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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性,作为“新的时代”的理论表征,在黑格尔哲学达到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顶峰。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实现了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觉,然而,在关于现代性整体理解和发展出路方面,两者的思想却大相径庭。海德格尔通过对现代性的存在主义解读,认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导致“哲学的终结”,现代性反省需付诸对技术座架的批判,同時指出关于现代性救赎的此在之路。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以现实性和历史性为解释原则,重新审视启蒙精神和现代性困境,跨越时空地对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作出三点回应,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关键词]现代性;海德格尔;马克思;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1007905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对以往哲学关于“存在”的成见概括为三点:1“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2“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3“存在[是]”是自明的概念[1](P45)。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从泰勒斯的“水”,一直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一例外都在探寻和回答存在之本质,追问“何以存在”。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致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困境,关于现代性的认识同样如此,把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夸大到极致。海德格尔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存在”的追问发生根本性转变,形成“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2]追求,这也同样深深影响其对时代精神、现代性的思考。
一、“哲学的终结”
现代性的核心内涵是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正是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导致了“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首先对“终结”有一个全新定义:“‘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哲学之终结是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种聚集。”[3](P6970)在通常理解中,“终结”代表着终止性完成,“哲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哲学的终止性完成。然而,海德格尔的“终结”只是代表某种可能性的聚集,作为完成乃是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走到了某种最极端的可能性之中。并且,海德格尔还谦虚地指出,我们如何能具备谈论和判定“终结”的能力?“我们不仅缺乏任何尺度,可以让我们去评价形而上学的某个阶段相对于另一个阶段的完满性。根本上,我们也没有权利作这样一种评价。”[3](P69)一方面,他为终结哲学寻找到依据;另一方面,他为哲学之出路留有余地。海德格尔所谓可能性之“聚集”的哲学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开篇援引柏拉图《智者篇》发问:“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1](P1)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竟然还在面对相同的问题,而且依然没有答案,也正是基于此,怀特海认为西方哲学的历程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本原、原因、原理)。”[3](P6869)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一直固守着本质主义传统,发展至今,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没有改变,追问“何以存在”。关于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理”,“它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东西。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使事情与人们对之所作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4](P214215)传统的真理分为两种:其一命题真理,知识与对象的符合;其二事情真理,对象与知识的符合。命题真理和事情真理互为条件互为基础,它们都是寻找事物、事情背后的本质和根据,被称为符合论真理观。
