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欧美政治哲学界享有大师级的盛誉。作为一名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他对苏联的文学艺术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学艺术与俄国传统文学艺术相比是整体退步的、僵化的。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苏联;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94-02
以赛亚·伯林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中一位独特的思想家,其思想根基扎根于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直观认识中,其一生经历也就是他的思想之路。伯林曾先后三次到达苏联,亲眼目睹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是在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45年9月,伯林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飞抵莫斯科。到达苏联之后,他对当时苏联的文艺状况产生了极大兴趣,会见了当时一些有名的苏联作家,其中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伯林传》中写道,“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1]1956年,伯林偕同其新婚妻子艾琳再次造访莫斯科。1988年,年近80岁高龄的伯林故地重游,最后一次穿过列宁格勒雨中的街道,经过喷泉屋和阿赫玛托娃的公寓。伯林前两次访苏都留下了很多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和苏联作家的谈话录,记录了当时苏联文学艺术的状况及当时苏联作家的生活状况,而最后一次访问主要是一种“道别式”的访问,笔者未发现他留下任何关于此次访问的纪录。
伯林对传统俄国的文学及艺术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与艺术。他在看待苏联时期的文艺时,必然与传统俄国的文艺作比较。在他看来,苏联时期的文艺整体上是退步的,或者是停滞不前的,苏联时期能为人称道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传统俄国时期的遗留,或者是其传统的延续,而鲜有创新的东西出现。当然,伯林对苏联文学和艺术状况并非一概否定。他认为,在1937年之前,苏联文学艺术虽然已经呈现出了僵化的趋势,但由于种种的因素仍然在缓慢的发展,但是在1937年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苏联的文学艺术陷入了完全停滞。50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当政,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解冻”思潮成了当时主流思想。
一、苏联文学艺术的缓慢发展(1917～1937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文学与艺术,是以相对于普希金时期的“黄金时代”的“白银时代”而著称于世的,它是整个俄罗斯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页。伯林对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认可的,“达到了自古典时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后的最高峰。”十月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给文学和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主题与素材;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革命而产生的激进主义、左倾思想对文艺的负面作用,因此开始了从俄罗斯文学艺术向苏联文学艺术的转型过程。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抑制俄罗斯文艺的持续发展。十月革命给俄罗斯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他并非把这种负面作用归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归因于国家层面的政府压制,或者说他认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压制的结果。他指出,“严格的检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和观念,除了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之外,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励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艺术形式,如关于恋爱、神话和侦探故事,还有各样的小说和拙劣的文学作品),机械地把大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2]伯林认为,苏联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行的原因在于:革命刚刚胜利,国家对政权的控制还较为宽松,各种派别活跃促进了文艺的持续发展。
伯林把1928年至1937年这一阶段苏联文艺的发展看作是逐步停滞、僵化的过程。他把1928年对联共(布)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的清算作为苏联新的正统思想建立的标志,从这一刻起,国家开始控制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所有领域。但同时伯林认为,苏联的文艺仍在缓慢的发展,一些优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创作,表达着一种自由的气息,虽然这种气息是非常微弱的。天才的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发挥了他们的独创性,在不打破正统观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处罚和判刑的条件下,传达非正统的观念”。[3]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认为是当时政治局面混乱而导致的结果,“政治迫害发生了,所有的异端,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陆续被‘揭露’出来,并对这些有罪的异端者进行了恐怖的迫害;但是在非常残忍的意识形态争论中,由于哪一方可能被清算并不确定——这也给知识阶层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片面性和夸大性的影响下,导致的结果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十分丰富,继续给苏联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骚动与动力。”[4]在各种派别的斗争中,时而这一派别占据上风,时而那一派别占据上风,使得知识分子无法摸清政治走向,而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文学与艺术的创作。
二、苏联文学艺术的艰难前行(1937～1945年)
1937—1938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阶段,它彻底改变了苏联文学和艺术的景象。国家全面控制了文艺界。伯林认为,大清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一位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圣巴托洛缪的前夜一样——这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部忘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完全遵从官方的要求,成为了官方的宣传工具,作家和艺术家对官方的委曲求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文艺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再次改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服务于卫国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以战争、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创造性的作品。伯林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是不同于那些专为宣传而作的官方作家的,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最好的战争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丰富的爱国情绪,但是这些艺术作品太具有艺术性而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具有直接宣传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因其宣传力度不够而受到党内的官方作家的轻度的反对。”[5]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而没有完全受国家政策的导向,成为国家宣传的工具。这一点正是伯林所认可与称赞的。在伯林看来,文艺的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
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国家立刻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一切手段都被利用来宣传苏联经济和文化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天才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突出成就。М·А·肖洛霍夫在1954年12月的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苦涩地说道:“一股毫无色彩的间接文学的黯淡潮流成了我们的灾难,这股潮流在最近这些年间自杂志上涌出,充斥着图书市场。”[6]
