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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018 — 03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治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着哪些挑战？新兴国家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显然，全球治理的发展不仅面临着诸多挑战，同时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主张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鉴于此，要想深入理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境况，进而明确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无疑需要对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
近年来，世界陷入新一轮的失序，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无法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矛盾冲突。当前全球治理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引发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即一些西方大国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意愿与能力的丧失，进一步使诸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难以解决并陷入困境，全球治理规则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衍生于二战后的权力结构，即“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及其发展。一般认为，西方大国是当代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西方大国通过核心地位获取垄断性权力，建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使得全球治理参与中的普通行为体，即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地区安全冲突不断、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等全球性问题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碎片化加劇引发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危机更凸显了以西方大国为核心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时代挑战。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全球的大事件，在其过程中，伴随着西方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大国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但仍未获得与其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主体地位，导致全球治理的发展未跟上权力结构的现实变化。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日益提高，并旨在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然而，西方大国认为自身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难度上升了，进而支持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性正日益下降。〔2〕主观上的积极性降低，客观上的自顾不暇，都使一些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不断丧失。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法庭等一系列国际多边机制与《巴黎协定》等国际协定。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国协商，大国退出行为不仅使全球秩序赖以维系的契约精神遭到破坏，更加重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造成全球治理赤字扩大。〔3〕通过大国协商促成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治理效能不断降低，甚至出现治理主体缺位。
全球性问题具有威胁涉及面广、破坏力极强与解决难度极大等特征，涉及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与全球卫生治理等诸多领域。面对西方大国的意愿缺失与能力不足，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上文谈到，权力结构变化导致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大为下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足？
主权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其是否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4〕近年来，从特朗普执政乱象到英国脱欧困境，再到法国等国内的各种抗议运动，都反应出西方大国的国家治理出现了非个案性、制度性的问题。正如王义桅教授所指出的，个别西方大国的这种具有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治理困境，进一步使其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的后果更是使其制度愈发的失灵与衰败。〔5〕西方大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外溢”效应，为全球治理的发展制造了大量不确定性，更是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向着有益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面对自身治理问题，某些国家不是通过改革解决问题，而是采用转嫁危机的方式，试图将矛盾向外部国家转移，逆全球化现象犹如“幽灵”一般，频频对全球治理提出挑战。
大变局下，大国退出行为造成治理主体缺位，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等诸多挑战表明，全球治理规则已严重落后于时代需求，并无益于全球治理的发展，更无法有效维护全球治理的秩序。如何通过以关系理性为逻辑起点的非西方式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规则，其中不适应时代发展和不符合各国共同愿望的部分，并对以个体理性为逻辑起点的西方式全球治理规则进行有益的补充与调整成为问题的关键。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缺乏某种在全球范围内的合法性，不符合世界各国共同愿望的全球治理规则难以引导全球各国并产生有效的全球治理，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难以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内聚力，集体行动困境凸显，全球治理规则亟需现代化，一个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更能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和愿望的全球治理规则呼之欲出。从历史经验看，规则建设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为了应对尚无经验可循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往往需要不断探索并长时间的积累实践经验，最终形成科学认识。但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往往步调不一致，因而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的困难并不在其本身，而是由于持有不同价值判断的各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存在差异化理解。
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权力结构变化引发的大国退出使新兴国家有望跻身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难以解决的多领域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兴国家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互动的舞台，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的全球治理规则有助于新兴国家在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非西方国家很难在各领域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全球治理本质上应是世界各国治理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行动”，当前全球治理规则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也正在于此。权力结构的变化要求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国退出行为使新兴国家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便在于新兴国家如何跻身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显而易见，未来的全球治理仍离不开西方大国所发挥的核心主体作用，其中更需要新兴国家与西方大国以协调的方式达成责任公担、收益共享，并充分关注合作过程中治理主体的互利性。
国家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根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的效果好坏直接决定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强弱。“将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与全球治理目的任务相协调并相互促进，这是每个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互动中都面临的时代课题。”〔6〕面对当前不断增多且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因其制度的衰败与失灵，已经无法为全球治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均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并在参与中达成国家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陷入困境的现状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现实的问题是新兴国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的互动中，有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在有效互动中的相互促进。
新兴国家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无疑需要积极倡导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使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国家处于一个没有更高权威、没有全球政府的世界里。”〔7〕这意味着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必须是非武力或基于同意的，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日趋多极化，以个体理性为逻辑起点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陷入困境，纯西式的全球治理规则落后于时代需要。面对全球化进程，以关系理性补充个体理性，是新兴国家贡献全球治理价值理念的逻辑起点，成为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并实现全球愿景的努力方向。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在大变局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是中国需要世界，更是世界需要中国的结果。中国能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转危为机，主要在于能否处理好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及在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问题。