随着人性的解放、理性和主体性的觉醒,关于“存在”的符合论真理观从笛卡尔开始由意识外哲学转向意识内哲学。“作为一般主体,人乃是自我的心灵活动。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4](P920)人逐渐确立起对事物的优先性,符合论真理观逐渐演变为主体性哲学的真理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总结到:“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4](P902)俞吾金教授把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性的核心描述概括为三点:“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图像”、“哲学成为人类学”[5]。现代人相较古代人最突出的变化在于,他们不是从自然或者上帝出发,而是从自身出发形成世界的图像,世界成为人主宰的世界。人通过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为其他一切存在者提供尺度和准绳。并且,“在所有这些主体性的基本立场中,某种不同的自我性和利己主义也才是可能的;因为人始终被规定为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了。主观的利己主义——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了——可以通过把‘自我’嵌入‘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4](P921)这种“自我”在黑格尔哲学中就是“理念”、“观念”。“凭此观念,哲学之事情‘本身’才达乎显现。但这一事情是历史地被规定的,亦即主体性。”[3](P75)黑格尔的观念论(理念论)哲学彻底走向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正是“哲学的终结”。 “哲学的终结”,除了主体性形而上学走向极端“聚集”外,还基于另一个事实:诸科学正脱离其母体——哲学。“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3](P70)任何所谓“终结”,都代表着某种可能性路徑的极端发展,当科学彻底挖空哲学的对象领域,也就意味着科学对哲学的抛弃。“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根植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3](P72)西方——欧洲文明正是现代文明,它表现为通过科学技术实现人对世界的全面控制,科学技术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现实载体。然而,科学技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安分守己”,“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4](P921922)科学技术原本在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控制下发展,但由于人的主观主义极度膨胀而丧失自我,迷失方向,从而深陷于科学技术的操控,主体性反而消溶在客体性之中。
二、技术座架释义
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上曾断言:“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接着自己设问,“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他回答说:“(是)进步强制。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6](P57)很显然,海德格尔此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应和批判,不过,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引文指出,人类的自身生产会导致自身毁灭,并且其原因在于人的理性和主体性能力会导致一种可怕的“进步强制”,现代人正经受着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肆虐。在“进步强制”支配下的生产活动表现为“生产强制”,以及“诸强制”。事情的开端在于人本身,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受人的控制,“诸强制”成为对人的“诸强制”。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总结出五大“现代的根本现象”:(1)科学;(2)机械技术;(3)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界内;(4)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5)弃神[4](P885886)。一方面,科学、技术、艺术、人类活动和信仰都被人类控制,人类从主观意愿和决断出发,强行支配着整个世界。科学和技术成为人类理性能力的延长物,艺术成为“感性逻辑学”(即美学)的对象,人类活动和信仰都成为人满足自我主体性要求与照料自身的活动和思想。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性的不断膨胀,科学和技术反而成为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工具,艺术逃离真理之境,人类活动和信仰沦为欲望的战场,“进步强制”受之于人而反控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和现代社会的理解与领会受到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喜爱与推崇,深深地打上存在主义的烙印。
对于“诸强制”,海德格尔使用“座架”(Gestell)一词来称呼它们的共同之处。关于“座架”的全部认识,源于对技术的追问。按照普遍的观念,我们追问技术是什么,亦即追问技术的本质,会得到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把技术称之为合目的的工具,那么合谁的目的?很显然,是人的目的,所以合目的的工具与人的行为是一体的。“技术本身乃是一种设置,用拉丁语讲,是一种工具。”“因此,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4](P925)传统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用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结果因)追问作为工具的技术就能得到技术是什么的答案。譬如,追问祭祀用的银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对银盘如此分解:首先是银,它构成银盘的物质条件;其次是盘,它规定银盘的形式;第三是祭祀,它为银盘赋予意义与目的;最后是银匠,他直接制作了银盘。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割裂四种“招致”去求得一个关于银盘的本质?显然不能,四种“招致”共同起作用,共属一体。“因此,引发的诸方式,即四个原因,是在产出之范围内起作用的。通过产出,无论是自然中生长的东西,还是手工业和艺术中制作的东西,一概达乎其显露了。”[4](P930)产出就是遮蔽者进入无蔽之境、解蔽之中,我们称之为真理显露的地方。由此可见,对技术的追问,我们不能停留在技术本身。海德格尔设问到:“我们走上了何种歧途?我们追问的是技术,而现在却到了αληθεια那里,到了解蔽那里。技术之本质与解蔽又有何干系?答曰:关系大矣。”[4](P930)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同理,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方式。