当时对文学艺术著作的翻译是非常流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举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相比独立创作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翻译“作为一种逃离政治危险的工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对翻译的重视还在于目前不断强调重视苏联边远地区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那些流行语种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语的译著,受到了政治上的奖赏。”作家们告诉伯林说:“列宁格勒没有受到这种歪风的侵袭,而这在莫斯科已经成风。对他们而言,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改变成乌兹别克或者阿塞拜疆式的诗歌的形式。”[7]36伯林所注重的仍然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性。
三、苏联文学艺术的“解冻”(1956年)
对于苏联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伯林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认“解冻”思潮的确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给苏联的文艺发展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机。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变化并非本质上的,而只是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是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他在1956年苏联之行时,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伯林访问了苏联文学历史的主要机构普希金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耶夫教授,“阿列克谢耶夫教授说一切要比斯大林时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时代永远的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仍然受到压制,因为政府很明显的偏好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但这同1940-1953年相比较来说,已经是天堂了。……我问到,他是否认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他凝视了一会,看着另外一张桌子,说他不知道。气氛变得有点冷,不久我就离开了。”[8]
1956年是苏联“解冻”刚刚开始的阶段,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一进程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毕竟他们都是经历过斯大林黑暗统治的人,高压专制的阴影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伯林认为,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之后的一个缓冲期。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出版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苏联文学和艺术,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状况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压制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陷入了低潮,还因为苏联文艺在种种的限制与压制之下,艺术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伯林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而不存在其他的目的,但并不是说艺术和艺术家就不负任何责任,艺术应该关注道德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关注并非使其成为它们的工具。那么,在苏联文学艺术的目的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伯林指出,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学艺术成了一种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而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伯林的这种艺术观在他认识苏联文学艺术的过程中是贯彻始终的。苏联文艺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文学和艺术创作失去了自主性,由此导致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僵化与停滞。
参考文献:
[1]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M].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3][4][5][7][8]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6]М·Р·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彭巍)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苏联;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I10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94-02
以赛亚·伯林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中一位独特的思想家,其思想根基扎根于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直观认识中,其一生经历也就是他的思想之路。伯林曾先后三次到达苏联,亲眼目睹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是在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45年9月,伯林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飞抵莫斯科。到达苏联之后,他对当时苏联的文艺状况产生了极大兴趣,会见了当时一些有名的苏联作家,其中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伯林传》中写道,“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1]1956年,伯林偕同其新婚妻子艾琳再次造访莫斯科。1988年,年近80岁高龄的伯林故地重游,最后一次穿过列宁格勒雨中的街道,经过喷泉屋和阿赫玛托娃的公寓。伯林前两次访苏都留下了很多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和苏联作家的谈话录,记录了当时苏联文学艺术的状况及当时苏联作家的生活状况,而最后一次访问主要是一种“道别式”的访问,笔者未发现他留下任何关于此次访问的纪录。
伯林对传统俄国的文学及艺术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与艺术。他在看待苏联时期的文艺时,必然与传统俄国的文艺作比较。在他看来,苏联时期的文艺整体上是退步的,或者是停滞不前的,苏联时期能为人称道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传统俄国时期的遗留,或者是其传统的延续,而鲜有创新的东西出现。当然,伯林对苏联文学和艺术状况并非一概否定。他认为,在1937年之前,苏联文学艺术虽然已经呈现出了僵化的趋势,但由于种种的因素仍然在缓慢的发展,但是在1937年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苏联的文学艺术陷入了完全停滞。50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当政,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解冻”思潮成了当时主流思想。
一、苏联文学艺术的缓慢发展(1917～1937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文学与艺术,是以相对于普希金时期的“黄金时代”的“白银时代”而著称于世的,它是整个俄罗斯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页。伯林对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认可的,“达到了自古典时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后的最高峰。”十月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给文学和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主题与素材;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革命而产生的激进主义、左倾思想对文艺的负面作用,因此开始了从俄罗斯文学艺术向苏联文学艺术的转型过程。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抑制俄罗斯文艺的持续发展。十月革命给俄罗斯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他并非把这种负面作用归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归因于国家层面的政府压制,或者说他认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是国家政权压制的结果。他指出,“严格的检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和观念,除了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之外,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励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艺术形式,如关于恋爱、神话和侦探故事,还有各样的小说和拙劣的文学作品),机械地把大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2]伯林认为,苏联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行的原因在于:革命刚刚胜利,国家对政权的控制还较为宽松,各种派别活跃促进了文艺的持续发展。
