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70周年阅兵荣誉军旗方阵中，“光荣的临汾旅”是唯一一面旅级荣誉军旗。它背后的故事像谜一样令人向往，让无数史学家和军史爱好者一直在探究。

谜团

　　1948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临汾，所属第8纵队23旅英勇奋战，最先登城，中央军委授予该旅“临汾旅”荣誉称号。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授予称号的原件至今下落不明。由此，称号的名称是“临汾旅”，还是“光荣的临汾旅”，成了一个谜。在2019年国庆阅兵时，荣誉军旗上写着“光荣的临汾旅”，而由原总政治部组织部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单位名录》，则记录为“临汾旅”荣誉称号。
　　1998年6月4日，“临汾旅”命名50周年纪念日时，许多老战士被邀请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发现荣誉室的解说词和纪念活动的讲话中，都说“临汾旅”是华北军区授予的。老英雄们则说，当年亲耳听到徐向前宣读的命令是中央军委授予的。
　　老英雄们反映这一情况时，《光荣的临汾旅》电视片正在摄制中。摄制组的同志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于是赴北京采访徐向前夫人黄杰。黄杰说，她在整理徐向前遗物时，似曾看过一份当年中央军委给“临汾旅”授予荣誉称号的批复件，此件已经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了。
　　在黄杰的帮助下，人们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徐向前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面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圈阅和批示，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授称号的原件。
　　尘埃尚未落定，但不影响23旅攻打临汾的精彩故事。
　　笔者将按“解密”程序，把像谜一样的“临汾旅”档案，一五一十讲给大家听……

决死3纵

　　树有根，水有源。“临汾旅”的根源在哪里？“解密”档案从1939年开始翻起。
　　全国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为保住自己“山西王”的地位，制衡蒋介石和日本势力进入山西，采纳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样，由共产党人倡议创建的抗日人民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山西成立。“决死队”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8月。“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下辖多个纵队，其中第3纵队被称为决死3纵。
　　决死3纵是在山西曲沃地区组建的，下辖第7总队、第8总队和第9总队，后改称第7团、第8团和第9团。1939年，决死3纵已从组建时只有1200多人的一个团的实际兵力，发展到了12个团1.8万余人。
　　一直经营山西的阎锡山，目光紧盯着决死3纵，一心想把决死3纵收为己有。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秋林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取缔和消灭“决死队”。秋林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办了一个所谓的“军官集训团”，名义上考核集训各级军官，实际是借机对决死3纵各级领导进行收买拉拢，迈开了收编决死3纵的步伐。
　　1939年12月5日，阎锡山以“布防”“作战”“南移”等命令，将决死3纵调出驻地，并调晋军和中央军计8个军，向八路军驻扎在晋西、晋西北的部队进攻。同时，阎锡山暗中命令已被收买的决死3纵第8团团长孙瑞琨、第9团团长赵世铃等人，扣押逮捕第8团3营副营长李柽，第9团政治主任、党委委员郝廷珧，第7团政治主任郭鸿瑛，第7团6连指导员武学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这就是“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让决死3纵受到了一定损失，但建制保存完好，部队仍牢牢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1940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重组决死3纵，将原各游击团和保安团编成决死第7团、第8团、第9团，编入八路军129师序列。
　　重组后的决死3纵司令员是戎子和，政委是董天知，副司令员是李寿轩，参谋长是刘昌毅，政治部主任是车敏瞧。
　　决死3纵经过三个月整训，在组织建设上，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各项制度;在思想建设上，明确了部队性质，划清了与旧军队的界限;在作风纪律上，重点在发扬民主、反对军阀，严令不准体罚打骂士兵。
　　决死3纵从组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直坚持在山西抗日。经过八年的沙场挥戈，已锤炼成一支攻坚破城的“铁拳头”部队。后来，决死3纵被改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23旅。
　　23旅，正是本文讲述的“临汾旅”。

