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是1993年在文坛前辈萧乾和冰心倡导下，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20年过去了，这本双月刊已经发刊120期。作为一本文史类刊物，在当今传媒日益发达，出版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能够独树一帜，能够在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契合点，能够为读者所喜爱，还曾两次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实属不易！
　　《世纪》内容以刊载亲历、亲闻、亲见的“三亲”文章为主。按照现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理论，人类的记忆不等于对客观对象的完整拷贝。由于人类是有情感讲好恶、有理智讲利弊、有思想讲是非的生命体，所以对于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往往会各有看法，甚至评价迥异。说到回忆录，更不能排斥人的记忆常常带有主观倾向性。在回忆历史场景时，除了可能的记忆误差，还有可能出现选择性的失忆或无意识的添油加醋。由此可见，回忆录或文史资料性质的东西，既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同文献记载互为参证，同时也要求作者具备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三亲”文章尽可能反映和接近真实的历史。
　　陈寅恪主张，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很正确。然而就做文史工作而言，更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唯其如此，才有高明的史识和崇高的史德。否则，独立精神也许会变成偏执自恋，自由思想也许会变成胡思乱想。
　　明末清初有位文学家魏禧批评过一种治学态度。他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种学风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致缺少史识和史德。
　　所谓史识，就是对史事的深邃见地。大凡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能够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给予中肯、公允的评价，就是史识。相反，以偏颇的观念去苛求历史上的人与事，划框框、戴帽子，违背历史真相，定然没有史识。所谓史德，就是对史事的公正态度，撇开偏见，追求真相，不曲意逢迎，不随心贬褒。相反，出于一时之需、一己之私，罔顾事实而信口开河，形成所谓“古为今用”、“为我所用”的影射史学，则定然没有史德。所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乃是史识与史德的基础。如果真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恐怕就是开历史的玩笑了。
　　虽然有人认为，据实直书即可善恶自现。但是，不必讳言，史家也有立场和观点，纯客观主义并非现实。历来治史均有褒贬之意，是谓春秋笔法。此本无可厚非。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加强理论学习和修养，端正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史学工作者应当上的一门必修课。
　　综览20年的《世纪》，载文堪称题材多样。上起晚清史迹，下迄改革开放屐痕。有的是历史大潮中的浪花朵朵，有的是名流大家的趣闻轶事，有的是市井风情的定格显影，有的是对世间万象的寻觅钩沉。或惊心动魄，或哀怨凄恻。让人看到社会变迁，看到往事细节；看到世态炎凉，看到人间真情。总之，读史让人深沉，读史让人智慧。阅读《世纪》使人受到教益，受到启迪。这正符合办刊之初衷。
　　《世纪》杂志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首先是托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之福。以实事求是为办刊方针，努力发掘历史真相，披露被忽略、被遗忘的史料，这是《世纪》之史识和史德的时代原因。若是处于思想僵化的年代，怎会办出如此风格的刊物？其次，《世纪》有一支高素质的作者队伍。作者中有资深史学专家，有阅历丰富的各界精英，也有具备家族渊源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各自角度讲述历史故事，描述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和事件。他们追究史事真相的勇气，是《世纪》颇具史识和史德的基本原因。
　　还有，《世纪》编辑部同仁怀着对存史资政的忠贞态度，也是杂志之史识与史德的重要原因。杂志编辑不是满足于来稿照登，而是勤于题材策划、作者物色、修改提炼，既尊重作者的真实感受，又按史学规律给予引导，许多文章注意将记忆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文章更加可信。从而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和喜爱。
　　史识与史德是文史类杂志的灵魂。《世纪》贵有史识与史德。这是《世纪》20年办刊的经验之谈，也是《世纪》迈向未来的努力方向。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编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