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克构，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1974年出生于温州，主要作品有诗集《盐的家族》，长篇小说《漂流瓶》《少年海》，自选集《渔鼓》等十几种。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中国长诗奖以及上海长江韬奋奖、上海文学奖、上海文化新人獎等。现为文汇报社副总编辑。
　　小人书
　　在家旁边的小弄堂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之前，我在拥挤的小马路旁淘到了近百本小人书。这些半新不旧的小人书摊在破旧的塑料布上，和菜叶子、垃圾堆、自行车、流鼻涕光屁股的小孩混在一起，在薄暮的光亮或昏暗的街灯下闪动着旧岁月的气息。这些小人书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版本，如此巧合地对应着我的少年时代。小人书曾是我成长岁月中唯一可以阅读的书籍，如今虽无一存留，但给我带来了隐秘、难忘和激动的岁月。不曾料，二十余年后，我会在城市的一隅与它们相遇，拂去岁月的尘埃，熟悉的画面一一呈现，给我带来了激动不安的回忆。
　　我的少年时代，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是无书可读，的确无法在贫瘠的乡村里找到书籍。小人书是个意外。在我还未识字的孩童时代，爱缠着会讲故事的堂姐，她给我们讲述《大闹天宫》《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反复讲述的这几个故事，我却百听不厌。我上学以后发现，堂姐原来藏着几本小人书。于是给她捶背，给她捏脚，给她跑腿，软磨硬施，终于一一讨来看过。但很快就觉得不过瘾。有一日去打酱油，突然发现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与花花绿绿的糖果摆放在一起的，居然还有彩色封面的《木偶奇遇记》。于是一分一分地攒钱，一等到足够买一本，便飞奔而去买来;小心捧回，寻个角落迫不及待翻看起来。
　　小人书用最节制的语言，配以画面，将故事情节最大化，它其实在教会一个人怎么样用简短的话语，将一件事情表述清楚，同时又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当我的肚子里有了一些故事以后，把它们讲出来成了我新的爱好。我带着那些比我还小的孩子游荡于村头巷尾，找到一棵树下或者一片草地，就一屁股坐下来滔滔不绝开讲。
　　有好几次，我还在班级和年级的讲故事比赛中拿到第一名。我一向严厉的父亲因此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还在我母亲面前好好地表扬了我一番，从此认为我或许可以走上读书这条道。
　　小人书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知识，我后来不止一次看到，一些作家的少年时代都受益于小人书。事实上在很多文学作品被视为“毒草”的年代，只有连环画才是唯一可读的书籍。种类很多，据查，“文革”十年出版的连环画有一千五百多种。印数也十分惊人，仅《铁道游击队》，自195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来，先后就再版二十次，累计印数3652万册。正是这样庞大的数量和种类，没有将我遗漏，使我在贫瘠的乡村仍然可以看到名目不少的小人书，给我的成长岁月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可惜，我对那些画面兴趣不大，而对那些有限的文字百读不厌。这也注定了我后来喜爱写作而无缘绘画，在创作时又热衷抒情而不爱写实。
　　邮递员