临汾城的七道防御线

　　1948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攻打临汾。于是，第8纵队、第13纵队、吕梁军区部队、太岳军区部队等5万人将临汾团团围住。
　　区区一个地级城市，用5万兵力攻打，这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其实，从临汾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历来是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它东扼太岳，西傍汾河，北连晋阳，南达豫陕;而且纵贯山西，又是联结华北同蒲铁路的枢纽。相传，临汾是唐尧建都的地方。更有趣的是，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卧牛城易守难攻，李闯王挂甲兴叹”。
　　“卧牛城”，说的是从远处观看临汾城，酷似一头黄牛伏卧在汾河边上。“李闯王挂甲兴叹”，指的是李自成征战时，久攻临汾不下，便站在城北兴隆殿上向城里觀察，坐骑被守军的箭射伤一只眼睛，李自成气得直跺脚，最后把盔甲挂在一个小村庄的大树上，换马而去。如今，临汾城外还有一个村庄，就叫挂甲屯。
　　从历史上看，临汾城确实易守难攻。19世纪60年代，捻军进军山西，在平阳府（临汾）与清军大战，清军久攻不下，只好大败而去。1911年辛亥革命，民军进军山西，在平阳府与清军大战，结果民军受挫。1937年，日军侵华，先取太原，后夺临汾。
　　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临汾城确实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它西傍汾河，东、南、北三面地形开阔，便于防守者发挥火力。再加上几经征战，城东南又筑有一座护卫城，叫作“东关”，高度仅次于主城。这样，就形成了东关与主城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临汾大兵压境，阎锡山紧急集合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梁培璜是阎军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如今，他坐镇临汾负责指挥防御。他向众人介绍了临汾的七道防御线，分别是城外据点、环城据点、城外壕、城内壕、城墙内壕沟、城内工事和地道工事。
　　第七道地道工事防御体系，是一个从运城逃到临汾的专员向梁培璜建议修建的。这个专员对梁说：“根据运城的守城经验，欲保临汾，必须构建防御地道，以对抗共军的地道攻城战术。”

　　于是，梁培璜下令连夜在城根挖地道。从城壕底层向外挖10米左右的纵深地道，地道的顶端分左、右横道。在横道里埋设大瓮一两个，派专人日夜侦听声音，如果对方挖掘攻击地道，在100米以内，即可听出方向;30米以内，连掘土和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梁培璜说：“到时，共军如果再采取攻运城那样的地道战术，我们便能在听出的方向，预先埋好炸药，待共军接近时爆破。”