伯林把1928年至1937年这一阶段苏联文艺的发展看作是逐步停滞、僵化的过程。他把1928年对联共(布)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的清算作为苏联新的正统思想建立的标志,从这一刻起,国家开始控制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所有领域。但同时伯林认为,苏联的文艺仍在缓慢的发展,一些优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创作,表达着一种自由的气息,虽然这种气息是非常微弱的。天才的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地发挥了他们的独创性,在不打破正统观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处罚和判刑的条件下,传达非正统的观念”。[3]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认为是当时政治局面混乱而导致的结果,“政治迫害发生了,所有的异端,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陆续被‘揭露’出来,并对这些有罪的异端者进行了恐怖的迫害;但是在非常残忍的意识形态争论中,由于哪一方可能被清算并不确定——这也给知识阶层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片面性和夸大性的影响下,导致的结果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十分丰富,继续给苏联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了骚动与动力。”[4]在各种派别的斗争中,时而这一派别占据上风,时而那一派别占据上风,使得知识分子无法摸清政治走向,而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文学与艺术的创作。
二、苏联文学艺术的艰难前行(1937～1945年)
1937—1938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阶段,它彻底改变了苏联文学和艺术的景象。国家全面控制了文艺界。伯林认为,大清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一位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圣巴托洛缪的前夜一样——这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部忘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完全遵从官方的要求,成为了官方的宣传工具,作家和艺术家对官方的委曲求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文艺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再次改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服务于卫国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以战争、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创造性的作品。伯林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是不同于那些专为宣传而作的官方作家的,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最好的战争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丰富的爱国情绪,但是这些艺术作品太具有艺术性而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具有直接宣传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因其宣传力度不够而受到党内的官方作家的轻度的反对。”[5]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而没有完全受国家政策的导向,成为国家宣传的工具。这一点正是伯林所认可与称赞的。在伯林看来,文艺的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
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国家立刻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一切手段都被利用来宣传苏联经济和文化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天才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突出成就。М·А·肖洛霍夫在1954年12月的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苦涩地说道:“一股毫无色彩的间接文学的黯淡潮流成了我们的灾难,这股潮流在最近这些年间自杂志上涌出,充斥着图书市场。”[6]
当时对文学艺术著作的翻译是非常流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举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相比独立创作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翻译“作为一种逃离政治危险的工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对翻译的重视还在于目前不断强调重视苏联边远地区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那些流行语种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语的译著,受到了政治上的奖赏。”作家们告诉伯林说:“列宁格勒没有受到这种歪风的侵袭,而这在莫斯科已经成风。对他们而言,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改变成乌兹别克或者阿塞拜疆式的诗歌的形式。”[7]36伯林所注重的仍然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性。
三、苏联文学艺术的“解冻”(1956年)
对于苏联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伯林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认“解冻”思潮的确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给苏联的文艺发展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机。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变化并非本质上的,而只是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是政治统治方式上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他在1956年苏联之行时,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伯林访问了苏联文学历史的主要机构普希金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耶夫教授,“阿列克谢耶夫教授说一切要比斯大林时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时代永远的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仍然受到压制,因为政府很明显的偏好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但这同1940-1953年相比较来说,已经是天堂了。……我问到,他是否认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他凝视了一会,看着另外一张桌子,说他不知道。气氛变得有点冷,不久我就离开了。”[8]
1956年是苏联“解冻”刚刚开始的阶段,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一进程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毕竟他们都是经历过斯大林黑暗统治的人,高压专制的阴影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伯林认为,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之后的一个缓冲期。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出版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苏联文学和艺术,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状况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压制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陷入了低潮,还因为苏联文艺在种种的限制与压制之下,艺术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伯林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而不存在其他的目的,但并不是说艺术和艺术家就不负任何责任,艺术应该关注道德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关注并非使其成为它们的工具。那么,在苏联文学艺术的目的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伯林指出,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学艺术成了一种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而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伯林的这种艺术观在他认识苏联文学艺术的过程中是贯彻始终的。苏联文艺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文学和艺术创作失去了自主性,由此导致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僵化与停滞。
参考文献:
[1]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M].罗妍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3][4][5][7][8]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6]М·Р·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