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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4年的“读经论辨”之后,又一场关涉国学的“论战”拉开了序幕。
2009年12月18日下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国学争鸣”的沙龙。该院教授刘泽华作报告,“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
此前11天,也就是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涛的一篇文章,题为《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直批刘泽华“片面”、“画地为牢”、缺乏“历史的态度”。
当下的学术圈,虚虚实实的“商榷”屡现不鲜,而点名道姓的“批评”并不多见。这天下午3点,历史学院多功能厅,刘泽华开讲,反击梁涛的观点,该院5位教授随后点评,近百学生参加旁听。这场序号为21的普通周末沙龙,有了隔空论战之意味。
但实际上,刘泽华并非与梁涛一个人“结下梁子”;而双方的这一回合交锋,也只是论战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质疑
追溯起来,点燃“第一炮”的,当属2009年5月,刘泽华在《历史教学(高校版)》发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
这篇文章里,刘泽华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其一,国学作为学问,与作为学科建设有区分,没必要建学科;其二,国学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搞拉郎配,搞“倒贴金”;其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该文批评某些国学倡导者“夸大”其辞,“是不是现代的堂•吉诃德?”
刘泽华成名于1980年代,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治政治思想史。 12月21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承,他所谓的“堂•吉柯德”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2000年9月,纪宝成入主人大。其后,人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竖立孔子像,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率先倡议修撰《清史》、编纂《儒藏》……2005年5月,正式宣布成立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纪本人兼任院长。
近百年来,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战,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运动,国学的每一次登场,都不乏各种观点的交锋。
一方面,纪宝成及人大国学院,自高调宣称重振国学以来,受到的质疑、责难、甚至激烈反对可谓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刘泽华长期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故此,他对文化保守主义一贯持警惕态度。
按理说,刘质疑纪,并不出人意料。但这一次,他提出质疑之后,各方的反应却在他意料之外。
反击
2009年8月,《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9月23日,北京某茶楼,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人大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武汉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吴根友等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主持人为人大国学院教授梁涛。讨论结论与刘泽华的观点针锋相对:建立国学学科确有必要。
会谈纪要发表在10月12日的《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在刘泽华看来,这就相当于人大国学院组织了一场“大佬会”来反驳他。
11月27上午,又有四个“大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齐聚人大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一致主张,要建立国学学科。座谈由《光明日报》国学版编辑梁枢主持。
12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梁涛的文章《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在这篇文章里,梁涛把刘泽华的观点概括为王权主义的“国学观”,直批刘泽华“片面”、“画地为牢”、缺乏“历史的态度”,“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
刘泽华的质疑,为何被“圈内人士”如此关注呢?表面上看,双方的论题比较空泛,但实际上,有一个焦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国学该不该上“户口”,成为一个学科。
继续争论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纪宝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连续三年提出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然后就是论证研究,研究了三年了,仍没有结果。”有学术圈内人士透露,这一次论战发生之前,申请已经到了节骨眼上。
而刘泽华的这一次质疑,给申请泼了一大瓢冷水。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据说,但是这据说都是比较可靠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看到了我这篇文章——人大一定要把国学办成一级学科——这个领导说:‘你看你们内部还有不同的看法嘛,这个等一等嘛,以后再说’。”
刘的“不同看法”是,“建立学科比较复杂,首先要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说太大的,就以传统文化为限,‘四部’学问都在里面,这怎么研究?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和精力?我们的行政很强,拍拍脑袋也许就能办,但课程是哪些?培养什么样的人?社会需求又如何?”