战役提前三天打响

　　临汾城，对于阎军来说是战略支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对于解放军来说，解放临汾的意义也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到解放军在当地的影响力，而且将有力地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地区解放军作战。如果临汾攻下来，晋南就完全没有阎军据点了。这样一来，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等解放区就可以连成一片，为解放太原，全歼阎军扫清障碍。徐向前说：“必须攻克临汾！”
　　指挥所里，军事会议紧张地进行着。徐向前成竹在胸，下达作战命令：“以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和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警戒晋北敌人，同时负责相机打援任务;以吕梁军区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牵制城西守敌;以8纵位于城南，13纵位于城东，太岳军区部队位于城北，以向心合围态势，首先扫清敌人外围警戒阵地，拔掉护城据点，攻克东关，而后进攻主城。在战术上采取三面围攻的打法，力争将敌人主力消灭在城外阵地上，在城外歼敌越多，敌人消耗越重，越减少攻城阻力，越减少城内损失。”徐向前很自信地说：“以后，攻下来的城市就是我们的了！我们每攻克一个城市，都要保护好这个城市。一个灯泡、一根电线，都不准损坏，一定要秋毫无犯！”最后，徐向前决定：“3月10日，战役行动开始。”
　　就这样，5万解放军如同一个巨大的铁笼，将梁培璜这头巨兽紧紧地围困在临汾城内。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在临汾战役即将发起之时，即3月5日，胡宗南为挽回西北战场败局，电令守在临汾的国民党军第30旅旅长尹瀛洲，紧急空运该旅回西安。此情报被解放军前指侦听人员破译。
　　军情紧急。徐向前迅速作出牵制守敌，策应西北战场，减轻西北战场压力，提前开战的决定，命令8纵在3月7日凌晨前，奇袭尧庙机场，粉碎胡宗南空运第30旅的“蝉蜕计划”。
　　于是，临汾战役比原計划提前了三天突然发起。
　　此时，8纵正在行军途中。电台又一时联系不上。联系不上，等于提前发起战役的命令无效。徐向前立即派作战参谋快马加鞭向8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行军的方向追去。作战参谋追上了王新亭。
　　王新亭立即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提前到达预定位置。此时，尧庙机场上黑压压的都是士兵，胡宗南的10架运输机正在装运部队。
　　“占领有利地形，狠狠地给我打！”王新亭命令24旅72团打机场。
　　由于没有经验，解放军不懂得封锁跑道，而是组织72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向飞机开火，2架飞机被击中，却眼睁睁地让8架飞机给跑掉了。
　　待命装运的国民党军第30旅官兵仓皇逃往临汾城内。胡宗南的“蝉蜕计划”宣告破产。
　　自占领尧庙机场始，临汾战役拉开了序幕。
　　提前三天，让很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平时，三天时间算不了什么，然而，在战役准备阶段，提前三天意味着什么呢？用简单的话来说，就叫“仓促上阵”。要知道，一个整装旅从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所需时间，也要三天啊！何况是5万大军，提前发起战役攻击。有的干部战士觉得，“卧牛城”跑不掉，发起进攻就是瓮中捉鳖，何必提前三天呢？还有的干部战士觉得，30旅跑掉了，临汾更好打！
　　徐向前与干部战士的看法不一样。徐向前觉得战争是一个全局，局部的作战行动，必然服从全局需要。攻克临汾是从战略全局上考虑的，就是配合陕北战场彻底打破胡宗南的重点进攻。如果不提前发起进攻占领机场，放跑了30旅，晋南战场减轻了压力，临汾可以比较容易地攻克，却达不到牵制胡宗南、配合西北野战军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的战略任务。这一点，上到军区首长，下到纵队领导，意见都十分统一，但在旅团一级指挥员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看法。尽管解放军用两条腿赶在飞机起飞前占领了机场，让敌人没法逃走，但作战思想不统一，那是更可怕的敌人。
　　徐向前决定深入一线，边指挥打仗边做思想工作。
　　徐向前顶着风雪，来到临汾前线。听了徐向前讲述的深入浅出的道理，部队官兵渐渐地懂得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开始理解战役发起为什么提前三天的伟大意义。指战员攻打临汾的劲头更足了。

24旅族长王墉牺牲，徐向前下令“破城雪恨”