　　十五岁以前，作为一个从来还没有去过县城的乡村少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邮递员。身着绿色的服装，脚踏结实的自行车，一路按响清脆的铃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飞奔而过，那就是我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梦想。
　　我记忆中的乡村邮递员是个翩翩美少年，瘦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行色匆匆，沉默寡言。每隔几日，有时是黄昏，有时是清晨，他就会在村口的小店前停住他那匆忙的步履，手脚并用支好他的邮车，然后从斜挎的邮包中取出牛皮纸、白皮纸的书信，有限的几封信件，他一一翻看——第一封被插到最后一封——然后留下了三两封，有时甚至只有一封。少年飞身上车，响起一串铃声，在薄暮或者晨晖中，飞驰而去。
　　这里面就有我的信件，来自外省笔友的来信、民间的诗报诗刊，还有本县唯一的一份文学杂志。在1990年代初期，文学理想就是今日青少年钟爱的网络游戏、流行歌曲。在贫瘠的乡村，它更像仙女一样让我感受到人生的光芒。这些信件经过长途跋涉，不断地被分拣、被归类，然后从乡村邮递员的手中翩翩而至。当我手拿这些来信，常常会显得激动不安。文学让我体会到另外一个世界，感觉到内心远比大海辽阔和浩渺，美好的情怀常常让我寄情于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我抒写起人生最质朴的情愫。于是，我更加频繁地买来供销社里简陋的信封和蒙上尘土的邮票，将写满文字的方格纸、练习本甚至草纸一一抚平，郑重装入。这些信件和稿件似乎有了千斤的重量，沉甸甸地握在我的手中。在清晨或者黄昏，我站在路口，看着少年邮递员从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像交付自己的命运一般将信件递给少年邮递员，看着他用修长的手指接过去，装入邮包，然后看着他绝尘而去。少年邮递员身材瘦长，面孔白皙，行色匆匆，不置一词。他就像一个使者一样让人觉得神圣和珍爱，让人充满了向往和等待。
　　在我的少年时代，等待邮递员几乎成了我生活中重大的事情。当那些外省来信和刊登了我最初文字的报刊来到我的手中，我无限惊奇地发现世界的丰富和文学的美好。邮递员几乎成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隐喻，那是一种与希望、与前程、与命运紧紧相连的隐喻。事实上，我没有失望，邮递员给我带来的正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一种迥异于乡村生活的前程、一种此后被改变了的命运。
　　馋
　　快过年的时候，我大哥说托人从乡下捎来了一袋蛏子干、两只熏好的土鸡、三条晒干的鳗鱼和几斤软壳的对虾。他知道我在上海就馋自家做的这些东西。他在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马上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我在家等啊等，口水都快流出来的。
　　我在温州海边长到十九岁，不可救药地爱着大海、海鲜，还有家乡其他的美食。在上海读书工作虽然已到第十四个年头，但乡音无改，口味依旧，常常馋海，馋海中刚刚捕捞上来的鱼虾螺蟹。每次回家，立马站没了站相、坐没了坐相、吃没了吃相。我是真馋。