梁涛向本刊记者表示,论战“主要还是学术上的讨论”,但同时也承认,跟人大申请国学为一级学科有关。“他(刘泽华)的观点比较明确,而且阐述得比较系统,很有代表性,别人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他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新华文摘》转载了,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说教育部的一位前任领导曾经对他这个文章有过肯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那个(四大校长)访谈还有下半场。到了年终,我们会登一个2009年的学术报告。关于这个争论呢,我想刘先生那边他也会找人来写文章吧,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支持我的观点的,也有很多一批人,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想参与进来,我说可以呀,那就继续争论吧,理不辩不明嘛。”梁涛说。
“我已经上了这个船了,没办法了”。2009年12月21日,刘泽华向本刊记者透露,“北大一个退休副校长支持我,他要组织人参加辩论,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支持我,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想做大,奉陪,假如人家不刊登,我最后一招就是上网。” ■
2009年12月18日下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国学争鸣”的沙龙。该院教授刘泽华作报告,“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
此前11天,也就是12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涛的一篇文章,题为《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和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直批刘泽华“片面”、“画地为牢”、缺乏“历史的态度”。
当下的学术圈,虚虚实实的“商榷”屡现不鲜,而点名道姓的“批评”并不多见。这天下午3点,历史学院多功能厅,刘泽华开讲,反击梁涛的观点,该院5位教授随后点评,近百学生参加旁听。这场序号为21的普通周末沙龙,有了隔空论战之意味。
但实际上,刘泽华并非与梁涛一个人“结下梁子”;而双方的这一回合交锋,也只是论战中的一个步骤而已。
质疑
追溯起来,点燃“第一炮”的,当属2009年5月,刘泽华在《历史教学(高校版)》发表《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
这篇文章里,刘泽华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其一,国学作为学问,与作为学科建设有区分,没必要建学科;其二,国学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搞拉郎配,搞“倒贴金”;其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该文批评某些国学倡导者“夸大”其辞,“是不是现代的堂•吉诃德?”
刘泽华成名于1980年代,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治政治思想史。 12月21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承,他所谓的“堂•吉柯德”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2000年9月,纪宝成入主人大。其后,人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竖立孔子像,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率先倡议修撰《清史》、编纂《儒藏》……2005年5月,正式宣布成立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纪本人兼任院长。
近百年来,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战,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运动,国学的每一次登场,都不乏各种观点的交锋。
一方面,纪宝成及人大国学院,自高调宣称重振国学以来,受到的质疑、责难、甚至激烈反对可谓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刘泽华长期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故此,他对文化保守主义一贯持警惕态度。
按理说,刘质疑纪,并不出人意料。但这一次,他提出质疑之后,各方的反应却在他意料之外。
反击
2009年8月,《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9月23日,北京某茶楼,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人大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武汉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吴根友等人举行了一场座谈,主持人为人大国学院教授梁涛。讨论结论与刘泽华的观点针锋相对:建立国学学科确有必要。
会谈纪要发表在10月12日的《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在刘泽华看来,这就相当于人大国学院组织了一场“大佬会”来反驳他。
11月27上午,又有四个“大佬”——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齐聚人大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一致主张,要建立国学学科。座谈由《光明日报》国学版编辑梁枢主持。
12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梁涛的文章《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在这篇文章里,梁涛把刘泽华的观点概括为王权主义的“国学观”,直批刘泽华“片面”、“画地为牢”、缺乏“历史的态度”,“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
刘泽华的质疑,为何被“圈内人士”如此关注呢?表面上看,双方的论题比较空泛,但实际上,有一个焦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国学该不该上“户口”,成为一个学科。
继续争论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纪宝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连续三年提出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然后就是论证研究,研究了三年了,仍没有结果。”有学术圈内人士透露,这一次论战发生之前,申请已经到了节骨眼上。
而刘泽华的这一次质疑,给申请泼了一大瓢冷水。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据说,但是这据说都是比较可靠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看到了我这篇文章——人大一定要把国学办成一级学科——这个领导说:‘你看你们内部还有不同的看法嘛,这个等一等嘛,以后再说’。”
刘的“不同看法”是,“建立学科比较复杂,首先要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说太大的,就以传统文化为限,‘四部’学问都在里面,这怎么研究?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和精力?我们的行政很强,拍拍脑袋也许就能办,但课程是哪些?培养什么样的人?社会需求又如何?”
梁涛向本刊记者表示,论战“主要还是学术上的讨论”,但同时也承认,跟人大申请国学为一级学科有关。“他(刘泽华)的观点比较明确,而且阐述得比较系统,很有代表性,别人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他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新华文摘》转载了,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说教育部的一位前任领导曾经对他这个文章有过肯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那个(四大校长)访谈还有下半场。到了年终,我们会登一个2009年的学术报告。关于这个争论呢,我想刘先生那边他也会找人来写文章吧,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支持我的观点的,也有很多一批人,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想参与进来,我说可以呀,那就继续争论吧,理不辩不明嘛。”梁涛说。
“我已经上了这个船了,没办法了”。2009年12月21日,刘泽华向本刊记者透露,“北大一个退休副校长支持我,他要组织人参加辩论,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支持我,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想做大,奉陪,假如人家不刊登,我最后一招就是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