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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坚持了一生的思想，较比同代诗人，他对理想的执着与追求更加坚定。本文基于对杜甫的最高崇拜，对开元盛世与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展开研究，深入走进其内心，探索杜甫政治理想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杜甫；“致君尧舜”；开元盛世
杜甫的远大理想与政治追求是值得世人肯定的，其的“致君尧舜”政治理念与开元盛世密不可分，在某种程度来说可被理解为是盛唐精神的一种表现。该种政治思想极为纯朴，且是一般文人雅士所不具备的坚定信念。其形成原因值得世人深思与探讨。
一、对“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背景的分析
杜甫所坚持的该种政治思想，人们一般将其归结为儒学传统对其造成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其最深的因素应归结为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开元盛世的时代政治环境。也可以将这种政治思想理解为盛唐精神的表现。
孔子在周游列国之时，旨在传播王之正道，施行仁政。孟子在周游列国之时也曾强调尧舜之君的理念，以“王道”统一天下，治国理政。“欲为君，尽君道……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孔子与孟子所提出的尧舜之治的政治理想十分高远，是士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正是这种极高的理想与政治抱负，使得其较难被实现。后世君臣更缺乏践行的胸怀与理想抱负，致使后来该种政治理想仅仅流于形式，成为一个听起来毫不新鲜，但却无人能够笃行的理念[1]。
二、对开元盛世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研究
（一）开元盛世与“致君尧舜”思想的促进作用
杜甫年幼之时正值开元盛世，恰逢其在洛阳生活，天时地利之条件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一定促进作用。青少年时生活格外宽裕，盛唐诗人又是备受欢迎。五六岁之时便已经阅览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可见，其所感受到的是家庭富裕、安定、名流赏识的生活，自然胸怀宽广、理想远大。十四五岁之时，盛唐流行封禅盛典，并建立了著名的集贤殿书院，为文人学士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众多行为中均表现出玄宗对文教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不仅来源于其自身的卓识与抱负，更需要身边以张说为首的大臣们的劝勉。张说在辅佐玄宗之时，为开元盛世贡献了不朽的伟绩。这为少年时的杜甫树立了积极的“致君尧舜”之榜样。但由于当时二人身份的差距，杜甫并不能与张说见面。但众多文人雅士的思想与行为，无疑不鼓励着杜甫远大思想与抱负的形成。
除其早年生活经历的促进作用外，还存在另一个更深刻的影响，即儒学思想。杜甫的外祖母、外祖父均为李氏统治者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对国家朝廷的责任感。加之后来盛世衰败之时，具有理想性色彩的抱负更是被无限激起，深入骨髓。虽然开元盛世之时众多诗人均具有“致君尧舜”的思想抱负，但无一人可与杜甫相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开元盛世之时的境遇存在一定关系。
（二）“致君尧舜”理想的施行
杜甫与其他诗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不仅坚信“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更能够无时无刻的付出实践，天宝时期盛唐局面逐渐衰败，政治环境呈现转恶态势，但杜甫即便处在该种恶劣环境中，仍够践行自身的远大理想与抱负，可以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有人说杜甫的“致君尧舜”是其意气风发、一时之快，但其践行政治理念时所表现出来的远大胸怀又该如何解释？其在肃宗时期的所有行为无不表现出耿直的性格，以及开元文儒的强大精神感召。
杜甫一生做官时间并不是很长，最重要职位仅仅有左拾遗而已。但仅仅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杜甫便做出救理房琯的举动。笔者认为，这便是其践行“致君尧舜”的最突出表现。至德二载，房琯被肃宗罢相，杜甫为其求情，触怒肃宗，被三司推问。其之所以为房琯上书，不仅因二人有私交，更是认为房琯是一位能够辅佐王的文儒之士，是“致君尧舜”思想的信念[2]。