　　过年的时候就更馋。小时候，年关将近的时候，春天开始养的一窝鸡，这会儿都长大了，留下几只会下蛋的母鸡，便都宰了，挂在屋前晾干，放锅里加了桂皮、茴香、调料煮熟，然后用米糠熏，香气四溢，让人喉咙口都忍不住要伸出一只手来。剖好的鳗鱼、墨鱼，用筷子撑开，长长地垂挂在屋檐下，鲜美饱满的肉散发出一种甜味。到了一年一度做年糕的时候，闲置的石臼子，曾被风吹雨打，曾被顽皮的小孩撒上尿水，这会儿被冲刷得干干净净，蒸好的几笼糯米饭，倒进去，几个青年抡着锤子，锤成糍糍的一团，散发着热气、散发着香味，被抬上一张早已铺好的门板上，一字排开的雕花印案，抹了菜油，男人们粗厚的手摘来糍糍的一团糯米填进印案，立即压出了一条条的年糕，挤出的一点边角料，便丢给一旁早就流着口水的孩子们。 　　靠海吃海。虾、鱼、蟹，晒成干，制成冻，挂在阁楼上，藏在家橱里，可以从年尾吃到年头。正月初一，村头舞花龙，正月初三，村尾舞狮子。新桃旧符，爆竹声声。客人一拨一拨地来，晒着太阳，就着海鲜，喝着米酒，脸色酡红，酒气熏天，大话連篇。到了正月初五以后，走亲访友基本结束，年货也吃得差不多了。勤劳的人开始赶海，归来时路过我家门口，那小虾还在箩筐里跳动着，那带鱼还闪着银光。母亲买下一些，再到自家的菜园子里拔几棵盆菜，摘几根小葱，放在锅里一起烧，只需放几粒盐，其味立即鲜美无比。
　　照理说，这些都是平常的东西，在上海这个饮食文化十分发达的城市，何以会让我回味不已？大概一则因为距离产生了美，二则因为这些年来年的味道越来越淡化了。年味年味，让人馋的是那种味道。这种味道不仅仅是美食的香味，还包括那种平时不闻的燃放爆竹的声音，和那种舞花龙走马灯的喜庆气氛，更重要的是那种终年忙碌后突然空出来的一段可以无所事事、吃吃喝喝、细细回味的日子。如果对食物没有欲望，流水般的日子也不会停顿，怎会让人有不一样的体味？那过大年与过每一个凡常的日子会有什么差别？
　　可见，我馋的是一种体味。
　　乡村影像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里有了第一部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要看电视节目，难。还好，电视机是我叔叔家的。那也不容易，巴掌大的电视机，藏在卧室，夜深了才打开，恐怕只有老鼠才能进得去。总算好，有过年过节，电视要敞开来放几回;有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因为剧情太吸引人，一到夜里门口就围了一群人，不开放不行。但还是不容易，就心里老是想着这个事儿，用橡皮和糖果巴结堂弟，好能够和他挨一起看看电视。
　　那个时候，看电视好辛苦。坐在地上，很累地仰着脖子，也就罢了，最受不了室外天线迎风飘摇，常常只见一屏雪花。终于，姐姐出嫁，家里买来一个17吋电视机，狠狠看了几昼夜，可惜马上陪嫁走了。熬到大哥结婚，终于盼来一部可以留在家里的电视机了，但我要转到镇上读中学了。我少年时代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电视机，日夜抱着睡觉。今天，我家里有了两个电视机，结果，除了收看新闻或者“借壳”看看碟片，基本闲置。
　　读初中时，乡村里出现了一个录像厅，在河边搭出来一间大毡房，摆上一排排长条凳，一个小小的投影器，在前头高高摆着。卖出的票上虽然写着座次，但一到放映时差不多都要为争位置打架。而放的影片基本都是港台武打片，“好功夫！”谁赢了大家就一片喝彩。拥有一身李小龙式的好功夫是所有年轻人的向往，于是拜师学艺、拉帮结派成为时尚，结果，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成为一段混乱的乡村生活史。因为流转不便，几部片子放了不止三遍，反反复复终于把观众弄得乏味，这时候开始“加片”，其实，那就是情色片。前两场放罢，“加片”开场。也不卖票，成年人每人收一块钱，半大小伙统统拦在门外。结果毡房的墙上被钻出了很多小孔。那怎么能看得清楚呢？这就是隐秘而躁动的青春期。
　　在乡村影像中，最繁华和热闹的景象是放映露天电影。每到集市的日子，或者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村子里的树木被砍了，大家就奔走相告，因为，要放映露天电影了。
　　谁偷砍了防护林里的木麻树，谁就会被罚放映一场电影，这是村里好些年来的规定。在电影开映前，村长拿着扩音喇叭对大家进行教育：“今天放这场电影，主要是对砍伐木麻树的罚款。大家知道，防护林是用来固土防沙、抗击台风的，而不是用来搭房子当柴禾的。上面有规定，谁砍树，罚谁款。罚款，就用来放电影，对大家进行教育，告诉大家不能再砍树了。”