　　尧庙机场被8纵占领后，正在太原城内的阎锡山和守在临汾城内的梁培璜慌了手脚。阎锡山赶紧增派第61军军长娄福生，乘直升机到临汾，加强城内守备。任命娄福生、第66师师长徐其昌、第30旅旅长尹瀛洲为保卫临汾指挥部副总指挥，临汾行署专员王正平为总指挥部办公厅主任。这样的任命，自然是阎锡山的用人手腕，目的是让胡宗南的部队和地方部队形成合力，把阎锡山的地盘守好守牢。
　　梁培璜深知确保空中通道的重要性，他责成王正平在城内修建临时飞机场。王正平以军令为名，大拆民房，修建飞机场，导致无数群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临汾城内忙得一团糟，临汾城外则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战术研究。徐向前对各级指挥员说：“临汾是一个坚固的城池，工事复杂，敌军死守城壕及护城据点与我们决战，我们不能轻敌。这一点，我们要汲取攻打运城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三打’历史。”
　　徐向前接着说：“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提高战术水平，要认识攻坚战术战斗是一个不痛快的艰苦战斗，必须细心调查敌情，必须周密组织战斗。每个指挥员既要胆大、勇猛、果断，同时心又要细致、谨慎、周密。要坚决反对硬拼硬打、不讲战术的‘拼命主义’。”
　　徐向前的一番话，开阔了大家的思路：勇敢加智谋，才能胜利。指挥部集思广益，依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再一次调整战役部署：集中全线大部火炮支援8纵、13纵，首先夺取东关，然后再依托东关攻城，攻城的手段运用运城经验，采取地道爆破。
　　东关是临汾的主要屏障。东关的城墙高11米，上宽6米，基厚11米，面积是临汾城的1/3，距离也很长，从城东直达火车站。
　　攻克东关，是攻克临汾的关节点。在此之前，守城的阎军为了建飞机场，早把东关紧靠城墙的房屋全部拆除了，形成了一片开阔地带。他们的目的就是发挥火力，防止被解放军利用。
　　8纵侦悉，城北地势较高，对攻东关有利，建议将兵力转移到城北，夺取兴隆殿，依托兴隆殿攻东关。徐向前同意了8纵的意见。8纵留下22旅继续在城南担任尧庙机场守卫和助攻任务，命23旅和24旅迅速转移到城北进攻出发线上。
　　在察看地形时，24旅旅长王墉中弹牺牲。这一天是1948年3月23日。
　　徐向前心情悲愤地下令：“破城雪恨！”
　　当天下午5时30分，攻城全线展开，愤怒的炮火炸开了东关一个宽约10米的口子，24旅从突破口冲进去，攻占了一个碉堡群。阎军组织猛烈的火力反击。
　　24旅和阎军打成拉锯战。
　　在24旅突破东关后，23旅也展开了冲击，但没占到什么便宜。开始，23旅很快突破阎军前沿，攻占了碉堡阵地。后来，阎军组织反击，阵地又被夺了回去。
　　13纵和太岳军区部队进攻东关也均未得手。
　　3月24日，攻城部队再次攻打了一天，伤亡不小，但攻城未能奏效。
　　徐向前沉思良久，下令：“暂停攻击！”

徐向前以“临汾旅”称号激励部队，梁培璜向部下宣布“八杀”命令

　　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后，3月31日，徐向前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部署下一步军事行动。

　　徐向前再一次简明扼要阐述攻克临汾的意义，总结半个月来的战斗经验，分析突破未果的教训后，还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他说：“关于攻城的手段，还是用23旅的‘土行孙战术’，挖地道，钻地下，最后拱翻临汾城。《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是个神话人物，擅长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在姜太公手下屡建奇功。我们打曲沃、攻运城，8纵23旅创造了‘土行孙战术’。这个战术，对我们来说，很管用。因为我们炮火不强，而临汾城坚难摧，只好从地下想办法，依靠地道爆破解决战斗。”最后，徐向前明确宣布，哪个旅最先登城，就授哪个旅“临汾旅”荣誉称号。
　　徐向前对王新亭说：“临汾哪有攻不下的道理，就是把胡子打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打不下临汾，你我都到五台山当和尚！”
　　王新亭立即号召全纵各旅，争当“临汾旅”。各旅纷纷表决心。23旅旅长黄定基要求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他们。
　　决心坚定，决策正确。徐向前重新调整部署：8纵23旅从东北方向，向东关进攻;13纵37旅从东南方向，向东关进攻。
　　23旅和37旅是两支劲旅。23旅以善于攻坚作战著称，旅长黄定基曾获“特等杀敌英雄”奖章。37旅擅长機动作战，旅长王诚汉，在孟良崮战役中指挥灵活，曾受到陈毅表彰。现在，徐向前用这两只铁拳，甩向东关，意在突破东关后，23旅由北向南攻击，37旅由东向西突破，这样，临汾就完全解决了。
　　就在徐向前部署兵力之际，守城的阎军总指挥梁培璜给下属宣布“八杀”命令：奉命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
　　从4月2日开始，在临汾东关地面上，枪战、炮战激烈;地下则采取“土行孙”斗法，地道掘进与反掘进全面展开。
　　4月11日，临汾东关被攻克。阎锡山惊恐不安，急电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梁培璜立即复电：“与临汾共存亡。”
　　临汾东关被破，临汾城危在旦夕！阎锡山急忙组织兵力，进攻石家庄。这一招，用阎锡山自己的话讲，叫“围魏救赵”。
　　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保卫石家庄是当务之急”，务抽三个旅的兵力，日夜兼程，开赴太谷，阻击阎军进攻石家庄。
　　临汾城外的仗打了一半，要不要停下来？徐向前在思索。

