，为“武力统一”打开西北屏障，陈独秀对此给予了相当注意。3月9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写道：“我以为陕西的问题，表面上虽然很小，里面却很重大。……由着北军从陕西打到四川，从四川打到云贵，从云贵打到两广。到了此时，南北和平会议，也就不用会不用议了。如此和平会议，岂不做了北方进兵的掩护吗？他们何尝要尊重什么法律政治大问题，其所以责备南方代表，不过是‘项庄舞剑’罢了。”[7]
在与“武力统一”的抗衡下，陈独秀的方法所发挥的作用仅是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和回应。比如，在和平大局下，以什么力量监督五年十期裁兵，裁兵委员会可否南北一致组成，各省之兵及兵工厂如何收归中央等，这些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陈独秀也发觉，虽然改革符合人民愿望，然而空谈和平同样是无济于事的。
四、根本解决的觉悟——“唤醒民众”与“社会运动”的汇流
陈独秀因趋新言论，触动了“特殊势力”与“保守人士”的根本利益，他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便刮起了北大陈等四人“驱逐出校”的谣言[8]（P95）。在陈独秀看来，他们“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1](P605)然而，北大校方还是听信了谣言，借文理合并，陈独秀成了牺牲者。此后，陈独秀一时失落无事，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9](P95)。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似遭遇，促使其思想发生急剧转变，“舆论的内力”固然重要，但须具备合乎历史的“社会制裁力”，一个是众口铄金的公意，即道义力量；另一个是社会运动，包括三个层次，即五四事件似的，国民会议似的，阶级战争似的。
另外，国际和会也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的重演。威尔逊的“背叛”造成山东主权的转让，在远东利益方面，美国再一次纵容日本，牺牲了中国权益，由此引发了五四运动。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回忆说：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根本问题”[6](P275)。正是由于美国在远东格局中对日政策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波动，传递给中国民主派的信号就是“外国干涉”不靠谱，和平的榜样仍可以接过秘密外交的衣钵。在“公理战胜强权”幻灭后，陈独秀讥讽地写道：“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浑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1](P476)可见，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陈独秀不再寄希望于“友邦”。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0号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逐渐认识到“外国干涉”与“废督裁兵”都不足以信赖。他写道：“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10](P2)这反映陈独秀在否定自己的和平方案，既然外力不足以依赖，只能进一步寻找内力的觉醒，发起社会革命。
和谈破裂后，主战派开始重新抬头，各省实力派采取“独立”姿态以应对，不久南北战事再起，和平不复存在，川湘两省再受战火之苦，改革军治再现僵局。陈独秀经过政治改良的实践经验，很快转化成寻求新法的推动力量。他提出：（1）不能单纯依赖公理；（2）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10](P17)。陈独秀开始明确表示不再支持“调和论”：“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10](P46)对“调和论”的批评，证明民主派看透了军阀政治乃是权力斗争和势力均衡的交替过程，只有循环的战乱没有永久的和平。在此之后，陈独秀倾向走向社会底层，寻求民众运动的方法，反对军阀战争，改造政治不良，从根本上摒弃幻想。当这种旨在唤醒民众的社会革命出现时，中国的民主派逐渐走向成熟并获得成功。
总之，和平会议期间，陈独秀以和平民意为原动力，探讨内外方法，进行和平尝试。在启蒙时代到行动时代的过渡中，政治改良实践及其困境，促使其寻求更为强力的手段，即“根本解决”的方法改造政治与社会，陈独秀也从自由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从思想理论家转变为建党实干家。一个政治低谷时代也是一个大胆抛弃传统的时代，一国政治发展只能依靠自身努力，寻求务实办法，才能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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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志田.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只 眼.陕西问题.每周评论[N].1919-03-09.
[8]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朱 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10]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