　　村民们在底下大声嚷嚷：“快放《地道战》，快放《地道战》！”
　　为了看电影，大家晚饭后一早就拿着矮凳，在村东头坐好了。两根长竹竿竖在一面斜坡上，一块四周镶着黑边的大白布被挂了起来，这就是银幕。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放映员驾着小船，运来了放映机和装在一个大铁盒里的影片。在村里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放映员在银幕前架起了放映机。这时候，四乡八村的人已将村东头一大片空地坐满了。卖零食和水果的小贩也早早抢占了地盘，点起了油灯，开始做生意。
　　露天电影作为乡村中独特的教育方式，与集体的娱乐事件紧密相连，它其实在默默地传递一种文化和礼教。可惜，在九十年代以后露天电影逐渐消失，只剩下记忆和怀念了。
　　紫云英
　　有一种美丽的花，我一直都不知道它的学名。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它是哪一种花。如果我早就知道它叫紫云英，我就不会那么怅惘。如果我永远都不知道它就是紫云英，我也不会那么忧伤。
　　它叫田草，它叫绿肥，了不得，它叫红花草，哪比得叫紫云英？多美的名字呀，才配得上如此美丽的花！秋收后，它的种子被撒在田里，经过半个冬天，田野上长出星星点点的白芽。春寒料峭，它慢慢长出双叶生的绿叶，开始是一片嫩绿，茵茵如婴儿的浅笑，叶端还有卷曲的嫩须，渐渐爬出长长的翠蔓。暖风一吹，呼啦啦一下窜出很高，碧绿、深绿、纤尘不染。不久，开出很多蝴蝶状的紫红色的花，接连不断，如华美的地毯，缀着花，铺开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三月里，成千上万朵紫云英蓬勃盛开，一直伸向远方，仿佛与天相连。
　　家前面就是大片的田野，没遮没拦地伸展开来。春天，光秃秃的土地上，突然就绿起来一层，既而，缀上了一朵又一朵的紫色的花，蜜蜂不知从哪里飞来，嗡嗡地追逐着花朵。如果你没有见过那种景色，一定不晓得那种蓬勃。如果你没有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一定也不晓得那种喜悦。从田野上走过，就像走在油画中。摘来带露水的紫云英，春光会把屋子照亮。
　　然而，紫云英必定要迎接自己悲惨的命运，偶然也有人用它的嫩茎作蔬菜的，但在春播前夕，大片的紫云英还在粲然开放着，突然会被埋在田地里，让它腐而为肥。看着那一卷卷被犁起的土地把紫云英埋葬，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忧伤。只有那些在角落里、在田埂上的紫云英，还残留着孤独的身影。因为太稀少了，你站在远处几乎看不到它，那些原先胖嘟嘟的花瓣，黯淡了，消瘦了，干瘪了。仅仅几天的时间，一片紫色的云朵就像被风刮走了，留下一片狼藉的土地。 　　知道结局，就不忍见紫云英。所以，如果你要看紫云英，一定要赶早，看完了，就走吧。每一次逗留都是一种伤害。
　　但是，怎么会忘得了紫云英？
　　有一本小说里写到紫云英，从此，我就不忍释卷;有一张图画里绘着紫云英，从此，我就把它挂在床前;有一种蜂蜜采自紫云英，从此，我就长饮不辍。
　　跳鱼的黄昏
　　大海的黄昏是宁静的。因为是阴天，夕阳躲在了云层的背后，暮色悄悄笼罩了四野。没有风，没有船，没有归来的赶海人，海面显得干干净净，只有薄薄的一层海水从海天处姗姗而来，迈起了裙边似的脚步。大海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浸润了，像一位太过疲倦而沉沉睡去的母亲，任凭孩子爬到身上，拂她的长发、捂她的鼻子、吻她的乳房。
　　潮水一层又一层叠加上来，海水在慢慢加厚，但黄昏的宁静是依然的。沙鸥无法在涨潮的海面觅食，一群群飞走了;风水蟹、濑尿虾、大脚蟹纷纷躲在了泥洞里、石缝间;只有跳鱼蹲在海岸边，独享这宁静的黄昏。跳鱼虽有穴居习性，但很多时候它们靠着岩石和堤岸休憩。也许大海太辽阔了，而跳鱼又缺少搏击风浪的本领，所以它们更愿意在退潮时分的滩涂上戏耍、觅食，而潮水一涨上来，它们就一起跳到岸边，排着队，甚至一条叠着一条，静候涛声远去。