作为解蔽方式的现代技术现实表现为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促逼首先表现为对自然提要求,这同样表明哲学已经成为人类学,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和牺牲自然。海德格尔引入另一重要德文词汇bestellen,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耕作,农民春种秋收,顺应自然,这是对大自然的守护,不是促逼;二是订造,当农民的土地劳作变成机械化生产的食物工业时,也就意味着对大自然进行摆置(stellen),这就是促逼。现代社会,人作为摆置自然的主体,同样受到技术的促逼,受摆置、被订造,从“人力资源”概念的使用便可见一斑。从词形上来看,摆置stellen、订造bestellen、座架Gestell,它们有着相同的字母组合,这表明三者之间包含某种共同之处。“座架(Gestell)意味着对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4](P938)所谓“持存物”就是指被现代技术促逼、订造的一切东西的实际存在方式。世界之内,万事万物都是持存,都是在技术座架支配下的摆置的聚集。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座架之中。“因此,支架(笔者注:即座架)绝不是人类狡计的产物;相反,它是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后形态,这就是说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在这一天命中,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订造性的时代:在我们未来时代的这种可订造性之中,凭借订造的估价,一切都可以不断地被支取。”[6](P57)海德格尔清楚地认识到,座架已经不再仅仅是主体的设想和努力,甚至成为主体单靠自身所无法企及的东西。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全部哲学,那些符合论真理观,从一开始就不得其道。人从对象性时代进入可订造性时代,哪有脱离座架的主体的人?哪有脱离座架的对象?在技术座架的支配下,人与世界共在。 既然现代技术的本质就在座架之中,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发起对座架的追问?“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我们又要问:这种解蔽是在一切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吗?不是。但它也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4](P941)座架不是某一具体之物,它是现实的场所,是持存物解蔽的域。座架摆置摆弄人,要求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而解蔽出来。所谓解蔽,不在座架之外,而在座架之中。我们甚至不应该追问座架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是座架的必然性前提,但是人的身份却如此“卑微”,从遮蔽到无蔽的解蔽之进程中,人只是作为某种呼应而存在。“座架虽然是技术之本质,但决不是种类和essentia(本质)意义上的本质。”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本质?海德格尔举例说,“即便我们说‘家政’(Hauswesen)、‘国体’(Staatswesen)时,我们也不是指一个种类的普遍性,而是指家庭和国家运行、管理、发展和衰落的方式。这就是家庭和国家的现身方式。”[4](P948)家政Hauswesen由家庭Haus和本质Wesen合成而来,国体Staatswesen由国家Staat和本质Wesen合成而来,关于家庭之本质、国家之本质,并不是在家庭、国家之上或之后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本质,所谓Hauswesen和Staatwesen就是指家庭和国家的现身方式、整体境遇。因此,我们关于技术的追问、技术本质的追问,只能依赖于持存的自身显现,遮蔽之物正是解蔽之域。海德格尔彻底击碎了传统哲学的真理觀,消解了从“存在者”追问存在的本质主义道路,开启了从“此在”追问存在的存在主义道路。
三、现代性救赎——真理的此在之路
海德格尔通过对哲学的形而上学反思,发现现代形而上学已经走到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之极端可能性中,他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例评价指出,“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6]从人的意识出发寻找存在的根据,只会导致主体精神客体化,主体性形而上学必然会走入这种自相矛盾的窘境。现代形而上学在源头上已经发生了错误,本质主义的哲学道路追问“何以存在”,然而“何以存在”不是问题,“如何存在”才是问题。关于“如何存在”,海德格尔进行现象学描述,发起对技术的追问。技术座架乃是人显现自身的场所,这种追问乃是思之虔诚。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之际为人留下“思的任务”,这也正是他为现代性指明的救赎之路,我将它称之为“真理的此在之路”。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论中对存在问题的发问形式进行了划分:(1)问之所问,对……的发问;(2)被问及的东西,就……的发问;(3)问之何所以问[1](P6)。问之所问是存在本身,如何能获得一个抽象出来的纯存在?这种本体论的发问方式一开始就会陷入困境,因而不可避免地转向存在者,即被问及的东西,存在总是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众多存在者当中抽离出如此一般的存在吗?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一直都在这样做,海德格尔认为,这正是“哲学的终结”。那么,问之何所以问意味着什么?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这才是哲学的真正意图所在。我们应该从哪种存在者拾掇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P9)此在不同于其它存在者,它向来所是地存在,“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1](P14)此在亦可表述为“此-在”(Dasein),它与主体性哲学理解的“识-在”(Bewusstsein)截然不同。“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内的存在,存在被主体性意识所规定,因而“识-在”的世界是人的意识世界。“此-在”没有意识的阻隔,“此-在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此-在的意思就是:此出-离地在。”[6]“出-离”表明此在从过去而来,向将来而去。此在是存在的现身方式。