对于房琯的事情，杜甫一直都记在心里。其在《建都十二韵》中写道：“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字里行间无不表示对房琯的认可，以及践行“致君尧舜”理念的行为。再后来，杜甫因该事件被变为华州司功参军，不得不弃官而去。表面为不想理会繁杂的政务，但深层原因是对肃宗的失望，以及“致君尧舜”思想不得而终的绝望。若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抱负，宁愿归隐世俗，不予理会。
杜甫做官时间虽不长，但其非左拾遗不做，却又能够愤然弃左拾遗归隐，可见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品质，以及笃行“致君尧舜”理想的坚定信念。杜甫的政治实践总体而言较为悲剧，但在做官之时所表现出来的耿介勇敢，是不能被否定的。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盛世之时的记忆与生活经历一生都在支撑着杜甫，持有“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即便后来长安爆发“安史之乱”，国家逐渐衰败，但唯独杜甫仍旧保持着对国家的关心与热爱。国家的前途已经没有希望，这点他在心里也非常清楚。但仍旧抱有希望的原因来自于其对开元盛世的记忆，对明君、贤臣齐心协力之场景的怀念。因此，其在内心始终坚持，只要君王奋发图强，贤臣辅佐其左右，国家定能中兴。梦想是宝贵的，理念是值得推崇的。但对于一个士大夫，一个诗人，也仅限于给予其动力与勇气，不绝望、不逃避的坚定信念。事实摆在眼前，仍旧无法与国家命运相违背。或许，当时唐朝文人均能够与杜甫一样怀有坚定的政治抱负，也许唐朝会一直兴盛下去。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开元盛世与杜甫的“致君尧舜”思想展开论述，探讨杜甫一生与开元盛世、与“致君尧舜”的缠绵关系。年少之时的生活经历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其成为坚定信念，执着追求理想色彩的远大理想。是其一生的支撑与行事动力，即便后来唐朝命运衰败，仍旧未能阻止其坚定“致君尧舜”。
参考文献：
[1]李永富.引君当道 致君尧舜——二程论格君心之非[J].东岳论丛，2016，37（11）：68-72.
[2]蒋金珅.“致君尧舜”：唐代皇帝的神圣化与士人转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04）：111-117.
作者简介：李根奇（1978—），男，漢族，河南长葛人，主要研究方向：中职学校历史课程教学的改革发展与实践。
关键词：杜甫；“致君尧舜”；开元盛世
杜甫的远大理想与政治追求是值得世人肯定的，其的“致君尧舜”政治理念与开元盛世密不可分，在某种程度来说可被理解为是盛唐精神的一种表现。该种政治思想极为纯朴，且是一般文人雅士所不具备的坚定信念。其形成原因值得世人深思与探讨。
一、对“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背景的分析
杜甫所坚持的该种政治思想，人们一般将其归结为儒学传统对其造成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其最深的因素应归结为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开元盛世的时代政治环境。也可以将这种政治思想理解为盛唐精神的表现。
孔子在周游列国之时，旨在传播王之正道，施行仁政。孟子在周游列国之时也曾强调尧舜之君的理念，以“王道”统一天下，治国理政。“欲为君，尽君道……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孔子与孟子所提出的尧舜之治的政治理想十分高远，是士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正是这种极高的理想与政治抱负，使得其较难被实现。后世君臣更缺乏践行的胸怀与理想抱负，致使后来该种政治理想仅仅流于形式，成为一个听起来毫不新鲜，但却无人能够笃行的理念[1]。
二、对开元盛世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研究
（一）开元盛世与“致君尧舜”思想的促进作用
杜甫年幼之时正值开元盛世，恰逢其在洛阳生活，天时地利之条件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一定促进作用。青少年时生活格外宽裕，盛唐诗人又是备受欢迎。五六岁之时便已经阅览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可见，其所感受到的是家庭富裕、安定、名流赏识的生活，自然胸怀宽广、理想远大。十四五岁之时，盛唐流行封禅盛典，并建立了著名的集贤殿书院，为文人学士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众多行为中均表现出玄宗对文教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不仅来源于其自身的卓识与抱负，更需要身边以张说为首的大臣们的劝勉。张说在辅佐玄宗之时，为开元盛世贡献了不朽的伟绩。这为少年时的杜甫树立了积极的“致君尧舜”之榜样。但由于当时二人身份的差距，杜甫并不能与张说见面。但众多文人雅士的思想与行为，无疑不鼓励着杜甫远大思想与抱负的形成。