　　这时候，跳鱼都还小，在堤岸边，一只只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抬头望着天，享受着黄昏无人干扰的快乐，独自拥有宁静的世界。
　　天色有些暗下来，有些闷热，我怀疑可能有暴风雨。果然，一大片乌云自西北方向卷来。不一会儿，开始有风。一点、两点，豆大的雨开始落下，我们跑上堤岸想看看海，只见顷刻之间狂风大作，夹杂泥沙扑面而来，让人无法睁开眼睛。人似乎也站立不住，在风雨袭击下一时陷入困境。豆大的雨已连成一片，打在皮肤上有些疼。
　　我们赶快下堤，找到临近的一间小屋躲避风雨。此时向窗外望去，天色阴沉，远山被雨纱隔断;近处的小树在风雨中摇曳，孤单的身影使海滨原野显得更加空旷;空中有几只海燕在搏击风雨，飞得极其缓慢，但没有停止前进，不一会儿，慢慢消失了踪影。
　　雨下了半小時，渐渐变小，风也止住了，感到有些冷意的身子重新变得暖和。再去看海，海水已经涨高，将海草淹没了。海面还是平静的，空气像被洗过，远处的海船和山丘显露出来了。海变得更大了，开阔的境界把一个人的胸腔撑开，用清新的空气洗涤一番，带走了心中的哀愁。
　　跳鱼变得活泼可爱起来，它们有的爬上堤岸戏耍起来，有的则在水面上跳跃着、转着圈。小螃蟹们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大胆地爬动着，相互串门。海燕历经风雨，身手变得更加矫健。暴风雨过后，陆续有人来看海，海边变得热闹起来了。
　　突然，天空出现了一道闪电，过一会儿，又是一道闪电，十分清晰，十分美丽。乡谚说，这是明日天晴的预示。
　　此时，黄昏已渐渐地沉入了大海。
　　长夜守灯
　　八十年代初期浙南乡村的夜晚，电来得晚，去得早。经常停电，电像戈多，让我们久等不来。有电的夜晚，灯很灰暗，是白炽灯，很低的瓦数。远处的灯就像萤火一样。
　　月亮是经常光顾的旅人。水洗的月亮从大海里爬起来，褪去一层湿漉漉、灰蒙蒙的水汽，变得皎洁起来、明亮起来，它在一个个枝丫上做巢，从叶片间洒下碎银般的光亮。有月亮的夜晚，是平静的夜晚、美丽的夜晚。
　　这一个夜晚停电。月亮也不来。今夜有暴风雨。
　　父亲的船还在海上，父亲和他的水手，都还在海上。今夜该归船，但今夜有暴风雨。风呼呼地在窗外刮着，像魔鬼在吹口哨;雨在瓦楞上撞出粗大的声响，像魔鬼密密麻麻的脚步声。父亲的船在大海中该是一叶扁舟，在风浪的漩涡中，该是一片飘零的叶子。
　　母亲的灯亮着，是煤油灯，那时我们还叫洋油灯。很微弱，但很顽强。很粗的灯芯，用剪刀剪去上面的一层，灯火倏地明亮起来。煤油灯挂在织布机上。母亲在织布。
　　在我的眼前一晃一晃的灯火慢慢端正了身影。我睁开了眼睛，看见母亲在发愣。她回头问我们姐弟四人，你父亲的船，不知停在哪里？
　　哥哥和姐姐都睡着了。我最小，懵懂无知，只感觉到在黑暗中暴风雨袭来时无边的恐惧。
　　没有人给母亲以回答。父亲的船也许还未启航，正静静地泊在哪一处码头;也许正与风浪搏击，风雨满舱;也许已提前返航，此刻正泊在江口码头，明天一早，就能回来与家人团聚。
　　暴风雨在继续，滔天巨浪也在继续。母亲的担忧像无边的大海。听听，你父亲的船开到了哪里？她提着煤油灯，走到床前。很宽敞的床上，睡着我们姐弟四人。她拨亮了灯火，把它挂在床头。她坐在床上，望着灯火发愣。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迷迷糊糊中再次醒来，看到了母亲。她还在用剪刀修剪着灯芯。蚕豆般的灯火在我眼前一跳一跳，在母亲的手移开后再次更加明亮起来。
　　我不解，母亲为何不停地添亮灯火，仿佛一刻都不曾停过。
　　许多年过后，我读到：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经常通宵写作，他的窗前发出不灭的灯光，塞纳河上的船只依照那灯光矫正自己的航向。我知道了，母亲原来想为父亲点亮一盏灯，好让他在茫茫大海无边的黑暗中，不断矫正他的航向，认得回家的路。海何其遥远，灯火何其弱小，但母亲固执地拨亮灯火，好让它明亮一些，更明亮一些。