此在作为存在的现身方式,必然和存在相关,不过关于存在本质的追问却毫无效果,没有任何意义。一般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存在,此在作为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去存在”。所谓“是什么”(essentia)的追问必须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此在是“出-离”之在。另外,此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存在,只有“我”才能与之照面,对其关注、领会。因此,此在的两种性质已经勾画出来了:一是它的existentia对essentia的优先地位,一是它的向来我属性质[1](P51)。此在的两种性质也就是理解存在论的两个前提,那么此在究竟如何呈现其所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予以解答。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此在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也不是存在的什么特别状态,就是日常在世。“日常在世的存在我们也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1](P78)何以能够打交道?以及如何打交道?此在不是某一离群索居的本质,而是不断生成的、变化着的存在,它身处其中,所谓“其中”就是最切近的周围世界。海德格尔用锤子举例,向我们展示了打交道的全过程以及打交道的状况。锤子作为一种存在者,它的如其所是状态就是用锤子钉东西的时候,“打交道一向是顺适于用具的,而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是显现出来。”[1](P81)我只有在使用锤子的时候,与之打交道,才能获得关于锤子“存在”的领会。并且,我对锤子越少凝视和关注,全然融入到锤子的工作状态,干得越起劲,越忘我,我对锤子的关系才会越彻底地显现出来,我们称锤子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无论物或者人,作为上手的东西,它们为何上手?海德格尔说:“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1](P98)人或物在因缘之中,在意蕴之内。世界是因缘相际的结缘世界,但是这种因缘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我”的想象之物,而是世界之为世界的发生。因缘、意蕴是一种整体的给予性,这也再次说明了existentia对essentia的优先性。任何存在者只有在上手状态才能本真地存在,人的上手状态就是被抛入这个世界。“此在的何所来何所往掩蔽不露,而此在本身却愈发昭然若揭——此在的这种展开了的存在性质,这个‘它存在着’,我们称之为这一存在者被抛入它的此的被抛境况。”此在在此,不得不在,存在是此在的命运,“存在作为一种负担公开出来了。”[1](P157)“被抛境况”乃是“在之中”,人的上手状态并不如锤子的上手状态那样给予人以原始的美感和审美的情趣,它让人窒息,更像是生命的无奈与呐喊,它是一种承受、“不得不”的宿命。此在的向来我属性质只是存在借我与世界照面,世界固然是人“在之中”的世界,但是世界之为世界并不曾与人商量,人只是在世界之中。因此,从根上说打交道的不是人,向来我属性也不是人,而只是存在。 海德格尔谈到关于人的此在的领会时,讲述了一则古老的寓言。从前,女神Cura(“操心”)用胶泥捏制了一个玩意儿,她请求朱庇特神为这块成形的胶泥赋予精灵,朱庇特神欣然答应。操心和朱庇特都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块胶泥,两神争执不下。这时,土地神(台鲁斯)也冒出来,说自己贡献了泥坯,胶泥该以台鲁斯命名。三神争论不休,于是请公正的农神来裁判。农神说:朱庇特,你提供了精灵,那你在它死时得到它的精灵;台鲁斯,你提供了泥坯,那你在它死时得到它的躯体;“操心”,你造出这个玩意儿,那么只要它活着,“操心”就可以占有它。至于它的名字,就叫“homo(人)”吧[1](P228)。操心就是人的现实境遇和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人遭受技术座架的“绑架”,“在世本质上就是操心”,“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可以被把握為操劳,而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可以被把握为操持。”[1](P222223)既然此在之世界如此糟糕,那么我们还能实现救赎吗?海德格尔说:我们需要进行思想的移居,保持思之虔诚。
正如现代技术座架是持存解蔽的场所一样,人虽然被抛入这个世界,此在的存在就是操劳、操持、操心,但是此在之境也并没有完全隔断通向澄明、自由的通道。“此在由展开状态加以规定,从而,此在本质上在真理中。展开状态是此在的一种本质的存在方式。”[1](P260)如何达到此在的展开状态?首先需要放弃人的意识优先性,为迎接崭新境地做准备。“在此之在(Dasein)中,人才具有他由之得以生存的本质根据,而这个本质根据长期以来未曾被探究过。……绽出之生存根植于作为自由的真理,乃是那种进入存在者本身的被解蔽状态之中的展开。”[4](P224)此在是真理的流动着的家,它并没有关闭人类救赎的道路。真理不是形而上学所追问的本质和根据,也不是科学所追求的经验事实的现象,而是歌德的“原现象”,海德格尔称之为“原事情”,是无蔽者、自由、澄明、敞开状态。因此,哲学的任务,即思的任务,在于“深入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和解蔽过程的那个尚未被把握的东西那里”[4](P223),海德格尔称之为“让存在”。
“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成其所是——意味着:参与到敞开之境及其敞开状态中,每个仿佛与之俱来的存在者就置身于这种敞开状态中。”[4](P223)一方面,“让存在”不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另一方面,“让存在”依靠此在的自行解蔽,“此”(Da)乃是其所是。人终有一死,凡人是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之中的对天地神人四重奏有所领会的短暂的存在者,烦、畏、死是人的现实宿命。既然向死而生,那么人的任务就是诗意地栖居,倾听存在的召唤,守护好自己也就是守护存在。关于真理的此在之路,构成海德格尔对现代、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救赎。
参考文献:
[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赵汀阳.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J].哲学研究,2012,(1).
