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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1952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在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对中国东北乃至山东半岛实施了“细菌战”,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 都是空前的。早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没有把麻雀作为主要的目标。当爱国卫生运动与农业生产“大跃进”相结合,打麻雀,灭苍蝇,老鼠就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此后除四害并未完全消失,直到现在,各级政府依然不时提出部署”除四害“的通知,当然,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全国卫生城市评选”。
提起“除四害,讲卫生”,有人认为那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其实不然,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应该是1952年。
当时的“全国卫生红旗城市”广东佛山市,为让市民养成卫生习惯,市政府在马路上首创卫生监督岗,连正、副市长周六都要亲自站岗。
小学生只要发现有人在大街上抽烟,就在背后紧盯,按当时规定,往地上丢烟头罚款两毛。烟民口袋里都备有小盒,把烟灰弹在盒内。50年代,在城市中常可看到孩子们在街上挥动小红旗,喊“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五毛钱”。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
年初,该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
公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
有个“故事”说,上世纪50年代,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被毒蛇咬了,事情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蛇!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蛇运动。
第二年,老鼠泛滥成灾,吃老鼠的蛇没有了,老鼠失控。
这又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鼠!再一年,农民反映,收获粮食的时候,麻雀和人民群众抢夺劳动成果,这事又惊动了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麻雀!
“故事”当属戏谑,“灭蛇”似也未见经传,但“除四害”是自上而下提倡的事实。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
当年人们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参加过“除四害”的人,年龄最小的今天也已60岁往上,聊起当年,兴致不减。
比如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话语间有打胜仗的欢愉。
一位当年在北京西城福绥境小学上学的朋友,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
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
灭鼠有奖励,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成绩统计出来让人吃惊:上海当年捕鼠24万余只,芜湖22.9万只,青岛35.3万只。全国共4400万只。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对麻雀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
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
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描写北京灭麻雀的文章,读起来让人印象深刻: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
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19日清晨4时,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战斗岗位,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千千万万双眼监视天空。
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疲于奔命的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不同;生物学家倾向于消灭雀害,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链接:历次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2月29日,美国飞机共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穴丹东雪、抚顺等地。先在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当年3月14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
195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1957年9月20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从除“四害”做起,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消灭各种疾病和它们的根源,增进人民的健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群众积极响应, 取得了重大成就。
1960年,党中央在1960年《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在1960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又重点介绍、推广了山西秸山县、广东佛山市两个改造旧农村、旧城市卫生面貌的先进典型经验。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十年动乱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遭遇了挫折。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发出了《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同年8月,中央爱卫会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现场交流会,会议提出,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是:城市重点整治环境卫生,农村管好水、粪,标本兼治。
1979年6月11日,中央爱卫会、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将各级爱卫会办公室建立健全起来,配备专职干部。一系列的措施,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
1987年2月,中央爱卫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9部门发出《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仪》,经中央领导同意,把每年3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主要内容是“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
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活动,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的卫生质量有所提高,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的环境。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为爱国卫生运动欣然题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全民族的卫生素质,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
(据《中国新闻周刊》)
此后除四害并未完全消失,直到现在,各级政府依然不时提出部署”除四害“的通知,当然,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全国卫生城市评选”。
提起“除四害,讲卫生”,有人认为那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其实不然,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应该是1952年。
当时的“全国卫生红旗城市”广东佛山市,为让市民养成卫生习惯,市政府在马路上首创卫生监督岗,连正、副市长周六都要亲自站岗。
小学生只要发现有人在大街上抽烟,就在背后紧盯,按当时规定,往地上丢烟头罚款两毛。烟民口袋里都备有小盒,把烟灰弹在盒内。50年代,在城市中常可看到孩子们在街上挥动小红旗,喊“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五毛钱”。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
年初,该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
公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
有个“故事”说,上世纪50年代,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被毒蛇咬了,事情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蛇!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蛇运动。
第二年,老鼠泛滥成灾,吃老鼠的蛇没有了,老鼠失控。
这又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鼠!再一年,农民反映,收获粮食的时候,麻雀和人民群众抢夺劳动成果,这事又惊动了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麻雀!
“故事”当属戏谑,“灭蛇”似也未见经传,但“除四害”是自上而下提倡的事实。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
当年人们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参加过“除四害”的人,年龄最小的今天也已60岁往上,聊起当年,兴致不减。
比如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话语间有打胜仗的欢愉。
一位当年在北京西城福绥境小学上学的朋友,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
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
灭鼠有奖励,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成绩统计出来让人吃惊:上海当年捕鼠24万余只,芜湖22.9万只,青岛35.3万只。全国共4400万只。
1955年,有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对麻雀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
但几天后,毛泽东亲定的“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敌”。
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麻雀,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人民日报》发表了郑作新的考察成果。但当时为麻雀翻案的声音非常微弱,没有引起注意。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描写北京灭麻雀的文章,读起来让人印象深刻: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
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19日清晨4时,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战斗岗位,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千千万万双眼监视天空。
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疲于奔命的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不同;生物学家倾向于消灭雀害,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链接:历次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2月29日,美国飞机共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安东穴丹东雪、抚顺等地。先在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播撒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当年3月14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
195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1957年9月20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从除“四害”做起,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消灭各种疾病和它们的根源,增进人民的健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群众积极响应, 取得了重大成就。
1960年,党中央在1960年《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在1960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又重点介绍、推广了山西秸山县、广东佛山市两个改造旧农村、旧城市卫生面貌的先进典型经验。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十年动乱期间,爱国卫生运动遭遇了挫折。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并发出了《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同年8月,中央爱卫会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现场交流会,会议提出,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是:城市重点整治环境卫生,农村管好水、粪,标本兼治。
1979年6月11日,中央爱卫会、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将各级爱卫会办公室建立健全起来,配备专职干部。一系列的措施,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
1987年2月,中央爱卫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9部门发出《在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仪》,经中央领导同意,把每年3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主要内容是“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水平的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发展。
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活动,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的卫生质量有所提高,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的环境。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为爱国卫生运动欣然题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全民族的卫生素质,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