　　那一夜，母亲的灯火终夜不灭，它散发的温暖绵延不绝、无所阻挡;它点亮的希望照亮夜空、所向披靡！
　　第二天傍晚，父亲平安归来。那艘不足二十吨位的渔船，果然在昨夜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有好几次，机器被雨水浇灭，黑暗中，不见一丝亮光，船在巨浪中像要翻过来，但父亲心头仿佛正端坐着一盏明亮的煤油灯。作为船长，他以自己的镇定、意志和丰富的经验，带领大家闯出了险域。
　　母亲，为父亲点燃了一盏爱的灯火。这是一盏无言的灯火，默默散发光亮，让两人默契于心。
　　事实上，母亲就是父亲的一盏灯。他在海上奔波了四十年，虽然历险无数，但每次都没有危及生命和财产。 　　而在母亲病逝后，父亲郁郁寡欢，数年后终于跟随着去了。
　　父亲的心中，那盏灯灭了。
　　羚羊角
　　三十年前，我三岁，我姐姐十三岁，刚好相差十年，当中隔着两个哥哥。我父亲出海，我母亲因为做手术，住进了乡卫生院。生活的重担压在姐姐肩膀上。姐姐带着我们，吃饭，睡觉，玩耍。她自己还是个小姑娘，瘦弱如黄花菜，不知道这日子怎么打发。
　　果然，麻煩事情来了。一日夜里，我突然发热，面部及身上出现皮疹。小姐姐哪里懂得我得了伤寒？我喊饿，她便端来冷饭，我喊渴，她便舀来生水。两天后，我身上皮疹突然消退，继而又高热咳喘。热火熊熊，仿佛要从喉咙中冲出来。我日夜啼哭，很快瘦得就剩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小命几乎难保。
　　这急坏了小姐姐，她哭着喊着叫叔叔划着小船，将母亲从乡卫生院载回来。乡村的赤脚医生很快被喊来，给我打针。薄薄的一层皮肤挑起来，下面就是骨头了，让人心疼得直掉泪。打了两针，不见效果。赤脚医生冷冷看我，说，要不买一块钱羚羊角屑，调了给他喂下，或许还能活过来。
　　一块钱，是大价钱了。平常怎么会舍得花？为救命，得花。小叔叔跟着赤脚医生，走了很多路，终于买来一小袋羚羊角屑。小姐姐在锅里调好，给我分三次服下。两日后，热退、喘止，诸症均消。
　　瘦弱如黄花菜的小姐姐从此记住了：羚羊角，救了弟弟的命，救了她日夜焦灼的心。
　　对这一切我一无所知。很多年后，姐姐告诉了我。我从此记住了：羚羊角，救了我的命，救了姐姐日夜焦灼的心。
　　三十年后，姐姐大病一场，在上海住院、看病，守护在她身旁的，是已经健康成长、留在城市工作的小弟弟。为姐姐寻医，为姐姐求药，我就是三十年前那个内心焦灼的小姐姐，而姐姐就是三十年前那个瘦弱的小弟弟。我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小姐姐，扎着辫子，背着我，哄着我，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在夜里茫然无助地闪动。但当年的小弟弟已经长大了，学会了奔跑，学会了寻找“羚羊角”。
　　姐姐恢复得很快。治好姐姐的，不再是当年的一小袋羚羊角屑，而是羚羊角的故事留在我们姐弟心底的牵挂和温情。
　　燕子来时
　　去年年关时大伯去世，还住在故乡老宅里的，只剩下三伯。今年春天，花褪残红青杏小，翩翩新来燕，双双飞到堂前入住，老宅再一次显得有生气了，令人生出无限喜悦。
　　老宅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从曾祖父这一代开始居住，因为靠近海边，台风来时被刮塌过，涨大潮时被淹没过。我七十年代出生时它已风烛残年，两头造起了一排二层的楼房，把它夹在了中间，像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搀扶着老态龙钟的老人。老宅的瓦楞上青苔处处，春天里开着瓦花，从屋檐的细缝间垂下来，像老人细长的胡子。
　　老宅一直保留，不仅仅是因为里面还有老人守着。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家族的公用空间，老宅一直是祭祀祖先、摆设灵堂之地。几年前我九十六岁的老祖父去世，我们就是从老宅将他送走的。隔半年，我九十二岁的老祖母也走了，我们还是在这里将缩成一只小鸟般的老人送走。没想到一年后，二十八岁的堂弟也被送进了这里，他被车子压折的身子摸上去温润犹存，让人止不住泪如雨下。