[3][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
[5]俞吾金.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J].江海学刊,2008,(5).
[6][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责任编辑:张新颜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年第1期
[关键词]现代性;海德格尔;马克思;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1007905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对以往哲学关于“存在”的成见概括为三点:1“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2“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3“存在[是]”是自明的概念[1](P45)。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从泰勒斯的“水”,一直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一例外都在探寻和回答存在之本质,追问“何以存在”。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致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困境,关于现代性的认识同样如此,把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夸大到极致。海德格尔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存在”的追问发生根本性转变,形成“一种对存在不惑的形而上学”[2]追求,这也同样深深影响其对时代精神、现代性的思考。
一、“哲学的终结”
现代性的核心内涵是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正是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导致了“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首先对“终结”有一个全新定义:“‘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哲学之终结是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种聚集。”[3](P6970)在通常理解中,“终结”代表着终止性完成,“哲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哲学的终止性完成。然而,海德格尔的“终结”只是代表某种可能性的聚集,作为完成乃是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走到了某种最极端的可能性之中。并且,海德格尔还谦虚地指出,我们如何能具备谈论和判定“终结”的能力?“我们不仅缺乏任何尺度,可以让我们去评价形而上学的某个阶段相对于另一个阶段的完满性。根本上,我们也没有权利作这样一种评价。”[3](P69)一方面,他为终结哲学寻找到依据;另一方面,他为哲学之出路留有余地。海德格尔所谓可能性之“聚集”的哲学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开篇援引柏拉图《智者篇》发问:“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1](P1)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竟然还在面对相同的问题,而且依然没有答案,也正是基于此,怀特海认为西方哲学的历程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本原、原因、原理)。”[3](P6869)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一直固守着本质主义传统,发展至今,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没有改变,追问“何以存在”。关于本质的知识称为“真理”,“它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东西。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使事情与人们对之所作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4](P214215)传统的真理分为两种:其一命题真理,知识与对象的符合;其二事情真理,对象与知识的符合。命题真理和事情真理互为条件互为基础,它们都是寻找事物、事情背后的本质和根据,被称为符合论真理观。
随着人性的解放、理性和主体性的觉醒,关于“存在”的符合论真理观从笛卡尔开始由意识外哲学转向意识内哲学。“作为一般主体,人乃是自我的心灵活动。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4](P920)人逐渐确立起对事物的优先性,符合论真理观逐渐演变为主体性哲学的真理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总结到:“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4](P902)俞吾金教授把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性的核心描述概括为三点:“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图像”、“哲学成为人类学”[5]。现代人相较古代人最突出的变化在于,他们不是从自然或者上帝出发,而是从自身出发形成世界的图像,世界成为人主宰的世界。人通过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为其他一切存在者提供尺度和准绳。并且,“在所有这些主体性的基本立场中,某种不同的自我性和利己主义也才是可能的;因为人始终被规定为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了。主观的利己主义——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了——可以通过把‘自我’嵌入‘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4](P921)这种“自我”在黑格尔哲学中就是“理念”、“观念”。“凭此观念,哲学之事情‘本身’才达乎显现。但这一事情是历史地被规定的,亦即主体性。”