显然，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问题，要落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上，而在这其中，又必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一个关系、一个理念，是对非此即彼的思维的超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跨越。面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一些国家怀有戒心、造谣中伤，甚至认为中国旨在争强图霸。所以，任何中国方案都应该是改良性的，而非革命性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以关系理性补充个体理性，在维护新兴国家应得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使西方国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助力。
国家与全球治理是相互促进的，只有实现善治或良治的国家，才有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国家与全球治理在原则上是相通的，都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国家治理层面表现为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考量，在全球治理层面表现为是否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与愿望的标准。如果不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些国家尽管在物质层面实现了现代化，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对全球治理造成巨大的负面溢出效应。中国继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为自身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治理基础，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在有效互动中相互促进。
西方的个体理性以符合其文化传统的方式塑造着全球治理规则，这便是“格劳秀斯困境”的根源。中国需要为当代全球治理规则滞后现状提供应有的中国智慧，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愿景”。中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其过程中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在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超越了个体理性对自身利益盲目追求的局限性，更多着眼于全球未来，有利于中国在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中，便于催生集体身份、共享利益与合法性认同。
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着大国退出、难以解决的诸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以及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的全球治理规则等挑战，但也为新兴国家群体性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诸多历史性机遇。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必须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来积极谋求更多的时代前景。抓住机遇，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作用，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使全球治理的发展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这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国实现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2〕任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J〕.当代世界，2020，（03）：60-65.
〔3〕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J〕.国际政治科学，2019，（01）：84-115.
〔4〕刘建飞.世界政治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作为〔J〕.探索与争鸣，2019，（09）：140-148+199.
〔5〕王义桅，张鹏飞.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7-14.
〔6〕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6，（06）：36-46.
〔7〕WHITMAN J.The fundamentals of global governance〔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79.
〔责任编辑：侯庆海〕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018 — 03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治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着哪些挑战？新兴国家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显然，全球治理的发展不仅面临着诸多挑战，同时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主张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鉴于此，要想深入理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境况，进而明确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无疑需要对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
一、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世界陷入新一轮的失序，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无法有效应对不断涌现的矛盾冲突。当前全球治理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引发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即一些西方大国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意愿与能力的丧失，进一步使诸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难以解决并陷入困境，全球治理规则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
（一）权力结构变化引发大国退出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衍生于二战后的权力结构，即“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及其发展。一般认为，西方大国是当代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西方大国通过核心地位获取垄断性权力，建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使得全球治理参与中的普通行为体，即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应有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地区安全冲突不断、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等全球性问题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碎片化加劇引发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危机更凸显了以西方大国为核心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时代挑战。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全球的大事件，在其过程中，伴随着西方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大国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但仍未获得与其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主体地位，导致全球治理的发展未跟上权力结构的现实变化。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日益提高，并旨在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然而，西方大国认为自身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难度上升了，进而支持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积极性正日益下降。〔2〕主观上的积极性降低，客观上的自顾不暇，都使一些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不断丧失。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法庭等一系列国际多边机制与《巴黎协定》等国际协定。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国协商，大国退出行为不仅使全球秩序赖以维系的契约精神遭到破坏，更加重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造成全球治理赤字扩大。〔3〕通过大国协商促成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治理效能不断降低，甚至出现治理主体缺位。
（二）诸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陷入困境
全球性问题具有威胁涉及面广、破坏力极强与解决难度极大等特征，涉及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与全球卫生治理等诸多领域。面对西方大国的意愿缺失与能力不足，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上文谈到，权力结构变化导致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大为下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足？
主权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其是否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4〕近年来，从特朗普执政乱象到英国脱欧困境，再到法国等国内的各种抗议运动，都反应出西方大国的国家治理出现了非个案性、制度性的问题。正如王义桅教授所指出的，个别西方大国的这种具有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治理困境，进一步使其制度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的后果更是使其制度愈发的失灵与衰败。〔5〕西方大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外溢”效应，为全球治理的发展制造了大量不确定性，更是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向着有益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面对自身治理问题，某些国家不是通过改革解决问题，而是采用转嫁危机的方式，试图将矛盾向外部国家转移，逆全球化现象犹如“幽灵”一般，频频对全球治理提出挑战。