阎军坐在炸药包上

　　临汾东关被破之后，梁培璜已成瓮中之鳖。现在解放军突然停止攻击，让梁培璜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趁机调整组织和整肃部队。
　　梁培璜忙着整肃部队，徐向前则在冷静思考。他一边果断抽出三个旅，日夜兼程开赴太谷，一边命令22旅和23旅接替太岳军区部队，担负攻城任务。
　　在东关一线，8纵23旅官兵拼命挖地道，向临汾城下延伸。
　　4月15日，23旅先攻占了临汾的火车站阵地，接着以暗道出击，突然爆破，攻占了103号阵地，逼近了城垣，切断了阎军破坏地道的出入口。 　　梁培璜狗急跳墙，命令第30旅不惜任何代价夺回火车站和103号阵地。地表阵地战异常疯狂。双方轮换占领阵地，冲击与反冲击，争夺与反争夺异常激烈。黄定基决定改变战法，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攻占外壕，秘密挖掘多条暗道，延伸到外壕中部，洞下一层土不挖通，以腰部作为火力点，底部作为出击洞口。当地表阵地被阎军第30旅占领时，地下暗道的炸药点燃了。第30旅90团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被黄定基“吃掉”了。阎军吃了眼前亏，觉得自己就像坐在炸药包上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确实，阎军是坐在炸药包上。尽管他们通过侦听，破坏了40条爆破地道，但23旅挖的地道何止40条。5月17日17时，王新亭向徐向前报告：“攻城地道构建完成，炸药装填完毕。”
　　徐向前果断下令：“起爆！”
　　随着隆隆巨响，临汾城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68团和69团迅速占领突破口，直插纵深内壕;71团登上城头，插上红旗。继8纵23旅之后，24旅主力和37旅主力先后突入临汾城。激战至18日零时，临汾战役接近尾声。
　　夜深人不静，梁培璜换上士兵服，夹杂在溃逃的队伍中向西门逃跑。预伏在城外的解放军39旅在一块麦田里活捉了梁培璜。在清点俘虏时，临汾副总指挥徐其昌也在其中。
　　临汾解放的战报，很快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连同战报一起的还有建议将“临汾旅”的荣誉称号授予8纵23旅的请示。
　　军委、华北局、军区政治部：

　　临汾战役中，曾号召部队为打下临汾而奋斗，争取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战后经各部队民主评定，一致认为八纵队二十三旅担任攻关攻城主攻，战功最著，决将临汾旅的旗帜授予该旅，特此呈报。是否妥当，请示复。
　　徐周任
　　这是以徐向前、周士第和宣传部部长任白戈名义发出的请示电报。
　　如今在中央档案馆能看到这个电报上方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圈阅批示;右侧还写有“涛已拟电复徐同意”。“涛”指的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他拟电答复同意授予23旅“临汾旅”荣誉称号。可惜，李涛这份复电至今没有找到。
　　不过，1948年6月1日，有一份电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攻敌两个正规师及其他杂牌部队共2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都取得攻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双方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获悉临汾胜利的消息时，正在考虑“不惜伤亡”解放长春。
　　1948年6月4日，8纵在洪洞县召开了庆功大会。徐向前将一面绣有“光荣的临汾旅”字样的锦旗授予23旅。旅长黄定基走上主席台，接过锦旗。掌声中，徐向前宣读授予23旅“临汾旅”荣誉称號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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