[3](P75)黑格尔的观念论(理念论)哲学彻底走向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正是“哲学的终结”。 “哲学的终结”,除了主体性形而上学走向极端“聚集”外,还基于另一个事实:诸科学正脱离其母体——哲学。“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3](P70)任何所谓“终结”,都代表着某种可能性路徑的极端发展,当科学彻底挖空哲学的对象领域,也就意味着科学对哲学的抛弃。“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根植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3](P72)西方——欧洲文明正是现代文明,它表现为通过科学技术实现人对世界的全面控制,科学技术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现实载体。然而,科学技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安分守己”,“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4](P921922)科学技术原本在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能力控制下发展,但由于人的主观主义极度膨胀而丧失自我,迷失方向,从而深陷于科学技术的操控,主体性反而消溶在客体性之中。
二、技术座架释义
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上曾断言:“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接着自己设问,“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他回答说:“(是)进步强制。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6](P57)很显然,海德格尔此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应和批判,不过,这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引文指出,人类的自身生产会导致自身毁灭,并且其原因在于人的理性和主体性能力会导致一种可怕的“进步强制”,现代人正经受着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肆虐。在“进步强制”支配下的生产活动表现为“生产强制”,以及“诸强制”。事情的开端在于人本身,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不受人的控制,“诸强制”成为对人的“诸强制”。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总结出五大“现代的根本现象”:(1)科学;(2)机械技术;(3)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界内;(4)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5)弃神[4](P885886)。一方面,科学、技术、艺术、人类活动和信仰都被人类控制,人类从主观意愿和决断出发,强行支配着整个世界。科学和技术成为人类理性能力的延长物,艺术成为“感性逻辑学”(即美学)的对象,人类活动和信仰都成为人满足自我主体性要求与照料自身的活动和思想。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性的不断膨胀,科学和技术反而成为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工具,艺术逃离真理之境,人类活动和信仰沦为欲望的战场,“进步强制”受之于人而反控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和现代社会的理解与领会受到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喜爱与推崇,深深地打上存在主义的烙印。
对于“诸强制”,海德格尔使用“座架”(Gestell)一词来称呼它们的共同之处。关于“座架”的全部认识,源于对技术的追问。按照普遍的观念,我们追问技术是什么,亦即追问技术的本质,会得到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把技术称之为合目的的工具,那么合谁的目的?很显然,是人的目的,所以合目的的工具与人的行为是一体的。“技术本身乃是一种设置,用拉丁语讲,是一种工具。”“因此,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4](P925)传统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用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结果因)追问作为工具的技术就能得到技术是什么的答案。譬如,追问祭祀用的银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对银盘如此分解:首先是银,它构成银盘的物质条件;其次是盘,它规定银盘的形式;第三是祭祀,它为银盘赋予意义与目的;最后是银匠,他直接制作了银盘。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割裂四种“招致”去求得一个关于银盘的本质?显然不能,四种“招致”共同起作用,共属一体。“因此,引发的诸方式,即四个原因,是在产出之范围内起作用的。通过产出,无论是自然中生长的东西,还是手工业和艺术中制作的东西,一概达乎其显露了。”[4](P930)产出就是遮蔽者进入无蔽之境、解蔽之中,我们称之为真理显露的地方。由此可见,对技术的追问,我们不能停留在技术本身。海德格尔设问到:“我们走上了何种歧途?我们追问的是技术,而现在却到了αληθεια那里,到了解蔽那里。技术之本质与解蔽又有何干系?答曰:关系大矣。”[4](P930)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同理,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方式。