（三）落后于时代需要的全球治理规则
大变局下，大国退出行为造成治理主体缺位，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等诸多挑战表明，全球治理规则已严重落后于时代需求，并无益于全球治理的发展，更无法有效维护全球治理的秩序。如何通过以关系理性为逻辑起点的非西方式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规则，其中不适应时代发展和不符合各国共同愿望的部分，并对以个体理性为逻辑起点的西方式全球治理规则进行有益的补充与调整成为问题的关键。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缺乏某种在全球范围内的合法性，不符合世界各国共同愿望的全球治理规则难以引导全球各国并产生有效的全球治理，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难以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内聚力，集体行动困境凸显，全球治理规则亟需现代化，一个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更能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和愿望的全球治理规则呼之欲出。从历史经验看，规则建设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为了应对尚无经验可循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往往需要不断探索并长时间的积累实践经验，最终形成科学认识。但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往往步调不一致，因而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的困难并不在其本身，而是由于持有不同价值判断的各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存在差异化理解。
二、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机遇
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权力结构变化引发的大国退出使新兴国家有望跻身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难以解决的多领域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兴国家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互动的舞台，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的全球治理规则有助于新兴国家在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新兴国家跻身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
长期以来，非西方国家很难在各领域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全球治理本质上应是世界各国治理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行动”，当前全球治理规则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也正在于此。权力结构的变化要求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国退出行为使新兴国家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便在于新兴国家如何跻身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显而易见，未来的全球治理仍离不开西方大国所发挥的核心主体作用，其中更需要新兴国家与西方大国以协调的方式达成责任公担、收益共享，并充分关注合作过程中治理主体的互利性。
（二）新兴国家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的相互促进
国家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根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的效果好坏直接决定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强弱。“将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与全球治理目的任务相协调并相互促进，这是每个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互动中都面临的时代课题。”〔6〕面对当前不断增多且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因其制度的衰败与失灵，已经无法为全球治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均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并在参与中达成国家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陷入困境的现状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现实的问题是新兴国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的互动中，有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在有效互动中的相互促进。
（三）新兴国家在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
新兴国家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无疑需要积极倡导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使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国家处于一个没有更高权威、没有全球政府的世界里。”〔7〕这意味着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必须是非武力或基于同意的，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日趋多极化，以个体理性为逻辑起点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陷入困境，纯西式的全球治理规则落后于时代需要。面对全球化进程，以关系理性补充个体理性，是新兴国家贡献全球治理价值理念的逻辑起点，成为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并实现全球愿景的努力方向。
三、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中国参与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在大变局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是中国需要世界，更是世界需要中国的结果。中国能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转危为机，主要在于能否处理好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及在倡导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问题。
显然，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问题，要落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上，而在这其中，又必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一个关系、一个理念，是对非此即彼的思维的超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跨越。面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一些国家怀有戒心、造谣中伤，甚至认为中国旨在争强图霸。所以，任何中国方案都应该是改良性的，而非革命性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以关系理性补充个体理性，在维护新兴国家应得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使西方国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助力。
国家与全球治理是相互促进的，只有实现善治或良治的国家，才有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国家与全球治理在原则上是相通的，都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国家治理层面表现为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考量，在全球治理层面表现为是否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与愿望的标准。如果不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些国家尽管在物质层面实现了现代化，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仍然任重道远，对全球治理造成巨大的负面溢出效应。中国继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为自身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治理基础，实现国家与全球治理在有效互动中相互促进。
西方的个体理性以符合其文化传统的方式塑造着全球治理规则，这便是“格劳秀斯困境”的根源。中国需要为当代全球治理规则滞后现状提供应有的中国智慧，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愿景”。中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其过程中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在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超越了个体理性对自身利益盲目追求的局限性，更多着眼于全球未来，有利于中国在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中，便于催生集体身份、共享利益与合法性认同。
四、结语
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着大国退出、难以解决的诸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以及严重落后于时代需要的全球治理规则等挑战，但也为新兴国家群体性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诸多历史性机遇。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必须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来积极谋求更多的时代前景。抓住机遇，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作用，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使全球治理的发展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这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国实现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2〕任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J〕.当代世界，2020，（03）：60-65.
〔3〕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J〕.国际政治科学，2019，（01）：84-115.
〔4〕刘建飞.世界政治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作为〔J〕.探索与争鸣，2019，（09）：140-148+199.
〔5〕王义桅，张鹏飞.论“中国之治”的内涵、特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7-14.
〔6〕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6，（06）：36-46.
〔7〕WHITMAN J.The fundamentals of global governance〔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79.
〔责任编辑：侯庆海〕