除其早年生活经历的促进作用外，还存在另一个更深刻的影响，即儒学思想。杜甫的外祖母、外祖父均为李氏统治者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对国家朝廷的责任感。加之后来盛世衰败之时，具有理想性色彩的抱负更是被无限激起，深入骨髓。虽然开元盛世之时众多诗人均具有“致君尧舜”的思想抱负，但无一人可与杜甫相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开元盛世之时的境遇存在一定关系。
（二）“致君尧舜”理想的施行
杜甫与其他诗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不仅坚信“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更能够无时无刻的付出实践，天宝时期盛唐局面逐渐衰败，政治环境呈现转恶态势，但杜甫即便处在该种恶劣环境中，仍够践行自身的远大理想与抱负，可以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有人说杜甫的“致君尧舜”是其意气风发、一时之快，但其践行政治理念时所表现出来的远大胸怀又该如何解释？其在肃宗时期的所有行为无不表现出耿直的性格，以及开元文儒的强大精神感召。
杜甫一生做官时间并不是很长，最重要职位仅仅有左拾遗而已。但仅仅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杜甫便做出救理房琯的举动。笔者认为，这便是其践行“致君尧舜”的最突出表现。至德二载，房琯被肃宗罢相，杜甫为其求情，触怒肃宗，被三司推问。其之所以为房琯上书，不仅因二人有私交，更是认为房琯是一位能够辅佐王的文儒之士，是“致君尧舜”思想的信念[2]。
对于房琯的事情，杜甫一直都记在心里。其在《建都十二韵》中写道：“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字里行间无不表示对房琯的认可，以及践行“致君尧舜”理念的行为。再后来，杜甫因该事件被变为华州司功参军，不得不弃官而去。表面为不想理会繁杂的政务，但深层原因是对肃宗的失望，以及“致君尧舜”思想不得而终的绝望。若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抱负，宁愿归隐世俗，不予理会。
杜甫做官时间虽不长，但其非左拾遗不做，却又能够愤然弃左拾遗归隐，可见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品质，以及笃行“致君尧舜”理想的坚定信念。杜甫的政治实践总体而言较为悲剧，但在做官之时所表现出来的耿介勇敢，是不能被否定的。
除此以外，笔者以为，盛世之时的记忆与生活经历一生都在支撑着杜甫，持有“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即便后来长安爆发“安史之乱”，国家逐渐衰败，但唯独杜甫仍旧保持着对国家的关心与热爱。国家的前途已经没有希望，这点他在心里也非常清楚。但仍旧抱有希望的原因来自于其对开元盛世的记忆，对明君、贤臣齐心协力之场景的怀念。因此，其在内心始终坚持，只要君王奋发图强，贤臣辅佐其左右，国家定能中兴。梦想是宝贵的，理念是值得推崇的。但对于一个士大夫，一个诗人，也仅限于给予其动力与勇气，不绝望、不逃避的坚定信念。事实摆在眼前，仍旧无法与国家命运相违背。或许，当时唐朝文人均能够与杜甫一样怀有坚定的政治抱负，也许唐朝会一直兴盛下去。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开元盛世与杜甫的“致君尧舜”思想展开论述，探讨杜甫一生与开元盛世、与“致君尧舜”的缠绵关系。年少之时的生活经历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其成为坚定信念，执着追求理想色彩的远大理想。是其一生的支撑与行事动力，即便后来唐朝命运衰败，仍旧未能阻止其坚定“致君尧舜”。
参考文献：
[1]李永富.引君当道 致君尧舜——二程论格君心之非[J].东岳论丛，2016，37（11）：68-72.
[2]蒋金珅.“致君尧舜”：唐代皇帝的神圣化与士人转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8（04）：111-117.
作者简介：李根奇（1978—），男，漢族，河南长葛人，主要研究方向：中职学校历史课程教学的改革发展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