作为解蔽方式的现代技术现实表现为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促逼首先表现为对自然提要求,这同样表明哲学已经成为人类学,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和牺牲自然。海德格尔引入另一重要德文词汇bestellen,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耕作,农民春种秋收,顺应自然,这是对大自然的守护,不是促逼;二是订造,当农民的土地劳作变成机械化生产的食物工业时,也就意味着对大自然进行摆置(stellen),这就是促逼。现代社会,人作为摆置自然的主体,同样受到技术的促逼,受摆置、被订造,从“人力资源”概念的使用便可见一斑。从词形上来看,摆置stellen、订造bestellen、座架Gestell,它们有着相同的字母组合,这表明三者之间包含某种共同之处。“座架(Gestell)意味着对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4](P938)所谓“持存物”就是指被现代技术促逼、订造的一切东西的实际存在方式。世界之内,万事万物都是持存,都是在技术座架支配下的摆置的聚集。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座架之中。“因此,支架(笔者注:即座架)绝不是人类狡计的产物;相反,它是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后形态,这就是说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在这一天命中,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订造性的时代:在我们未来时代的这种可订造性之中,凭借订造的估价,一切都可以不断地被支取。”[6](P57)海德格尔清楚地认识到,座架已经不再仅仅是主体的设想和努力,甚至成为主体单靠自身所无法企及的东西。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全部哲学,那些符合论真理观,从一开始就不得其道。人从对象性时代进入可订造性时代,哪有脱离座架的主体的人?哪有脱离座架的对象?在技术座架的支配下,人与世界共在。 既然现代技术的本质就在座架之中,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发起对座架的追问?“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我们又要问:这种解蔽是在一切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吗?不是。但它也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4](P941)座架不是某一具体之物,它是现实的场所,是持存物解蔽的域。座架摆置摆弄人,要求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而解蔽出来。所谓解蔽,不在座架之外,而在座架之中。我们甚至不应该追问座架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是座架的必然性前提,但是人的身份却如此“卑微”,从遮蔽到无蔽的解蔽之进程中,人只是作为某种呼应而存在。“座架虽然是技术之本质,但决不是种类和essentia(本质)意义上的本质。”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本质?海德格尔举例说,“即便我们说‘家政’(Hauswesen)、‘国体’(Staatswesen)时,我们也不是指一个种类的普遍性,而是指家庭和国家运行、管理、发展和衰落的方式。这就是家庭和国家的现身方式。”[4](P948)家政Hauswesen由家庭Haus和本质Wesen合成而来,国体Staatswesen由国家Staat和本质Wesen合成而来,关于家庭之本质、国家之本质,并不是在家庭、国家之上或之后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本质,所谓Hauswesen和Staatwesen就是指家庭和国家的现身方式、整体境遇。因此,我们关于技术的追问、技术本质的追问,只能依赖于持存的自身显现,遮蔽之物正是解蔽之域。海德格尔彻底击碎了传统哲学的真理觀,消解了从“存在者”追问存在的本质主义道路,开启了从“此在”追问存在的存在主义道路。
三、现代性救赎——真理的此在之路
海德格尔通过对哲学的形而上学反思,发现现代形而上学已经走到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之极端可能性中,他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例评价指出,“只要人们从Ego 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6]从人的意识出发寻找存在的根据,只会导致主体精神客体化,主体性形而上学必然会走入这种自相矛盾的窘境。现代形而上学在源头上已经发生了错误,本质主义的哲学道路追问“何以存在”,然而“何以存在”不是问题,“如何存在”才是问题。关于“如何存在”,海德格尔进行现象学描述,发起对技术的追问。技术座架乃是人显现自身的场所,这种追问乃是思之虔诚。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之际为人留下“思的任务”,这也正是他为现代性指明的救赎之路,我将它称之为“真理的此在之路”。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论中对存在问题的发问形式进行了划分:(1)问之所问,对……的发问;(2)被问及的东西,就……的发问;(3)问之何所以问[1](P6)。问之所问是存在本身,如何能获得一个抽象出来的纯存在?这种本体论的发问方式一开始就会陷入困境,因而不可避免地转向存在者,即被问及的东西,存在总是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众多存在者当中抽离出如此一般的存在吗?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一直都在这样做,海德格尔认为,这正是“哲学的终结”。那么,问之何所以问意味着什么?追问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这才是哲学的真正意图所在。我们应该从哪种存在者拾掇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P9)此在不同于其它存在者,它向来所是地存在,“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1](P14)此在亦可表述为“此-在”(Dasein),它与主体性哲学理解的“识-在”(Bewusstsein)截然不同。“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内的存在,存在被主体性意识所规定,因而“识-在”的世界是人的意识世界。“此-在”没有意识的阻隔,“此-在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此-在的意思就是:此出-离地在。”[6]“出-离”表明此在从过去而来,向将来而去。此在是存在的现身方式。