　　老宅阴暗、破旧，常常令人伤怀。只有燕子来时，才显示出生机活力。我记得小时候就和小伙伴们在堂屋的泥地上席坐，一边听燕子的呢哝，一边听摇着纺车的堂姐讲故事。那是春天里最美好的日子，大片的田野在屋前铺展，郁郁葱葱的秧苗上方飞着数不尽的燕子。在哺育的季节，繁忙的燕子爸爸妈妈不停地飞进飞出，每一次归来，燕巢里总是叽叽喳喳伸出五六个黄嘴巴的小脑袋，我小时候最关心的就是，这一回燕子妈妈该把虫子喂给哪一只小燕子了。燕子爸妈很聪明，似乎从来没有把喂食的次序搞乱过。
　　大伯在世时，老宅的大门都由他开和关。守着老宅的大伯，同时在守着燕子。春天时一早开门，燕子便飞出去觅食，堂屋的地上留着一摊燕子的粪便，大伯乐呵呵收拾干净，从不见他有怨言。夜里，大伯抬头看看梁上的燕巢，看见两只大燕子已经归来，才放心关上门。每一年燕子飞走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大伯怅然若失的表情。
　　老宅堂屋的燕巢，已经存留了很长时间，每一年都不会空着。不知道今朝飞来的燕子，是不是上年那对燕子的后代？每一只燕子对我们来说，都是相似的。每一个燕巢对燕子来说，是不是也都相似？
　　大伯不在了，老宅还在，燕子照样归来。为燕子开门的，换成了三伯。
　　童谣里的故乡
　　从地理位置上讲，故乡不过千里之外，中午驱车出发，可以赶得上吃晚饭。但巢里住着的已不是旧时燕，院里开着的也不是牵牛花。母亲已经不在，那里，就不是可以寄存的家了。
　　过三十岁后，人的心境大变。在拥挤的城市里行走，疲倦时常常会抽身望一望故乡。那些人、那些事，就会回到眼前，那些景致、那些童谣，就会回到脑海。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首四季谣：
　　正月灯
　　二月鹞（即风筝）
　　三月麦秆做鬼叫
　　四月地檑（即陀螺）勃勃跳
　　五月龙船两头翘
　　六月六，河水滚河毒
　　七月七，巧手侬子（一种米做的食物）成畚箕
　　八月半，粉干成大担
　　九月九，日头佛落山早
　　十月十，番芋连根掘
　　十一月捡猪屎
　　十二月烘火篓（铜制，里面放火碳，冬天取暖器）
　　这是小时候我经常唱的童谣，一年之中每个月都有一种特别的快乐，在天真活泼的歌声中，整个农村生活的乐趣都显现在眼前。灯，是乡村新年娱乐的一种游艺物，用彩纸粘附在竹条做成的虾灯、鱼灯、马灯、龙灯上，在夜晚提着走，可以带来吉祥。鹞就是纸鸢，做成蜈蚣、蜻蜓、飞鸟、蝴蝶的形状，在二月广袤的野地里，迎风飘摇。三月里，麦秆做成的口笛，横在嘴边，可以吹出螺号般的声音。几个小伙伴人手一根草绳，轮流抽打陀螺，好让它不停转动，这是四月里我们放学后最爱玩的游戏。农历端午时节，乡村集市，最高潮的节目就是龙舟竞渡，七八条色彩各异的龙舟从不同的村里驶出，在最宽阔的一条干流里一字摆开，河两岸站满了呐喊助威的人，划水声、锣鼓声、呐喊声，声声传出很远。六月是炎热的季节，乡村里的小河干涸了，可以光脚踩着瓦砾过河。七夕，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娘家的回礼是一种粘着芝麻的糖饼，咬下去香而脆。八月半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月饼是稀罕物，吃一顿粉干（米线）就算过节了。九九重阳，节气变化，阳光也柔和了。十月霜降，地里收成，番薯也是口粮，掺在日见稀少的米粒里，可以将一家人的肚皮填饱。十一月准备过冬，背起竹篓捡猪屎，晒干后可以当柴禾烧。到十二月终于可以闲下来了，在寒冷的日子里，手捧火篓子取暖，一年也过到头了。
　　这首童谣不知始于何年，代代相传，口口相传，十分妥帖地描述了故乡温州的一年四季。它以农历节气为序，结合乡村里的农时、娱乐、交往，呈现的是一幅五彩的画卷。每当这首童谣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看到的就是整个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