此在作为存在的现身方式,必然和存在相关,不过关于存在本质的追问却毫无效果,没有任何意义。一般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存在,此在作为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去存在”。所谓“是什么”(essentia)的追问必须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此在是“出-离”之在。另外,此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存在,只有“我”才能与之照面,对其关注、领会。因此,此在的两种性质已经勾画出来了:一是它的existentia对essentia的优先地位,一是它的向来我属性质[1](P51)。此在的两种性质也就是理解存在论的两个前提,那么此在究竟如何呈现其所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予以解答。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此在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也不是存在的什么特别状态,就是日常在世。“日常在世的存在我们也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1](P78)何以能够打交道?以及如何打交道?此在不是某一离群索居的本质,而是不断生成的、变化着的存在,它身处其中,所谓“其中”就是最切近的周围世界。海德格尔用锤子举例,向我们展示了打交道的全过程以及打交道的状况。锤子作为一种存在者,它的如其所是状态就是用锤子钉东西的时候,“打交道一向是顺适于用具的,而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是显现出来。”[1](P81)我只有在使用锤子的时候,与之打交道,才能获得关于锤子“存在”的领会。并且,我对锤子越少凝视和关注,全然融入到锤子的工作状态,干得越起劲,越忘我,我对锤子的关系才会越彻底地显现出来,我们称锤子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无论物或者人,作为上手的东西,它们为何上手?海德格尔说:“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1](P98)人或物在因缘之中,在意蕴之内。世界是因缘相际的结缘世界,但是这种因缘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我”的想象之物,而是世界之为世界的发生。因缘、意蕴是一种整体的给予性,这也再次说明了existentia对essentia的优先性。任何存在者只有在上手状态才能本真地存在,人的上手状态就是被抛入这个世界。“此在的何所来何所往掩蔽不露,而此在本身却愈发昭然若揭——此在的这种展开了的存在性质,这个‘它存在着’,我们称之为这一存在者被抛入它的此的被抛境况。”此在在此,不得不在,存在是此在的命运,“存在作为一种负担公开出来了。”[1](P157)“被抛境况”乃是“在之中”,人的上手状态并不如锤子的上手状态那样给予人以原始的美感和审美的情趣,它让人窒息,更像是生命的无奈与呐喊,它是一种承受、“不得不”的宿命。此在的向来我属性质只是存在借我与世界照面,世界固然是人“在之中”的世界,但是世界之为世界并不曾与人商量,人只是在世界之中。因此,从根上说打交道的不是人,向来我属性也不是人,而只是存在。 海德格尔谈到关于人的此在的领会时,讲述了一则古老的寓言。从前,女神Cura(“操心”)用胶泥捏制了一个玩意儿,她请求朱庇特神为这块成形的胶泥赋予精灵,朱庇特神欣然答应。操心和朱庇特都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块胶泥,两神争执不下。这时,土地神(台鲁斯)也冒出来,说自己贡献了泥坯,胶泥该以台鲁斯命名。三神争论不休,于是请公正的农神来裁判。农神说:朱庇特,你提供了精灵,那你在它死时得到它的精灵;台鲁斯,你提供了泥坯,那你在它死时得到它的躯体;“操心”,你造出这个玩意儿,那么只要它活着,“操心”就可以占有它。至于它的名字,就叫“homo(人)”吧[1](P228)。操心就是人的现实境遇和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人遭受技术座架的“绑架”,“在世本质上就是操心”,“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可以被把握為操劳,而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可以被把握为操持。”[1](P222223)既然此在之世界如此糟糕,那么我们还能实现救赎吗?海德格尔说:我们需要进行思想的移居,保持思之虔诚。
正如现代技术座架是持存解蔽的场所一样,人虽然被抛入这个世界,此在的存在就是操劳、操持、操心,但是此在之境也并没有完全隔断通向澄明、自由的通道。“此在由展开状态加以规定,从而,此在本质上在真理中。展开状态是此在的一种本质的存在方式。”[1](P260)如何达到此在的展开状态?首先需要放弃人的意识优先性,为迎接崭新境地做准备。“在此之在(Dasein)中,人才具有他由之得以生存的本质根据,而这个本质根据长期以来未曾被探究过。……绽出之生存根植于作为自由的真理,乃是那种进入存在者本身的被解蔽状态之中的展开。”[4](P224)此在是真理的流动着的家,它并没有关闭人类救赎的道路。真理不是形而上学所追问的本质和根据,也不是科学所追求的经验事实的现象,而是歌德的“原现象”,海德格尔称之为“原事情”,是无蔽者、自由、澄明、敞开状态。因此,哲学的任务,即思的任务,在于“深入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状态和解蔽过程的那个尚未被把握的东西那里”[4](P223),海德格尔称之为“让存在”。
“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成其所是——意味着:参与到敞开之境及其敞开状态中,每个仿佛与之俱来的存在者就置身于这种敞开状态中。”[4](P223)一方面,“让存在”不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另一方面,“让存在”依靠此在的自行解蔽,“此”(Da)乃是其所是。人终有一死,凡人是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之中的对天地神人四重奏有所领会的短暂的存在者,烦、畏、死是人的现实宿命。既然向死而生,那么人的任务就是诗意地栖居,倾听存在的召唤,守护好自己也就是守护存在。关于真理的此在之路,构成海德格尔对现代、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救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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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责任编辑:张新颜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